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一場國會辯論，仿佛讓人有時光倒流的錯覺。
國會關于新加坡專業白領（PMET）的就業比率，以及是否被外國人才搶走飯碗的辯論，跟2011年分水嶺大選前，輿論對于外國人大量湧入，導致公共資源如醫療、交通、住房供不應求大表不滿，最後反映在出人意表的選舉結果上，有點似曾相識的感覺。
這次的辯論在內容上當然跟2011年不同。
自2011年以後，政府一方面加大了公共資源的供應，加快醫院、地鐵、組屋建設，購買更多巴士等，緩解了需求壓力，另一方面大幅度控制了外籍工人的數量，一些行業如餐飲、零售業甚至抱怨政府矯枉過正，導致員工難找，影響了生意。
這次引發國人不滿的，是所謂的外籍人才排擠了本地人才，很多高薪工作沒有本地人的份。在不少本地PMET丟失工作，改當私召車司機之際，這種人力資源的浪費更顯得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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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說辭並不新，因爲道理還是一樣的。政府吸引外資，爲本地人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可是，一些新型産業，本地人才不足，要讓外資願意入駐新加坡，就必須允許外來人才去填補本地人還無法勝任的高增值工作。
國人應該看的是所創造的新就業機會，而不是外來人才搶飯碗；因爲如果沒有這些外來人才，新加坡人也不會享有這些新增就業機會。這是經濟轉型所碰到的典型困難，新加坡人必須不斷進修，提高自己的技能，才能在不斷變化的市場環境裏取得立足之地。
這個基本道理在邏輯上是說得通的，但事實可能複雜得多。
一方面，本地勞動市場的確還存在勞動力供應和新增崗位不匹配的現象，也就是不少國人缺乏新産業所需的技能，而無法勝任，必須由外來人才填補。
另一方面，特定産業發生由個別國家人員壟斷的現象，也一直是市面上流行的抱怨。新加坡人抱怨說外籍主管偏愛聘用自己的同胞，而暗中排擠新加坡人，導致不少中高層崗位出現“溫布頓效應”：新加坡勞動力市場成爲外籍人員謀生的天堂，本地人卻沒分參與。
這到底只是不實的傳說，還是真有其事，恐怕很難一一證實。但是不能否認的是，任由這樣的傳說流傳，很容易會形成民怨。
這也是爲什麽國會辯論如此重要，當議員要求政府拿出數據以正視聽時，政府的反應卻是質疑議員的意圖，無疑叫人感到很意外。
當然，本地人才是否被外來人才排擠，是敏感的問題，也是複雜的問題，不是靠一兩組數據就能說得清楚的。但是政府的反應，卻還是有些讓人費解。
就算是數據不能完全說清楚，但是有數據總比沒數據好。在國會質問政府，本來就是議員的責任，政府反過來質疑議員的意圖，就顯得有些顧左右而言他了，不是理想的辯論態度。
對于政府所提供的數據，議員追問細節，卻被政府反複指責有分化社會的意圖，對于形成就事論事的辯論文化是不利的。
議員的職責是反映民意，既然民間對于PMET新增就業有疑惑，議員在國會裏提出來，應該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我們可以承認這個課題敏感，存在很多非理性的情緒，可是這應該是用更多的數據來講道理，而不是去指責提問題的人不懷好意。
至少在新加坡現有的政治環境裏，公共人物是否在操弄民粹情緒，社會自有公論。政府要建立新的官民互動關系，就必須培養新的互動方式，改變以往的威權心態，不厭其煩地說道理；動辄質疑他人是否動機不良，不利于互信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