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最近在洞朗對峙，引起了不少社會關注。但印度對華政策向激進偏移，是全球地緣環境變化和中美關係變化的必然結果。簡言之，中國為獲得國內社會經濟發展而對外採取政治軍事低姿態的「韜光養晦」政策，已經因為中國總體實力大幅度提升而受到第一強權美國的進一步挑戰。
特朗普上台至今，亞洲政策仍處於調整之中，原有「亞洲轉向」政策似未全面強化。歐巴馬的TTP經濟聯盟動議徹底取消，在台灣、釣魚島、朝核問題上也在試圖展現更加靈活主動的姿態；但對於印度挑戰中國的支持力度驟然增強。
從表面看，這一部分是因日印近期密切互動所致，或者說是日本在TTP經濟對抗無望之後，引導美國和國際勢力從政治軍事方向施壓中國的一項補償政策；一部分也是源自印度在全球地緣框架變動中機會主義色彩十足的大國地位追求。
但觀察稍微深入一點，事情卻沒有這麼簡單。如果歷史的反諷是後人往往只想重複前人的成功，而往往不顧時代的變化，使得原來的正劇變成了後來的鬧劇，那麼美國地緣政策系統目前鬧劇式的迫切希望之一，就是在新世紀的中美關係中間，複製上世紀的蘇美冷戰關係。
而印度在這場想像的「新冷戰」中對中國的牽制，就可以類比中國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對前蘇聯的牽制。如果洞朗衝突可以造成中印對抗由隱而顯，而且今後全球局勢也如某些人的意願和想像那樣發展下去，那麼它在幾十年後的「新冷戰」史中，也許就會獲得類似當年中蘇珍寶島衝突的地位。在這個意義上，中印洞朗對峙不僅是中印之間的問題，後面還隱約可以看到亞洲「新冷戰」格局的雛形。同舊冷戰格局相對應，美日印圍困中國的新組合希望複製的正是當初美歐中應對前蘇聯的舊組合。
當然，在「新冷戰」提倡者設想中，可以像上世紀西歐國家那樣發揮作用的不只有日本，還有韓國、澳大利亞、台灣地區、新加坡、菲律賓和越南等國家和政治體。
但新世紀中美競爭和上世紀前蘇美競爭的最大不同，在於原由軍力平衡主導的地緣關係已經變成了現由經濟發展主導的地緣關係。
前蘇聯和西歐經濟關係薄弱，前者對於後者僅僅存在負面的懲罰或威脅性影響力，而沒有正面的、或者說經貿合作方面的共贏性影響力。相形之下，美歐之間的大西洋政治軍事聯盟正由於經濟共贏的局面得以鞏固。與此相反，目前中國已經成為日韓澳台以及東南亞國家的首要經貿夥伴，同時對後者並無軍事征服或兼并的意願。
美國與其亞洲盟國的政治軍事聯盟，則並不具有當年美歐那樣水乳交融的全方位經濟關係支撐，而日漸變成一種僅在「道德價值」層面上的單薄排外認同，並且不斷受到中國與這些國家密切經貿往來的侵蝕。
因此在「新冷戰」框架下，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選項和前幾屆政府一樣，一方面是在領土問題上挑動諸盟國與中國的政治對抗，另一方面是努力改變現行的全球化經貿循環，使得中國在經貿關係上承擔其亞洲盟國貿易赤字，並從美國歐洲獲得貿易盈餘的基本結構無法繼續。
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部署（圖片來源：路透社）
在這兩個方向上，中國歷屆政府所秉持的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首先，即便在與美國的東亞盟國發生領土糾紛之時，也不從根本上動搖原有的經貿結構，而是相信只要經貿結構存在，美國的大西洋聯盟就無法在東亞和東南亞複製，美國對其東亞盟國影響的長期衰退就無法逆轉；此外，我方也在全球化經貿循環中加強中國的主幹地位，於技術升級、技術配套、規模效應、政策協調等幾方面使中國製造在不斷走向產業鏈高端的同時，不斷打開新的市場，而本屆政府推行的一帶一路藍圖更是為這一政策賦予了制度化動力。
考慮到美國在東亞和東南亞博弈中無法實現慣性期待，印度作為「反華陣營」南亞新夥伴也就為「新冷戰」格局建設注入了活力。從美國角度來講，如能實現中國在東部沿海和西南高原兩個方向重點布置力量，然後利用某一東南亞小國像當年阿富汗成為前蘇聯軟肋那樣引發中國國力透支和國家結構瓦解，自然是這一迷夢最為理想的走向。
即便這樣的目的無法全部達到，弱化巴基斯坦，通過印度在陸海兩個方向干擾一帶一路的推進，至少也為阻撓中國在全球經貿循環中主幹地位的繼續加強製造了影響力槓桿。在最近特朗普激化朝核局勢和繼續阿富汗戰爭的配套政策中，這一組合思路顯然呼之欲出。從印度角度來講，通過「新冷戰」複製中國在冷戰後的崛起軌跡無疑是它夢寐以求的國家發展方向。
與美結盟而獲得國內外政治穩定，坐大南亞，並在中國政治經濟情勢不穩、中國與東協衝突可能加劇的條件下順勢接收大量國際資本和新興技術，把印度帶上國家全面工業化的路子，無疑正是印度地緣戰略無限美好的盤算。
就此而言，僅把莫迪政府在洞朗方向的積極作為和不懈堅持看成對中國築路的反制或者維持政府向心力的需要等等,就未免流於表面。在美印互動層面，莫迪久留洞朗，無非是要向特朗普國安和外交團隊中那些遲鈍的人們反覆投去呼喚關注的猥瑣秋波，而後者最近作出挺印貶巴的阿富汗政策，也正是對這一秋波的遲來但也相當到位的猥瑣回復。
當地時間2014年9月1日，日本東京，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歡迎印度總理莫迪到訪，請他到表千家茶屋品味茶點（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所以筆者預計，此後一段時間內印度會在邊界問題上相對降溫，一方面繼續在自己一方增兵布防，另一方面主動回撤，伺機來某個時間點上再次刺激中國。
而在這樣特殊的時間節點，利用百數十人越境的小事，就使坐二望一的軍事大國驚疑不定，由此引發國際地緣板塊的重組，改變國際地緣力量消長的勢頭，如果這件事情可以做成，莫迪在國際外交史上肯定可以算是高手中的高手。
但美印「新冷戰」設想畢竟是設想，讓中國重蹈前蘇聯覆轍的美夢畢竟是美夢。中美對局，時間之所以在中國一方，是因為中國找到了在維持目前中美政治和軍事平衡的條件下，不斷在經濟上獲得成功，並迅速提升國家綜合能力的方法。
只要雙方政治和軍事平衡沒有危機式的激變，美國對於中國國家發展的影響槓桿，在總體上就只有較為直接的經濟干擾和較為間接的代理人攻擊。從近幾十年的歷史來看，直接的經濟干擾其實效果不大，而最近一系列事件則表明，間接的代理人進攻影響可以變得非常惡劣。後一點在最近菲律賓海牙法庭提告和這次印度洞朗越界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在此信息通暢的時代，此類事件對於社會輿論真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因此不論代理人攻擊是否頻繁在中國的地理或力量邊界上重演，我方政策制定者都有必要加以重視，並準備預案加以防範和應對。
就近考察，我們可以發現除了美國提供的政治軍事相對穩定之外，代理人攻擊的經濟動機各自不同，比如菲律賓提告是為了眼前的南海經濟利益，而印度越界的圖謀似乎是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而中國現在實行的針對美國諸多東亞盟國的經濟利益讓步政策，顯然僅僅適用於中小型國家，對於印度這樣人口體量和中國相當的大國，說句大白話，無論我方承受多少貿易赤字，也無法滿足其經濟發展需求。在這個意義上，印度加入「反華陣營」的確為我方多年來行之有效的亞洲地緣政策體系提出了一項挑戰。
既然面對印度的攻擊性對抗，我方的對應無法以經貿為主導，那麼只要美印繼續追求「新冷戰」，中印矛盾的解決就難免走向政治和軍事的對立方式。
而在美國的想像中，今日中國和巴基斯坦的友誼之於印度，就如同當年蘇聯同越南的關係之於中國，接下去縱容印度打壓巴鐵，如同當年支持中國反擊越南，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這一點我方也需要提前思考和準備。
然而總的來說，美印結合雖然代表了「新冷戰」迷幻格局搭建的新支架，只要中國繼續對美政策的穩定，印度的出現並不能馬上改變中美地緣關係的基本結構，只要我方的中高速經濟發展仍能持續，中華民族的復興也就無法阻擋。
當然有一點必須明確，印度現在在戰略上是整個倒過去了，敵對關係在中長期內無法挽回，必須嚴肅面對。在具體反制措施上，我們應該清楚看到現在的中印關係和當初的蘇中關係的確有類似之處，比如中印邊境里中國核心區域較遠，離印度核心區域較近，中國重兵布防，也會產生一如當初蘇聯在中蘇和中蒙邊境陳兵百萬對中國的壓迫感。
當地時間2017年6月26日，美國華盛頓，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和印度總理莫迪見面，兩人發表聯合聲明。（圖片來源：東方IC）
所以中印邊境衝突，對印方造成的影響其實要比中方來得更大。如果中方改變當年蘇聯百萬大軍陳而不打的策略，對零星衝突加以主動利用，以其人之道還其人之身，局勢反而可能對我有利。
而如能和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孟加拉國以及印度國內勢力等方面協同動作，則更可部分抵消印度在美國支持下對巴方的壓力。在政策的設計上，筆者建議在現行一帶一路經濟合作的正面國際政策格局中，同時準備針對代理攻擊的政治軍事外交等反面回應手段，積極遏制其代理動機，挫敗其代理攻勢。
由於美日印等國家的「新冷戰」幻想，筆者預計，應付代理攻擊將是中國在下一階段國家發展政策中的一個比較重要的課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國際政策追求經貿共贏，而非政治軍事優勢。但是既然某些國際勢力亡我弱我之心不死，我方也必須未雨綢繆，在穩定現有國際平衡的框架下積極擠壓代理人攻擊的空間，讓現有國際格局為中國崛起站好最後一班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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