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初，有個傳言滿天飛，說是百達翡麗（Patek Philippe）正在尋求買家，傳言者更是繪聲繪影、言之鑿鑿地指名道姓說哪個哪個集團有興趣，估值大約百億美元……不過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倒是最後品牌董事長 Thierry Stern在巴塞爾表展上跳出來辟謠，表示百達翡麗已在Stern家族手中傳承四代，他希望他年幼的孩子將來可以繼承這家公司。“毫無疑問，我們沒有計劃出售百達翡麗。”

相較于千禧年來，很多鍾表品牌陸續被曆峰集團（Richemont）、斯沃琪 集團（Swatch）、路易酩軒集團（LVMH）、開雲集團（Kering）等奢侈品巨頭收購，創立于1839年的百達翡麗，是瑞士目前少數幾家依然由家族獨立經營的品牌，在全球享有極高聲望。其2018年品牌業績突破14.5億瑞郎，這在當年的瑞士鍾表品牌銷售額中高踞第5位，僅次于勞力士、歐米茄、卡地亞和浪琴，表現非常亮眼。

雖然出售傳言風波平息，不過在百達翡麗超過180年的曆史裏，的確有幾個“至暗時刻”，面臨破産、關門或易手的命運，讓我們來了解一下。

第1次：不靠譜的夥伴

1830年代下半葉，年輕的波蘭戰士安東尼·百达（Antoine Norbert de Patek）流亡到日內瓦，因墜入愛河決定定居瑞士。而這段婚姻的牽線者正是百達的第一位合夥人——費朗索瓦·沙柏（Francois Czapek）。1839年5月，百達與沙柏共同創辦了一家小型制表公司，百達翡麗的故事就此拉開序幕。

百達與沙柏合作了5年，沙柏負責鍾表制造，百達負責商務推廣。但沙柏花天酒地的生活與散漫的工作態度逐漸讓百達不滿，甚至連帶影響到生意，瀕臨破産。根據賬簿顯示，當時公司現金一度僅剩1.86瑞郎。除經營不善外，作爲主要客源的波蘭人逐漸減少，也是令生意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

百達意識到要擴展生意不能僅依賴本土市場，深谙開拓市場的重要性，于是他前往巴黎參加法國工業博覽會，在這裏，他遇到了制表師尚·阿德里安·翡丽（Jean-Adrien Philippe）。

當時的時計都得依靠鑰匙上鏈，但鑰匙經常遺失帶來很大麻煩，因此當時制表業的重要課題就是要實現無匙上鏈，而翡麗先生在1844年前就發明了該項專利。在各大制表商對翡麗這項發明尚不以爲意時，百達卻洞見這其中的潛力，決定與翡麗合作。

1845年，百達與沙柏終止合作，轉而與翡麗攜手，百達翡麗由此誕生。

第2次：歐洲大革命

成功度過第一次危機後，百達與翡麗這對新搭檔安穩經營了3年制表業務。好景不長，1848年歐洲大革命爆發，這場大規模的革命運動令人們憂慮重重，哪有閑情逸致購買時計？再次下滑的業績令百達無力償還欠款，據一封他給債主的信中寫到：“我的情況十分嚴峻，我以人格擔保，我口袋裏僅剩195瑞郎，可以給你100，其余的留給我和妻子。”

與此同時，翡麗依然潛心鑽研制表技術，1850年百達翡麗開始生産半成品機芯。翌年，倫敦萬國博覽會召開，當時最先進的品牌推廣方式，便是參加大型博覽會，百達翡麗受邀參展，並向維多利亞女王呈獻一塊懷表。此外，維多利亞女王還爲自己及丈夫購入兩枚懷表。也正是在此次博覽會上，百達發現美國市場的巨大潛力。

作爲試水，百達在博覽會上展出一枚繪有喬治·华盛顿画像的时计，果然受到一位来自芝加哥商人的青睐，以640瑞郎購入。百達大受鼓舞，決定到大西洋彼岸闖闖看。1854年11月，百達乘坐蒸汽船出發了，因爲風浪，他花了整整14天才到達紐約。然而厄運還未結束。

百達在紐約總是下榻在最昂貴的酒店，認爲這樣比較安全，但即使這樣，還是遭到小偷光顧。他中午抵達酒店，下午5點下樓用餐，等到吃完晚飯返回房間，卻發現所有房門被撬開，行李箱裏的金器全部被洗劫一空。

這趟美國行雖然艱苦，但他帶回了兩樣紀念品，一是風濕病，一是與蒂芙尼（Tiffany）簽訂的150枚時計訂單。

第3次：經濟大蕭條

在兩位合夥人的默契合作之下，百達翡麗業務在十幾年間穩步成長，直至19世紀下半葉，百達與翡麗相繼離世，公司由翡麗的兒子埃米爾·翡丽（Joseph Emile Philippe）經營，只是他健康欠佳，40歲便英年早逝，後爲翡麗之孫阿德裏安·翡丽（Adrien Philippe）繼任管理層。

進入20世紀，百達翡麗已成世界聞名的高級制表商，尤其在美國市場更是銷售火爆。工業家安德魯·卡内基、石油大亨约翰·洛克菲勒、金融家和工业家亨利·克雷弗雷克都成爲百達翡麗的顧客。

但沒想到1929年底爆發了金融危機，導致全球經濟大蕭條，再加上巴西代理商無法支付超過65,000瑞郎的貨款，令百達翡麗財務嚴重透支。戰略判斷失誤更是致命一擊，錯失了懷表向腕表轉型的特殊時機，淪落到每星期都要熔掉一只金質表殼來支付員工薪資。

不得以，公司只能出售。雖然當時一直爲百達翡麗供應大量半成品機芯的積家提出收購建議，但最後還是由另一家供應商——表盤制造商斯登兄弟公司拿下。這對兄弟叫查爾斯·斯登（Charles Stern）與尚·斯登（Jean Stern），在他們的帶領下，到了1936年，公司終于扭虧爲盈，百達翡麗正式進入斯登家族時代。

第4次：石英危機

石英風暴，這個大家都知道了。20世紀60年代後期，正是瑞士機械表好日子過到盡頭、磨難來臨之際。來自日本量産的廉價石英表——精准、輕薄、便宜、耐摔，讓機械表遭遇空前危機，表廠裁員的裁員，倒閉的倒閉，可謂哀鴻遍野。在當時很多制表商紛紛轉投石英表生産，放棄傳統制表工藝。

1977年到1983年，短短6年間，瑞士鍾表業市場份額從43%跌至不足15%，亨利·斯登不得不将雇员的工作时间缩减至每周4天，以求度過危機。不過即便如此，品牌仍未隨波逐流去生産廉價的塑膠石英表，也沒有爲降低成本，將工廠搬到遠東地區利用廉價勞工，堅持制造頂級品質的瑞士時計。幾年後，石英熱潮褪去，人們重新重視品質精湛的腕表，這時，百達翡麗早已做好贏回市場的准備，也成就了我們現在看到的“表王”百達翡麗。

危機就是轉機，百達翡麗之所以能成爲表迷心目中的表王，有他的道理。

正逢新冠肺炎肆虐之際，相信這個危機也會是轉機，武漢加油，中國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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