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愛新覺羅氏，名玄烨（滿語：ᡥᡳᠣᠸᠠᠨᠶᡝᡳ，穆麟德：Hiowan Yei，太清：Hiuwan Yei），汗號“恩赫阿木古朗汗”（蒙古語：Энх Амгалан хаан），年号“康熙”。

康熙帝乃順治帝第三子，順治十一年農曆甲午年三月十八巳時生于北京紫禁城景仁宮，母親爲孝康章皇後佟佳氏。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崩于北京暢春園清溪書屋，終年68歲。死後，得聖祖廟號、“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功德大成仁皇帝”谥號，通稱“聖祖仁皇帝”（滿語：ᡧᡝᠩᡯᡠᡤᠣᠰᡳᠨᡥᡡᠸᠠᠩᡩᡳ，穆麟德：šengdzu gosin hūwangdi，太清：xengzu gosin hvwangdi），葬于景陵。

康熙帝在位時間（1661年2月5日至1722年12月20日）合計六十一年零十個月，是清朝自入關以來的第二位皇帝，也是中國曆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康熙帝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捍衛者，奠定了清朝興盛的根基，開創出康雍乾盛世的大局面，有學者尊之爲“千古一帝”。

玄烨8歲登基，14歲親政。執政初期，國內國際形勢非常嚴峻。面對嚴峻局勢，他堅持大規模用兵，以實現國土完整和統一。康熙帝少年時就挫敗了權臣鳌拜，完全奪回朝廷大權，開始真正親政的階段。成年後康熙帝坐鎮北京取得了對三藩、沙俄的戰爭勝利；消滅在台灣的明鄭政權；三征噶爾丹，並取得勝利；創立“多倫會盟”取代戰爭，聯絡蒙古各部；意圖以條約確保清朝政府在黑龍江的領土控制。 在政治上加強中央集權；經濟上注意休養生息，發展經濟，籠絡漢族士人。康熙帝標榜仁政，但是到了晚年倦勤，出現吏治敗壞的現象。另外，衆位皇子因爲廢太子事件而爭奪皇位（九子奪嫡，後四子繼位爲雍正帝），對康熙帝晚年政治産生了不良影響。

生平

青年康熙帝朝服像（局部）

玄烨是順治帝福臨的第三子，母孝康章皇後佟佳氏爲庶妃，順治帝生前沒有冊立太子。順治十八年正月初六（1661年2月4日） [注1] ，順治帝早逝，時年僅二十四歲。

順治帝接受湯若望的建議，因玄烨出過天花具有免疫力而把他選爲繼承人，以遺诏的形式冊立玄烨爲皇太子。順治十八年正月玄烨繼位時只有八歲，次年正月（1662年2月）改元康熙。遺诏同時指派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輔政。

康熙六年（1667年）六月，首輔索尼病故。七月初七，十四歲的康熙帝正式親政，在太和殿受賀，赦天下。但親政僅十天後，鳌拜即擅殺同爲輔政大臣的蘇克薩哈，數天後與遏必隆一起進位一等公，實際政局並不受康熙帝直接掌控。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時常召集小內監 [4] 在宮中作“布庫”之戲，不過在五月十六日（6月14日）鳌拜進見時，突然下令以大不敬之罪， [5] ，命少年們將其逮捕。大臣商議鳌拜大罪三十條，請求將他滅族，康熙帝念鳌拜曾救過祖父皇太極的功勞 [6] ，赦其死罪，改爲拘禁，但誅殺了鳌拜的很多弟侄親隨及黨羽。僅存的另一輔政大臣遏必隆因爲長期勾結鳌拜，被削去太師、一等公。康熙帝由此完全奪回朝廷大權，開始真正親政的階段。

執政

1673年，因爲康熙帝決定削藩，導致平西王吳三桂起兵反抗清朝政府，其他二藩相繼響應，三藩之亂最終在1681年被完全撲滅，國家遭受了較大的損失，在四川、雲南以及江西等地有不少人被殺害 [7] [9] 。康熙采納了安溪大學士李光地的意見，授明鄭降將施琅爲福建水師提督，在1683年出兵攻打台灣。

40歲的康熙

1690年至1697年多次擊敗准噶爾和噶爾丹，史稱三征噶爾丹。在雅克薩戰役，康熙派遣黑龍江將軍薩布素成功驅逐沙俄對黑龍江流域的侵略，收複了雅克薩城（現俄羅斯聯邦斯科沃羅丁諾）和尼布楚城（現俄羅斯聯邦涅爾琴斯克）。他在京師東北的熱河營建了避暑山莊，將其作爲蒙古、西藏、哈薩克等部王公貴族觐見的場所，爲清朝大肆的修建皇家園林開辟了先河。

康熙親政不久後，便宣布停止圈地，放寬墾荒地的免稅年限。他還著手整頓吏治，恢複了京察、大計等考核制度。爲了防止被臣下蒙蔽欺騙，康熙還親自出京巡視，了解民情吏治。其中最著名的是六次南巡，此外還有三次東巡、一次西巡，以及數百次巡查京畿和蒙古，此舉極大的促進了康熙對民情的了解，他還親自巡視黃河河道，督察河工，並下令整修永定河河道。

1699年康熙帝讀書像（45歲）

康熙崇尚儒學，尤其是程朱理學。他曾多次舉辦博學鴻儒科，創建了南書房制度，並親臨曲阜拜谒孔廟。康熙還組織編輯與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曆象考成》、《數理精蘊》、《康熙永年曆法》、《康熙皇輿全覽圖》等圖書、曆法和地圖。

康熙對于宗教基本上是寬容的，不僅僅是漢傳佛教，或者滿洲的藏傳佛教、薩滿教信仰，還褒封道教白雲觀方丈王常月，並皈依于門下。他甚至也時常聽天主教傳教士講道，直到他發現羅馬教廷試圖幹預中國政治，並且皇子信仰基督後以此作爲爭權奪利的工具，遂開始有所抵制天主教，即中國禮儀之爭。其實康熙對西方文化也十分感興趣，向來華傳教士學習代數、幾何、天文、醫學等方面的知識，並頗有著述。

康熙帝爲了箝制反清複明的活動而致力于打敗明鄭王朝。拿下台灣之後，康熙開放了海禁，並設立了四個通商口岸，後來此政策持續了整個清朝曆史。康熙也利用戴南山（戴名世）的南山案文字獄事件，株連甚多，來抑制漢族士大夫的反叛思想，甚至桐城派文家方苞都差點遭斬首。

康熙是清朝曆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後代的乾隆帝因崇敬康熙而刻意禅讓）。康熙坐鎮北京取得了對三藩、沙俄的戰爭勝利，消滅在台灣的明鄭政權，另一方面，康熙少年時就挫敗了政治對手鳌拜。康熙創立“多倫會盟”取代戰爭，聯絡蒙古各部；意圖以條約確保清朝政府在黑龍江的領土控制 。

晚年

康熙帝朝服全身像（中年）

康熙標榜仁政，對官吏盡量以寬松待之，晚年倦勤，導致出現官場貪汙，吏治敗壞的現象。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禦史參劾戶部堂官希福納等侵貪戶部內倉銀六十四萬余兩，牽連的官吏多達一百一十二人。康熙說“朕反複思之，終夜不寐，若將伊等審問，獲罪之人甚多矣” [11] 。最後只把希福納革職，其余官吏則勒限賠款。康熙末年社會矛盾日趨激化，有江蘇無錫縣人劉三因縣令李牧殘酷成性，聚數百人于山中反抗，後被捕 [12] 。

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出現各地豐收，無災可免的情況。康熙在晚年亦繼續減免天下賦稅，蠲免全國各地省份的錢糧，免除多處地區的欠賦。多種措施令到各地的農民都能夠休養生息，也防止了地方官吏中飽私囊和橫征暴斂 [13] 。

傳位

康熙十三年（1674年），康熙立皇後所生的一歲的皇次子胤礽爲太子，並親自撫養。但數十年後由于太子本身的素質問題及其在朝中結黨而廢太子。廢太子後衆皇子觊觎皇位，矛盾更加尖銳，故太子廢而複立，但康熙仍無法容忍其結黨，三年後再廢太子。康熙六十一年臨終時決定傳位給皇四子胤禛。

目前理由衆說紛纭：有人認爲康熙是希望精明幹練的胤禛能大力改革康熙末年的寬縱積弊，也有人認爲康熙是因爲鍾愛胤禛之子弘曆（未來的乾隆帝）而傳位于胤禛。還有傳說是顧命大臣隆科多和胤禛矯篡遺诏，在十字上加一劃、下加一勾，“十”字變成“于”字，故有“傳位十四皇子胤禵”竄改爲“傳位于四皇子胤禛”之傳說；但按清宮秘檔分析，康熙帝的遺诏是由滿、漢、蒙三種語言並列寫成，“傳位十四皇子胤禵”改爲“傳位于四皇子胤禛”之傳說符合漢字書寫邏輯，但卻無法符合滿文及蒙文書寫邏輯。

然則傳位奪嫡之說，或因雍正推行攤丁入畝、官紳一體當差納糧之新政、打擊貪腐權貴、重用張廷玉、李衛、田文鏡等漢人，而引來失勢滿人權貴之蓄意誣陷。康熙皇帝豈能將九門提督授予不可信賴之人任之，又豈會不知隆科多與雍正之關系而造成衆皇子傳位紛爭？由此而論，康熙讓隆科多任九門提督，正是意欲傳位于雍親王，並加以保護的實證之一。

康熙傳位雍正之征兆：

征兆一：“康熙六十年正月，命皇四子雍親王胤禛、皇十二子貝子胤祹、世子弘晟以禦極六十年，告祭永陵、福陵、昭陵。”康熙登基一甲子六十年之重大祭告先祖非同一般，派遣雍親王胤禛主持，豈能不具備重大意義？爲何不是派遣支持皇十四子胤禵、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䄉或是皇三子胤祉

征兆二：康熙禦極六十年派雍親王胤禛祭祖此舉，讓廢太子胤礽之師王掞看出端倪，故于三月“大學士王掞密奏請建儲，至是監察禦史陶彜、任坪、範長發等人曾疏請建儲，帝不悅，並掞切責之。諸王、大臣奏請治大學士王掞罪，帝赦不治。”這亦可視爲康熙安排接班人的布署迹象之一，畢竟皇十四子胤祯尚且領兵在西北，一旦提早公布，易生事端。

征兆三：“五月壬戌，命撫遠大將軍胤祯移駐甘州。以年羹堯總督四川陝西，色爾圖署四川巡撫。”康熙以皇四子雍親王胤禛之親信年羹堯箝制皇十四子胤禵的軍後補給已然成形。

征兆四：康熙六十一年四月，“命撫遠大將軍胤祯複往軍前。十月，命雍親王胤禛率弘昇、延信、孫渣濟、隆科多、查弼納、吳爾台察閱京師通州倉廒。”康熙指示由雍親王胤禛親率隆科多、查弼納等衆多京師王公重臣，竟然只爲“察閱京師通州倉廒”，已有不尋常迹象。

征兆五：“十一月帝不豫，駐跸暢春園。命皇四子胤禛恭代祀天。”康熙駕崩前祀天仍然未派皇三子胤祉、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䄉代祀，更未召皇十四子胤禵返京，此時康熙意欲傳位于雍親王皇四子胤禛已然十分明顯。

曾在故宮博物院展出的康熙皇帝遺诏上並無“傳位于四皇子胤禛”，而是寫著：

雍親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釋服，布告中外，鹹使聞知。

爲政舉措

科學

一些近代史家認爲清朝中後期國力開始遠遠落後于西方，康熙晚年的墨守成規，缺乏創新，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14] 英國籍史學家史景遷批評康熙有三：一是皇位繼位的糾葛進退失據；二是康熙雖喜愛西學，任用耶稣會士，並允傳教，但對西方並不信任，因而有禮儀之爭以及導致雍正禁教；三是康熙以輕徭薄賦自豪，以此彰顯盛世，但其永不加賦的政策按耕地面積繳固定稅金，與人口無關，于是人口雖增，亦不加賦，爲康熙的繼承者造成財政困難。

亦有史學家指出，康熙會欣賞和重用有才華的傳教士，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也被推崇和應用。而在民間，民人與西方傳教士能夠互相交遊，西學在社會中得以自由傳播，亦指出分別由康乾皇帝敕輯的叢書－《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亦收錄了傳入中國的西方科學技術。

康熙除了學習西方科技之外還會應用實踐，其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在發現原來的地圖繪制方法相對落後之後，用科學方法和西方儀器繪制全國地圖。康熙亦會利用巡行和出兵之便，實地測量，吸取經驗。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委任耶稣會士雷孝思、白晉、社德美及中國學者何國楝、明安圖等人走遍各省，運用當時最先進的經緯圖法、三角測量法、梯形投影技術等在全國大規模實地測量，並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繪制成《康熙皇輿全覽圖》，其作被稱爲在當時世界地理學的最高成就，英國李約瑟亦稱之爲不但是亞洲當時所有的地圖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當時的所有歐洲地圖都要好、更精確 。

康熙還以巡視之便訪求民間的有才之士，例如將在數學方面有很大成就的梅毂成調進宮中培養深造 。梅毂成亦通過學習西方數學知識，重新令在明朝被廢棄的中國古代數學受到重視 。

康熙亦曾經委派傳教士闵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返回歐洲招募人才，希望增進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 。

康熙是中國曆史上少有的重視自然科學的皇帝，自身具有相當高的科學素養，曾從南懷仁學習歐幾裏得幾何學並且每天聽講。後來又學習西方的測量、天文、物理和醫學等知識，並在宮中設置了研究化學和藥學的實驗室。康熙因南懷仁督造火炮方面的功績，一直對他優禮有加，而南懷仁等西方傳教士也促進了伽利略的彈道理論在中國的傳播 [21] 。

康熙對理學名臣李光地、熊賜履等說：“汝等知西洋人漸漸作怪乎？將孔夫子亦罵了。予所以好待他者，不過是用其技藝耳。曆算之學果然好。你們通是讀書人，見外面地方官與知道理者，可俱道朕意。” [22] ，有人認爲他擔心先進的西方科技一旦傳開，將會極大的動搖以騎射起家的滿清的統治 [23] ，亦認爲此舉導致中國對于火器研發因此倒退。據傳教士張誠（J. F. Gerbillon）的日記記載，康熙爲了保護傳教士不被其他官員陷害而不准他們在有漢人和蒙古人的衙門裏翻譯任何科學文獻。18世紀康熙末期，因羅馬教廷發出禁止中國人教徒祭祖的禁令而引發禮儀之爭，促使清廷反制並下令“自今以後，若不遵利瑪窦規矩，斷不准在中國住，必逐回去” 。

軍事

康熙帝戎裝像

康熙年間，由于平定三藩之亂以及抵禦外來侵略的需要大量制造火器，無論是造炮規模、數量、種類，還是火炮的性能和制造技術，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同時，大清政府所造的大小銅、鐵炮達905門之多，而其中半數以上由南懷仁負責設計監造，就質量而言，其“工藝之精湛，造型之美觀，炮體之堅固，均爲後朝所莫及” [25] 。

清朝初年，由于戰爭連年不絕，一時間湧現出許多熱心武器裝備、致力于引進和仿造西方火器的技術專家。如戴梓就是一位在中國最早制造出具有較高射擊速度的管形火器專家，這種火器稱爲“連珠火铳”。文獻記載的“連珠火铳”與故宮所藏的一支康熙年間外國進獻的火槍十分相似。

康熙三十五年，在對准噶爾部噶爾丹的昭莫多之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戴梓仿鑄技術比南懷仁更爲高超，亦成功地仿造了沖天炮“南懷仁謂沖天炮出其國，造之一年不成。上命先生造，八日成，上大悅，率群臣親試之，即封炮爲威遠將軍，镌治法官名，以示不朽。沖天炮，子在母腹，母送子出，從天而下，片片碎裂，銳不可當。後征噶爾靼，以三炮墜其營，遂大捷”。

明清之際，對西式武器的研制做出貢獻的還有擅造大炮和望遠鏡的長洲人（今蘇州市）薄珏，所造銅炮，射程可達30裏，且“每置一炮，即設千裏鏡以偵賊之遠近”。

望遠鏡發明不久即由傳教士帶入中國，1615年葡萄牙傳教士陽瑪諾（P．Emmannuel Diaz，1574－1659）在《天問略》中最早介紹了伽利略望遠鏡；

德國傳教士湯若望《遠鏡說》詳細介紹瞭望遠鏡的用法、制法和原理；孫元化在《西法神機》中也認爲西洋大炮輔以“窺遠神筒”是戰爭取勝的第一利器。

烏蘭布通之戰後，康熙帝更加重視在戰爭中發揮火器的戰鬥威力，使火器營成爲清軍八旗兵的新的戰鬥編成。清軍最早裝備火器的是漢軍八旗，隨著戰事頻繁，滿洲、蒙古八旗亦迅速裝備了火器。至康熙二十二年，在每旗專設一營操練鳥槍。康熙三十年始選滿洲、蒙古習火器之兵組建火器營。設鳥槍護軍、鳥槍馬甲和炮甲三種營兵，滿洲、蒙古八旗每佐領下設鳥槍護軍3人，鳥槍馬甲4人，炮甲1人，共7395人。由于西方經典彈道理論在戰鬥人員中逐漸普及，火器命中率的提高，極大地提高了火力武器的殺傷力。因此，火器在康熙以後不僅成爲八旗的主要武器裝備，而且清軍還産生了更專門的火器營的戰鬥編成，完全改變了清軍以騎射爲主的傳統作戰方式

海外貿易

康熙初年實行了遷界禁海政策，規定沿海30裏的居民內遷，片板不准下水。先是在福建沿海實行，後又推廣到廣東和浙江沿海。清政府劃定瀕海範圍（從最初的瀕海三十裏左右，到後來的四十裏、五十裏、乃至到二三百裏不等），設立界碑，乃至修建界牆，強制處在該範圍內的沿海居民遷移，並對拒絕執行或越界者進行殘酷鎮壓。這一政策令距離海邊三十裏到二三百裏不等的整個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成爲無人區，所造成的破壞和後遺症遠遠超過一次大規模的戰爭。

然而有文獻記載指出，在清朝康熙年間，原本閉關鎖國的中國逐漸向外界開放，並維持著國內、近鄰貿易以及歐洲貿易。甚至說“全歐洲的貿易量都無法跟巨大的中國貿易量相比”，並且形容中國的各個省就相當于歐洲的各個王國，它們各自擁有自己豐富且多種多樣的特産進行貿易，而且這傾向于聯盟保護的形式，在所有的城市裏也一樣，以至官員們在商業界裏都擁有自己的股份／分成，他們當中有部分人會將他們的金錢委托給值得信任的人打理以保證他們的資産在商業往來中取得成果，連平民百姓也可以從商業貿易中得益 。同時記載了清朝市集的繁華程度和中外商家的貿易情況，又稱中國商人在交易時都很誠實可靠，跟日本、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馬尼拉以及歐洲也有貿易來往。《全球通史》裏亦指出，康熙時期中國的對外貿易急劇膨脹且發展快速，大量的茶葉、絲綢、棉布、瓷器和漆器經廣州口岸運往歐洲銷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