8月28日，深圳市住房與建設局局長張學凡公開演講透露，深圳住房供應要學習“新加坡模式”。
長期以來，民間存在兩種聲音：
一種認爲深圳樓市學習“香港模式”是成功的，深圳應加大商品房供應；
另一種認爲深圳樓市應學習“新加坡模式”，加大公共住房供應。
如今市住建局局長的講話，既是給深圳樓市未來的發展定調，也是給市民吃了一顆定心丸。
張學凡提出，“新加坡是深圳學習的榜樣，將來深圳市60%市民住在政府提供的租賃或出售的住房中。”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深圳學習新加坡模式，至少有兩大難題。
第一道難題是人口。據網絡資料，截止2019年6月，新加坡總人口大約是570萬，其中公民和永久居民403萬。而深圳呢，2019年深圳常住人口有1343.88萬，實際管理人口超過2200萬。
要解決2200萬人的住房問題，與解決570萬人的住房問題，難度差別太大了。
更難的是，深圳每年新增人口約50萬左右，這些人的住房如何解決，也需要考慮進去。
按照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樊綱的預測，到2030年，深圳的人口將突破3000萬。10年之內，深圳新增的人口就達到一個新加坡的人口，可想而知，要解決3000萬的住房問題，難度有多大。
第二道難題是土地。深圳缺地的問題，我們已經談了十幾年。究竟有多缺，我們來對比一下。
新加坡國土面積724.4平方公裏，人口570萬；深圳總面積1997.47平方千米，實際管理人口超過2200萬。
而且新加坡地勢平緩，地理最高點爲武吉知馬，高163米。深圳地勢東南高，西北低，最高山峰爲梧桐山，海拔943.7米。
所以新加坡土地的開發利用比深圳容易很多。
人口和土地，是深圳學習新加坡模式的最大難題。反過來思考，正是因爲深圳缺地，人口仍在大量流入，城市化率還將不斷提高，我們就更應該未雨綢缪，做好住房制度的長遠設計。
此次深圳提出學習“新加坡模式”，正是直面困難，迎難而上的抉擇。
深圳樓市發展的基調定了，但具體怎麽做呢？
在深圳2035住房規劃中，未來18年深圳將提供170萬套住房，將人才房、公租房、安居房和商品房的比例定爲2：2：2：4。相當于每年提供的公共住房大約爲6萬套，商品房不到4萬套。
與過去的供應量相比，是增加了不少。但如果不改變深圳人對房子的“信仰”、對樓市的“預期”，不改變房屋與公共服務捆綁的現狀，依然解決不了問題。
所以，要解決深圳人的安居問題，得從本質上入手。深圳人爲何愛買房？
一是因爲房子與公共服務捆綁，特別是孩子的學位；
二是房子的金融屬性，保值增值和融資貸款。
要轉變深圳人的住房觀念，實現“房住不炒”，就得讓住房回歸居住功能，盡快補齊教育短板，實現“租售同權”。
既然市住建局局長提出，將來深圳市60%市民要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共住房裏，那首先就要保障他們孩子“就近入學”、上公立學校的權利。
深圳是一座年輕人的城市，每年新出生人口高達20萬，全國第一。解決孩子上學的問題，是年輕父母心中的頭等大事，也是他們買房的重要理由。
如果租房就能上公立小學和初中，那有多少年輕人會迫不及待地沖入樓市，讓自己背負幾百萬的房貸呢？
此外，深圳人口還存在流動性大的問題。這些人可能在深圳幹幾年就回老家了，買房不是他們的必選項，政府提供低租金的公租房才是對他們最好的保障。
所以在政府的公共住房建設中，公租房應該占大頭。
據報道，深圳正在加大公共租賃住房供應，希望通過5年至8年的補短板（每年建設公共租賃住房10萬套），以此穩定房地産市場。
至于房子的金融屬性，則應交給商品房解決。
“新加坡模式”中，規定申請組屋5年內不允許出售，即使5年之後流入市場交易，還需當地政府部門審核批准，只能賣給有購買組屋資質的購房者。深圳的人才房和安居房是否也應該學習這一條。
畢竟，無論是安居房，還是人才房，都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住房。它應該與商品房加以區分，才符合“房住不炒”的精神。
落實“房住不炒”，實現“住有宜居”，這是深圳學習“新加坡模式”的目的，更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戰略要求，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