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新加坡來說，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她是全球唯一沒有天然內陸可以倚靠的世界性城市，其繁榮和良好治理爲世界大多地區所豔羨，同時也是他人值得效仿的榜樣。
但盡管對外部世界來說，新加坡的成功故事仍然誘人，該城邦國家自身卻開始質疑長期堅持精英治國、增長爲首、家長制統治的可行性。
人民行動黨(PAP)政府打造並保持半個世紀之久的“新加坡共識”正在磨損，因爲很多人認爲該共識已經過時。
新加坡共識受到自身脆弱性這一看法的支撐：因爲領土有限、自然資源匮乏、種族和信仰多樣、地理位置處于潛在不穩定地區、城邦國家固有的、不變的脆弱性。
在這一現實基礎上，一種發展觀念體系應運而生。其信條包括嚴格英才教育是選拔人才的最好方式；精英治國不受短期政績和通常民主壓力的影響；經濟增長爲重，通過依賴外國勞工和資本來實現；接受實現機會平等的需求，而不是財富均等；漠視不平等，這在國家厭惡福利態度中可以看出。
過去50年的大部分時間，新加坡共識取得了讓人印象深刻的社會經濟發展，期間人口和經濟狀況也更爲有利。然而今日很多新加坡人對此態度不一。
乍一看或顯得奇特：新加坡人均GDP位居世界前列，但其經濟上的成功掩蓋了該城邦國家生活中的一些不安現實。
新加坡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程度在發達國家中居于前列，近幾年生活成本也大幅上漲。對于很多新加坡人來說，國家驚人的造富故事未能轉換爲更高的幸福度或生活水平。
多項調查顯示，新加坡人工作時間長度在發達國家中居前，並被描述爲全球最不開心的居民。
有近四分之三人擔心生病，因爲醫療費用被視爲過高；同時超過半數表示如有機會將移民。
在很多方面，新加坡是其自身成功的受害者。1970年代至1990年代，新加坡由制造業和貿易中心發展成全球服務業和知識經濟中心。期間新加坡由剛建國、後殖民地、對自身狀況還不適應的國家發展成治理最爲良好、經濟充滿活力的經濟體。這一迅猛轉變由國家主導，超越了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政策和機構跟上發展步伐的能力。
同時，新加坡故事中的矛盾開始浮現，例如，政府尋求發展成一個由企業家構成的、由創新驅動的經濟的願景，與抑制承擔風險、實驗、合作和平等主義准則的機構、政策和習俗相沖突。
新加坡計劃成爲全球性都市的雄心壯志又與新興的國家認同發生碰撞。該國面臨意識形態窘境，國民質疑：嚴格的英才教育和精英治國理念，是否也産生了由極少數人構成的政治官僚階層，越發的隔絕于人民大衆。新加坡選民目前的態度就如此，他們愈發厭倦阿谀奉承的政府控制的國家媒體，尋求更成熟的介入並參與對國家未來的辯論。
(文/谷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