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務院8月發布了《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准備在2025年前讓深圳的經濟發展跻身全球城市的前列。
時機敏感，香港反送中運動愈演愈烈的當下，北京這項意圖以深圳作爲粵港澳大灣區核心的計劃，頗有讓香港在大灣區地位下降的意味。
然而，香港作爲大灣區乃至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恐怕不是深圳想取代就能取代的。
深圳只是“比較開放”的中國城市
司法制度、資訊流通和資本流通，這些都是香港上個世紀以來，在中國各省市乃至亞洲各城市中脫穎而出的重點優勢，也恰好是深圳作爲示範區，卻深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套枷鎖束縛，而無法完整釋放能量的硬傷。
香港在法律上實行和國際標准一致，同時也廣泛受全球商界認可的普通法。相反的，盡管深圳作爲示範區的特殊地位，讓它被允許在改革需要時對法律法規進行變通處理，但其法律制度始終建基于中國法律，而後者在國際上並不被廣泛認可。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會長巢國明告訴《南華早報》：
“香港和深圳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作比較，因爲法律架構並不一樣。短時間內，我不認爲深圳可以取代香港。”
除了法律制度，深圳也面對著資訊流通遠遠不如香港的劣勢。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仍保有一定程度的言論自由，並不像深圳所在的中國內地，必須受到嚴重的網絡規範和新聞審查。
被包圍在“防火長城”之中的深圳，並沒有辦法做到真正自由的資訊流通，但對于企業而言，資訊對等和資訊流通是做出商業決定的關鍵。
一名要求匿名的中國學者告訴《南華早報》，除了法律制度和資訊流通，另一個香港難以被深圳超越的優點是經商的國際准則和自由的資本流通。
英國研究機構凱投宏觀（Capital Economics）的首席亞洲經濟研究學家馬克·威廉姆斯（Mark Williams）一語道破：
“在資本流通方面，你無法在一個當局有權力隨時限制資本流通的地方建設全球金融中心。”
中國大陸實行嚴格的資金外流限制，每個中國公民每年最多只能轉出5萬美元到境外，且不時針對海外投資等資金外流途徑做出監管規定。政策上的不一致性和難以預測，會讓外資産生“錢進得去，卻出不來”的疑惑。
馬克·威廉姆斯指出，香港成功的基礎是法律和法規的公平和可預測性。在中國大陸的人民和公司企業明顯無法獲得同等的保障，而這就是法治（rule of law）與人治（rule by law）的最大區別。
根據2018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數，香港排名第三，落在排名第一的紐約和倫敦之後。深圳在這份榜單上僅排名第14。
《南華早報》報道，該研究報告強調金融中心的繁榮，取決于它們是否和其他中心建立深厚連結。香港和前兩大金融中心紐約和倫敦的連結程度在滿分爲100分的評分標准中，獲得80至99分之間的高分，深圳在這部分則完全沒有獲得任何評分。
深圳的國內生産總值（GDP）已在去年超車香港，然而以深圳擁有大量工業、面積大過香港、人口多于香港來看，國內生産總值超越香港本來就是時間的問題。
以人均GDP來看，香港的32.1萬元仍較深圳約19.7萬元的人均GDP爲高，在中國各大城市居首。
和香港過度依賴四大行業，金融服務、旅遊、貿易及物流、專業服務相比，深圳在科技産業，尤其是創新科技産業一環的高速發展是其成長動能的來源，包括騰訊和華爲都將總部設立在深圳。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深圳有辦法取代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根據中國商務部的資料，中國去年有高達960億美元的境外投資是從香港流入的，這占了中國2018年1350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的71%。
換句話說，香港作爲國際金融中心的營商環境，依然是許多准備外資前進中國大陸的首選橋梁。另一方面，2018年中國企業在香港上市集資（IPO）的金額也高達35兆美元，至今已有1146間中國國企、紅籌和民間企業在香港股市主板上市。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對香港地位有利有弊
美國國會即將審議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對香港是否能保持作爲中國金雞母的地位是把雙面刃。
有可能在數月通過並實施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是《香港政策法》的加強版，補足後者在某些方面的不足。
1992年美國國會通過的《香港政策法》承認香港爲獨立關稅區，美國在貿易、投資、出入境和國際協議等方面給予香港和中國大陸不同的待遇，例如不少禁止輸出到中國大陸的高科技敏感技術和産品允許輸出到香港。
《香港政策法》的法案精神，源自香港在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中獲得保障的高度自治權，在人權、法治、政制和經濟制度方面能夠和中國大陸維持不同調。
一旦香港的高度自治受到侵蝕，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便會受到影響乃至取消。然而，《香港政策法》對香港自治程度的法定報告于2006年後終止，導致該法案對香港是否維持高度自治的監督變得薄弱。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由此産生，有關該法的提案早在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期間就曾提出。隨著中美貿易戰升溫、香港局勢動蕩，這個法案再度被提上日程，並已基本上獲得美國共和、民主兩黨的共識，通過可能性極高。
法案一旦通過，美國國務卿必須每年向國會提交報告，針對香港自治情況做出分析，以此決定是否延續香港的特殊地位。
一旦香港被美國從區別待遇的名單中排除，就有可能導致一連串的骨牌效應，包括被全球主要經濟體列爲一般中國城市、外資不再流入、信用評級調低等，最終一並失去作爲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
換句話說，香港的特殊地位每年都會被檢視一次。對于高度仰賴香港作爲外資來源地的中國當局而言，維持一國兩制和克制幹預香港自治的力道即將成爲現實的經濟考量。
司法獨立、資訊流通和資本流動是香港作爲國際金融中心最爲倚重的元素，也是其在一國兩制下獲得保障的自治核心。
北京對香港的一舉一動，牽動著國際資本是否持續通過香港流入中國大陸。在中美貿易戰和中國經濟放緩的氛圍下，香港在中國版圖中的經濟地位仍有獨善其身的本錢。
然而，政治的考量，是否會讓北京當局甯可犧牲經濟利益，也要讓香港和中國大陸完全融合成爲一國一制，也是香港未來必須承擔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