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1966年8月12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引述了陳獨秀批評國民黨的話：“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連獨裁如毛澤東者，也知道要完全消滅內部的派系分歧，在政治上是毫無可能的。由此觀察人民行動黨最近的幹部大會以及它的第四代領導層選舉，多少有參考意義。
如何避免內部分裂而失去權力，是所有團體都必須面對的終極挑戰。日本的自民黨、台灣的國民黨、馬來西亞的巫統，都同樣遭遇內部分裂而下野的慘痛教訓。行動黨在曆史上也面對多次分裂危機，分別于1957年李光耀派系失去中央執行委員會多數、1959年擔任過新加坡市長的王永元對李光耀的挑戰幾近成功，以及1961年黨內左翼奪權失敗後另立社會主義陣線（社陣）。
爲此，李光耀吸取教訓，改革了幹部制度，確保中央領導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在回憶錄裏記述，梵蒂岡教廷屹立千年而不衰，秘訣就在于處理好了繼承人制度。教皇不是所有天主教徒一人一票選出來的，而是由不超過120位樞機主教（又名紅衣主教）所構成的“樞機閉門會議”（Papal conclave）秘密投票決定的。但是，這些樞機主教卻都由教皇委任，換言之都是忠誠的親信。所以這是個封閉的繼承人選舉制度，被外人幹擾或挾持的概率很小；內部分裂的可能性也大爲減低。
目前的行動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有18人，但是其中又另有更核心的七八人小組，都是由秘書長信得過的幹部擔任，出任黨主席、助理秘書長、財政等黨職。
本地主流媒體報道透露，這一次中執委選舉，選票上以某種形式注明中央所屬意的七八個人，將他們保送成爲核心的人選，然後才開放給幹部自由選舉其余六七人，構成14人中執委；再由當選的14個中執委從其余候選人增補四人。內閣部長主要由這18名中執委員當中選出。所以中執委基本上不會出現信不過的人。幹部的任命相信也遵循這一原則，而不是開放給所有黨員選舉。
顯而易見，這個制度的好處在于其穩定性和確定性，要進入權力中樞不僅要得到中央核心的信任，也必須獲得大部分幹部的認可，也就是說當權者都是百分百信得過的幹部，外人很難有機會作亂，甚至體制內的人物，如果無法取信于多數幹部，也很難在中執委選舉中勝出。
但一物有其利必有其弊，行動黨中執委和幹部任命、選舉制度的弊端，就在于容易選出守成性格的保守人選，那些特立獨行、豪傑型的枭雄人物，因爲容易得罪人或難以取得多數人認可而難以出位。第四代台面上原本的三人：王瑞傑、陳振聲、王乙康，都是公務員和軍人出身的體制內人物，可見一斑。
行動黨一樣不能避免黨內無派，在核心強的時代，如李光耀一人獨大，或者李顯龍衆星拱月的時代，派系的色彩相對隱蔽，因爲這畢竟是犯忌的。而且，能夠進入權力中樞，都是有抱負的人物，不會甘于平庸，而希望能做出一番事業，所以要誰服氣誰並非易事，競爭自然難免。這套制度的好處，就在于減低鬥爭的概率。一來長期形成的體制文化，包括新加坡國民的政治性格，對于鬥爭還是會皺眉頭的。二來由于體制的設計，只要少數核心保持一致，鬥爭往往難以成型更別說成功了。
王瑞傑當選第四代領頭人之後的記者會上，出現最多的詞彙是“團結”，間接說明黨內是有競爭的，但是這種競爭不僅必要，而且是健康的，而且幹部制度確保不團結者一定呆不久。王瑞傑以年齡和輩分（在公務員系統）贏過陳振聲，說明行動黨和新加坡政治文化的保守性格。但是，王乙康被報道說是靠自己的實力而不是中央青睐進入中執委，反映了經曆過敗選經驗的他，同其他兩人較不一樣的政治個性。
當然，在承平時期，這樣的制度有助于保持長治久安，可是一旦出現重大危機，時勢需要時代英雄時，就不見得能夠滿足時代的需求了。就如教廷一樣，在這個宗教信仰出現大危機的世俗時代，包括天主教面對主教大規模性侵少年信徒的醜聞，卻無法提出新論述和改革方向，因爲教宗和樞機主教團都是自己人。如果新加坡面對重大政治、經濟危機，行動黨能否找到呼應時代需求的領導人，在“黨外無黨”（至少還沒有能力組成替代政府的反對黨的當下），是行動黨必須對自己以及新加坡人交代的政治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