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本地學者陳美英在《海峽時報》寫了一篇論文，談新加坡語言環境的演變，認定英語已經成了國人名副其實的“新母語”。
陳女士說，國人有了互相認同的語言，有利各族團結與社會和諧。她也覺得建國總理李光耀先生還在世的話，必定深感欣慰，因爲他一生的心願是人人都懂英語，國家活動舉行時用上一種語文便可。
陳女士的文章論述精致，語氣肯定，數據也豐富。她的看法不讓人驚訝，社會裏向來就有尊英語爲母語的呼喚，一直伴隨著維護雙語政策的聲音。
原本以爲，陳女士的論斷必會引起共鳴，引來一些社群的呼應。
不料，幾個月過去了，輿論場上不見討論；《海峽時報》刊登的幾篇讀者來函裏，沒有熱烈的呼應，有的是冷冷的懷疑。讀者說，一般國人的“新母語”，更像是Singlish（混雜式英語），而不是英語。
英語的使用日益顯著，無需數據也能證實。然而，只要走入尋常百姓家，走到人們生活的深處，不難發現市井小民中，始終未改“鄉音”的，來不及擁抱那位新母親的，不在少數。
現實生活裏藏著統計數字說不清的複雜。其實，那個人人都說英語的理想世界還沒到來。
最近的一場世紀大疫，就凸顯了這個社會本質。
在尋常日子裏，政府行政，上下溝通，都是英語爲主。我們的確穩健地朝著統一用語的時代前進；只是偶有重要訊息，還有其他語文的輔助，而這依賴的多是生硬的翻譯，由人們在譯文中摸索官府的意思和意志。
而今，一場瘟疫來襲，日子變得不尋常，平日的語文策略暴露了局限。
到了這非常時刻，訊息必須直達每家每戶，官方非但要把話說清楚，讓人知道措施的用意；又要把話說得溫馨，讓人感到措施裏的情意。
這麽一來，英語就有了局限，翻譯也不易消化，更難牽動人心。唯有多語並用，才能深入民間。
于是，我們目睹了一場民間語言總動員：主流的和非主流的；正規的和非正規的。四種官方語文之外，方言和Singlish也都無妨。此刻需要的是有溫度的、親切的生活語言。
懂得多語的網紅、名流、演員、歌星、部長和議員，都紛紛上場，展現各自的語言天分，發揮各自智商和情商。
動員現代名人還不夠，還把王沙和野峰的遺世之作召喚回來，說要讓年長人士重溫舊夢，給他們一個理由宅家看電視。
語文環境這麽一變，彷佛曆史倒流，一路回到王沙和野峰的時代，那個建國初年的語言原點。
然而，推崇時代進步的人士不必擔心，疫情一過，一切回歸正軌，時間的巨輪會繼續向前奔去。
也許到了下一個非常時期，我們必須全民動員的時候，我們已經成了一個一語通行的社會。
英語成了母語，社會更爲團結，這個不難確定。
不易確定的是，在那語言統一的世界裏，在那更有效率的時空中，我們會不會因此流失一些寶貴的東西？
那要留待曆史去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