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座曆史文化名城，也是紅色文化“重鎮”。
它不僅是中國共産黨的孕育地，還是新中國建設的政治中心，親曆了馬克思主義傳播、五四運動、孕育建黨、偉大抗戰、新中國成立、社會主義建設以及改革開放等一系列重大曆史事件。
近日，北京市文物局公布了《北京市第一批革命文物名錄》，共有不可移動革命文物158處、可移動革命文物2111件/套。
其中的革命文物，主要是指見證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抵禦外來侵略、維護國家主權、捍衛民族獨立和爭取人民自由的英勇鬥爭，見證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光榮曆史，並經認定登記的實物遺存。
西城區地處北京核心地區，紅色文化資源不可小觑，這在此次《北京市第一批革命文物名錄》的數據中，也有體現。
《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動革命文物名錄》中西城區的6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不可移動革命文物中涉及了各個文保級別，其中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共有18處，西城區就占了6處；市級文保單位29處，西城占10處；區級文物保護單位52處，西城有1處；尚未核定公布爲文物保護單位的不可移動文物59處，西城有3處。其中國家級和市級文物保護單位，西城都在各區位列第一。
接下來，我們將分兩期來講一下此次名錄中西城區的6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看看它們都有何過人之處？
後海北沿的北京宋慶齡故居 曾是數位權臣府邸的花園
在這6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有2處位于什刹海地區，咱們先來看看體量稍大一點的北京宋慶齡故居（後海北沿46號）。
北京宋慶齡故居的正門
名字之中有“北京”二字，是因爲宋慶齡的故居並不只有北京一處。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作爲國家副主席的宋慶齡常年來往于北京、上海兩地。最初她在北京的寓所位于方巾巷，因地近鬧市口，環境十分嘈雜。黨和政府准備爲她新建住宅，她卻一再婉拒。
後來國務院安排她于1960年搬到什刹海西河沿，雖然環境改善了不少，但因房子潮濕，宋慶齡的關節炎經常發作。鑒于此，盡管國家仍處于三年困難時期，黨和中央依舊決定破例爲她在京新建一所住宅，但她依然婉言拒絕了。
1961年，黨和政府考慮到宋慶齡已是古稀之年，委托周恩來主持此事。周恩來最終選定了什刹海北岸的一座王府花園，並親自爲她精心設計改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兩層寓所。1963年4月，宋慶齡喬遷新居之時，還在這裏歡慶了她的七十大壽。
北京宋慶齡故居的主樓
這座故居坐落于什刹海北岸，占地面積兩萬多平方米，建築面積約5000平方米，整座故居雍容典雅、娴靜別致。門前碧波漣漪，堤岸楊柳輕揚，院內碧水回環，山石嶙峋，花木荟萃，樓堂亭榭，錯落其間。
其實，這座故居最初建于清康熙年間，是康熙朝宰輔之臣納蘭明珠府邸的西花園，他的長子納蘭性德是當時著名詞人，在此度過了一生。
所謂“家家爭唱《飲水詞》，納蘭心事幾人知？”納蘭性德一生雖只有短短的三十載，但其詩詞至今都享有盛譽，近代國學大家王國維都曾稱贊其：“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來，一人而已。”
《飲水詞》 納蘭性德著
值得一提的是，納蘭性德在這裏出生、長大、去世，他的許多精彩詩詞都是在這裏寫就的。比如《夜合花》中有“階前雙夜合，枝葉敷華榮”的詩句，其中的兩株夜合花爲納蘭性德親手所植，如今依然在故居花園內，已有300多年的曆史了。
明開夜合樹，位于宋慶齡故居南樓附近，樹旁有標牌，上書：”本名衛矛，初夏開小白花，晝開夜閉。爲康熙年間大學士明珠之子、著名詞人納蘭性德手植。”圖源@孟氏老樹
後來，這裏又依次成爲和珅、成親王永瑆、醇親王奕缳、載沣的府邸，這些人在清中晚期都是煊赫一時的權臣。
有意思的是，如今的北京宋慶齡故居，在95年前的1925年，宋慶齡的先生孫中山曾來府拜訪府主人醇親王載沣。
此次會晤可謂是賓主盡歡，孫中山認爲，對載沣在辛亥革命中辭去攝政王，在皇帝“遜位”後不參加複辟活動，都是頗有政治遠見的行爲，十分可貴。
陳宜明 《孫文會見載沣（局部）》 1995
會晤之余，孫中山還送給載沣一張親筆題字的照片。在分手之時，兩人本約好下一次載沣回訪孫中山。但不幸的是，一個多月以後，傳來了孫中山逝世的消息。
1950年，載沣在深思熟慮之後，終于將王府出售，接手的是“國立高級工業學校”，價錢爲90萬斤小米。這些錢款拿出一半給八個子女平分，留下一半給自己另購住房。次年，載沣因多年老病感上風寒，病故。
1963年，宋慶齡搬到了這裏，1981年5月29日，在此逝世。期間，她在此工作生活了18個春秋。在她逝世的同年10月，此處被國家命名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宋慶齡同志故居”, 並對這裏進行了全面修整，翌年5月29日起對外開放。
其中，故居保留和恢複了宋慶齡生前工作、生活原貌，以其原狀進行陳列，在全國範圍內收集文物、資料，籌辦了“宋慶齡同志生平展”。
宋慶齡生平展
這位傳奇女性，出身書香世家，15歲赴美求學，16歲考入當時全球第一所女子學院威斯裏安女子學院，1913年畢業後回國，並于次年擔任孫中山秘書。1915年，兩人在日本完婚，自此，孫中山不僅僅是她的導師和同志，也是她親密的愛侶。
孫中山和宋慶齡合照
1925年，孫中山在北京病逝後，宋慶齡秉持著堅強的意志，以柔弱之軀堅持和維護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致力于喚起民衆，保障民權，爭取民主，反對侵略。
在五卅運動中，她發表講話支持工人運動，立場鮮明地道出“吾國武力、外交，皆不可恃，所可恃者，惟公道與民意耳。……中國當局之政府，就其曆史與近事及能力視之，皆不可靠。……惟有人民團結自救而已。”而後創辦《民族日報》宣傳反帝思想，發起組織“五卅事件失業工人救濟會”，開展募捐援助失業工人的活動。
在北伐戰爭中，她堅決支持工農群衆的革命鬥爭，參加群衆大會，宣傳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創立政治訓練班，培養婦女幹部，並親自擔任班主任；與摯友何香凝一起組織紅十字會，發動慰問傷兵運動和策劃戰時救濟工作……這些工作都極大地支持和配合了北伐戰爭。
在抗日戰爭中，宋慶齡在香港發起組織“保衛中國同盟”，向世界宣傳艱苦卓絕的中國抗戰，宣傳共産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的英勇鬥爭。
宋慶齡與保衛中國同盟中央委員合影
此外，她作爲世界反法西斯委員會主要負責人，曾向全世界發言：“幫助中國，就是幫助他們自己。”在抗日根據地建立起國際和平醫院的醫療網，向全世界募集醫療器械、藥品、現款及其他救援物資，爲戰時醫藥救濟和兒童福利工作做出了巨大貢獻。
1944年，宋慶齡曾出面請美軍司令史迪威幫忙，將1939年新加坡華僑捐助的一台X光機以及一些醫藥物資一起運往延安。這是解放區的第一台X光機，救治了許多抗日戰士和將領，直到八十年代初，仍能使用，而且性能良好。1982年，由西安第四軍醫大學作爲文物捐獻給宋慶齡故居。
北京宋慶齡故居的X光機
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宋慶齡英勇不屈，始終和中國人民、中國共産黨站在一起，爲祖國統一，爲婦女兒童的福利事業殚精竭力，鞠躬盡瘁，受到無數人的敬仰和愛戴。而位于北京的宋慶齡故居，自1982年對外開放以來，每年接待20余萬人次，是研究宋慶齡生平和思想的權威機構。
如今，正值中國共産黨建黨100周年，趁春光正好，不妨去什刹海北岸的宋慶齡故居逛逛，不僅能感受昔日王府花園的建築之美，更能詳細了解一下這位偉大女性的傳奇一生。
北京宋慶齡故居的西府海棠
前海西沿的郭沫若故居 原是恭王府的馬號
繞過後海，來到前海西沿，18號爲郭沫若故居。有意思的是，在郭沫若搬進這裏之前，上一任主人就是宋慶齡。
郭沫若故居正門
郭沫若故居占地7250平方米，是一座庭院式的兩進四合院，東臨什刹海，南望北海公園靜心齋，還挨著大名鼎鼎的什刹海體校，地理位置可以說十分優越了。
在清代，這裏曾是和珅的花園，後成爲恭王府的草料場和馬廄。民國年間，恭親王的後代把王府和花園賣給了輔仁大學，後輔仁大學又把此處賣給了同仁堂的支脈——達仁堂。達仁堂的創辦人樂達仁將這裏修建成了一座中西合璧的庭院。
新中國成立後，這裏成爲蒙古駐華大使館。1960年，宋慶齡在此居住了3年。1963年11月郭沫若由北京西四大院5號遷入，此後直到1978年6月病故，在這裏度過了他最後的15年。
如今的郭沫若故居
說起郭沫若，不可謂不傳奇。看他的名頭，就可見一斑：文學家、詩人、劇作家、考古學家、思想家、古文字學家、曆史學家、書法家、革命家、社會活動家。
郭沫若博古通今，學貫中西，著譯等身，更難能可貴的是，在他所涉獵的領域中，都頗有建樹。
周恩來曾將他與魯迅並稱——“魯迅如果是將沒有路的路開辟出來的先鋒，郭沫若便是帶著大家一道前進的向導。”
郭沫若原名郭開貞，號尚武，“沫若”是他在1919年發表新詩時取的筆名。之所以取這個筆名，是因爲他出生于四川樂山的沙灣鎮，那裏正是沫水（大渡河）和若水（雅砻江）的交彙地。
郭沫若
郭沫若在1914年赴日本留學，考的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醫科。和魯迅先生相似，郭沫若後來也選擇了棄醫從文，且都在新文化運動中大放異彩。
如果說魯迅的《呐喊》《彷徨》等小說在古老的封建主義體制上撕開了一道口子，是現代小說開端與成熟的標志；那麽郭沫若的《女神》則是雄壯激越的戰鬥號角，是新文化史上影響最大、成就最高的新詩集，而郭沫若也因此被稱爲“時代的肖子”。
在寫詩的同時，郭沫若與成仿吾、郁達夫等人一起成立了文學社團創造社，先後創辦了《創造》季刊、《創造周報》、《創造日》、《創造月刊》等文學刊物。
創造社的4位成員，後排中間爲郭沫若。
1924年，郭沫若在翻譯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的過程中，逐漸接觸並學習到了馬克思主義，成爲“馬克思主義的信徒”，積極投身于革命運動之中。1926年回國後不久，他毅然投筆從戎，參加了北伐戰爭。
據了解，北伐途中，作爲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科長兼行營秘書長，郭沫若一直保持著旺盛的精力。行軍途中他經常跑步前行，總會提前到達站口，爲大家尋找宿營地點，有時還會爲大家燒菜做飯。
1926年10月，北伐軍攻克武昌，人民的革命熱情可謂排山倒海，郭沫若也因突出的表現被提拔爲政治部副主任，爲主任鄧演達所倚重，並因此在黃埔軍校武漢軍校擔任了政治教官一職。
可惜好景不長，蔣介石的篡奪革命成果的野心逐漸暴露。郭沫若不顧前程與安危，寫下了討蔣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曆數蔣介石叛變革命的種種罪惡行徑。
這篇檄文如同一聲驚雷，很快傳遍了全國各地，驚恐的蔣介石當即下令通緝郭沫若。郭沫若隨即參加南昌起義，途中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大革命失敗後，1928年2月，郭沫若被迫流亡日本，這一呆，就是10年。
10年間，郭沫若始終關注著中國革命的進程和命運，並且積極從事學術研究。他創造性地以唯物主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爲指導思想，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甲骨文、金文，並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甲骨文字研究》、《兩周金文辭大系》等10余部著作，在曆史學、古文字學領域中開荒拓土，以一己之力，開創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曆史學派。
郭沫若所著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甲骨文字研究》《兩周金文辭大系》。
抗日戰爭爆發後，郭沫若別婦抛雛，毅然歸國，投身于全民抗戰的洪流之中。他先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後主持文化工作委員會，從事抗戰文化的組織領導和宣傳工作，同時繼續他在曆史學領域的研究。
期間，郭沫若陸續創作了《棠棣之花》、《屈原》等一系列曆史劇，有力地抨擊了社會現實中的黑暗勢力，而這也成爲了他繼《女神》之後，在文學創作領域的另一個高峰。
毛澤東曾在給郭沫若的致電文稿中寫道：“你的史論、史劇有大益于中國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決不會白費的，希望繼續努力。”
1956年，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上演曆史劇《虎符》時，郭沫若同主要創作人員一起交談。
1949年7月，新中國成立前夕，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郭沫若被推選爲大會總主席，並做了題爲《爲建設新中國的人民文藝而奮鬥》的總報告。同年7月23日，郭沫若成爲中國首任文聯主席。
新中國成立後，郭沫若曆任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科學院院長等職務，長期擔負著國家事務、科學文化教育和國際交往方面的領導工作。
1957年，郭沫若率中國代表團出席在埃及開羅舉行的亞非團結大會，會後在金字塔前留影。
與此同時，他仍筆耕不辍，不僅創作了大量詩歌、曆史劇，在史學研究方面仍有許多建樹。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病逝于北京。1988年郭沫若故居正式對外開放。2000年5月，郭沫若紀念館經過一年的維修重新開館，各展室陳列品做了大幅調整，更加方便遊人從不同角度了解這位20世紀文化名人的的一生。
郭沫若故居中的郭沫若青銅坐像
縱觀郭沫若的一生，從清朝末年到改革開放前夕，不可謂不漫長曲折，而這恰恰也是我國知識分子將自我融進時代而最終確認了自身價值並實現其曆史使命的縮影。
郭沫若並非完人，但他卻一直和國家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始終站在時代前列，這是難能可貴的。
“百花齊放百鳥鳴，貴在推陳善出新。看罷牡丹看秋菊，四時佳氣永如春。”郭沫若的這首詩一直留在如今的郭沫若故居裏。
郭沫若在北京故居內，院內花團錦簇。
如今春光正好，想必院內滿園都是關不住的春色吧。
關于北京宋慶齡故居和郭沫若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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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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