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1966年8月12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引述了陳獨秀批評國民黨的話:“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連獨裁如毛澤東者,也知道要完全消滅內部的派系分歧,在政治上是毫無可能的。由此觀察人民行動黨最近的幹部大會以及它的第四代領導層選舉,多少有參考意義。
如何避免內部分裂而失去權力,是所有團體都必須面對的終極挑戰。日本的自民黨、台灣的國民黨、馬來西亞的巫統,都同樣遭遇內部分裂而下野的慘痛教訓。行動黨在曆史上也面對多次分裂危機,分別于1957年李光耀派系失去中央執行委員會多數、1959年擔任過新加坡市長的王永元對李光耀的挑戰幾近成功,以及1961年黨內左翼奪權失敗後另立社會主義陣線(社陣)。
爲此,李光耀吸取教訓,改革了幹部制度,確保中央領導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在回憶錄裏記述,梵蒂岡教廷屹立千年而不衰,秘訣就在于處理好了繼承人制度。教皇不是所有天主教徒一人一票選出來的,而是由不超過120位樞機主教(又名紅衣主教)所構成的“樞機閉門會議”(Papal conclave)秘密投票決定的。但是,這些樞機主教卻都由教皇委任,換言之都是忠誠的親信。所以這是個封閉的繼承人選舉制度,被外人幹擾或挾持的概率很小;內部分裂的可能性也大爲減低。
目前的行動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有18人,但是其中又另有更核心的七八人小組,都是由秘書長信得過的幹部擔任,出任黨主席、助理秘書長、財政等黨職。
本地主流媒體報道透露,這一次中執委選舉,選票上以某種形式注明中央所屬意的七八個人,將他們保送成爲核心的人選,然後才開放給幹部自由選舉其余六七人,構成14人中執委;再由當選的14個中執委從其余候選人增補四人。內閣部長主要由這18名中執委員當中選出。所以中執委基本上不會出現信不過的人。幹部的任命相信也遵循這一原則,而不是開放給所有黨員選舉。
顯而易見,這個制度的好處在于其穩定性和確定性,要進入權力中樞不僅要得到中央核心的信任,也必須獲得大部分幹部的認可,也就是說當權者都是百分百信得過的幹部,外人很難有機會作亂,甚至體制內的人物,如果無法取信于多數幹部,也很難在中執委選舉中勝出。
但一物有其利必有其弊,行動黨中執委和幹部任命、選舉制度的弊端,就在于容易選出守成性格的保守人選,那些特立獨行、豪傑型的枭雄人物,因爲容易得罪人或難以取得多數人認可而難以出位。第四代台面上原本的三人:王瑞傑、陳振聲、王乙康,都是公務員和軍人出身的體制內人物,可見一斑。
行動黨一樣不能避免黨內無派,在核心強的時代,如李光耀一人獨大,或者李顯龍衆星拱月的時代,派系的色彩相對隱蔽,因爲這畢竟是犯忌的。而且,能夠進入權力中樞,都是有抱負的人物,不會甘于平庸,而希望能做出一番事業,所以要誰服氣誰並非易事,競爭自然難免。這套制度的好處,就在于減低鬥爭的概率。一來長期形成的體制文化,包括新加坡國民的政治性格,對于鬥爭還是會皺眉頭的。二來由于體制的設計,只要少數核心保持一致,鬥爭往往難以成型更別說成功了。
王瑞傑當選第四代領頭人之後的記者會上,出現最多的詞彙是“團結”,間接說明黨內是有競爭的,但是這種競爭不僅必要,而且是健康的,而且幹部制度確保不團結者一定呆不久。王瑞傑以年齡和輩分(在公務員系統)贏過陳振聲,說明行動黨和新加坡政治文化的保守性格。但是,王乙康被報道說是靠自己的實力而不是中央青睐進入中執委,反映了經曆過敗選經驗的他,同其他兩人較不一樣的政治個性。
當然,在承平時期,這樣的制度有助于保持長治久安,可是一旦出現重大危機,時勢需要時代英雄時,就不見得能夠滿足時代的需求了。就如教廷一樣,在這個宗教信仰出現大危機的世俗時代,包括天主教面對主教大規模性侵少年信徒的醜聞,卻無法提出新論述和改革方向,因爲教宗和樞機主教團都是自己人。如果新加坡面對重大政治、經濟危機,行動黨能否找到呼應時代需求的領導人,在“黨外無黨”(至少還沒有能力組成替代政府的反對黨的當下),是行動黨必須對自己以及新加坡人交代的政治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