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旅居新加坡學者董玉振博士
在亞洲，很少有哪兩個城市象香港和新加坡這樣具有鮮明的特色而且又有著類似的特質。而且這兩個明星城市也始終在進行著對比。這出“雙城記”還將繼續精彩地上演下去。
居民構成上看，都是華人占多數；曆史和法律上看，都有英國殖民地經曆和英國法律制度的繼承；從市民文化上看，南粵民俗文化影響至深；産業結構上，都將金融、貿易、航運和航空樞紐作爲重要産業方向；從政治上看，新加坡被馬來西亞趕出來而被迫成爲獨立的國家，香港在“一國兩制”制度下享有高度的自治。
但和新加坡相比，香港就顯得太幸運了!
新加坡自1965年被馬來西亞趕出聯邦後，不得不面對如何生存的殘酷現實問題，李光耀當時含淚而無奈地宣布新加坡的獨立建國。由此，在經濟上，失去了馬來西亞這個市場腹地，失業率高達12%。在用水上，完全依賴馬來西亞進口，面對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簽署的供水合同，新加坡政府不得不做被斷供及不被續約的風險控制，爲此，新加坡投入巨額資金開發海水淡化、新生水，以及覆蓋全島70%土地面積的雨水收集體系和十多個蓄水池。
在土地資源上，六百多平方公裏的狹小土地上沒有任何資源的情況下，還要去實現居者有其屋，以及發展工商業以解決國民的就業，實現經濟發展。從建國到現在不到50年的時間裏，新加坡政府不得不拿出龐大資金填海造地一百多平方公裏。
新加坡地處馬六甲海峽，這即給了新加坡發展航運業的區位優勢，也使得新加坡處于一個重要的戰略要沖而成爲戰略敏感區域；再加上緊靠周邊種族和宗教問題敏感國家，新加坡不得不拿出巨大的財政預算（大概每年400億港元以上）來發展和維持一支亞細安最現代化的軍事力量。在人口規模制約的情況下，不得不實行強制兵役制度，要求每個新加坡男子在中學畢業後必須從軍兩年。這雖然是個鍛煉的機會，但也是國家寶貴勞動力資源的占用。
新加坡作爲一個獨立的國家，雖然擁有自由權利，但也意味著維持一個獨立國家的巨大責任和負擔。新加坡不得不維持一個完整的外交系統，包括外交部和駐外使領館。
李光耀在1997年還念叨“不排除和馬來西亞合並的可能性”。由此可見，新加坡的獨立中有多少的無奈，只有李光耀這種建國者才明白其中的酸甜苦辣。
那麽香港又如何呢？
香港在經濟上擁有中國內地的腹地可以憑靠，大量內地企業在香港設立分部，推動香港總部經濟的繁榮。在金融業發展上，有內地的龐大融資市場，更有中央政府外彙儲備的隨時支援，香港也是中央政府外彙和黃金運作的主要平台。航運物流業上，內地的龐大貨源確保香港成爲世界十大貨櫃港口。在水供上，在廣東本地用水都吃緊的情況下，東江水對香港的供水被當成一個必須無條件確保的政治任務（雖然香港花錢買，但用水成本比新加坡雨水收集和海水淡化的成本低得多。當然，新加坡和馬來西亞1960年代以當時情況和價格簽的供水合同不具有條件可比性）。香港完全不需要向中央政府繳稅，不需要爲國防開支分文的情況下，卻可以接受解放軍的全責任保護。在自己不需要支付外交開支的情況下，中國龐大的外交系統可以爲香港民衆提供全方位的外交領事支援。香港年輕人中學畢業後就可以立即進大學深造，或開始自己的事業，而他們的同齡新加坡人正在34度的赤道熱帶雨林裏揮汗如雨地進行軍訓操練。
新加坡爲發展旅遊業，將大陸遊客作爲重要的旅遊市場來開發，並提供中文旅遊資料等方面的服務。但面對香港那潮湧似地內地遊客，新加坡似乎只能羨慕，畢竟，空間的距離使得香港比新加坡更便利的利用了大陸天量的旅遊市場。
李光耀爲了華人社會的溝通便利，積極推動說華語（普通話），並呼籲華人少用方言，多用華語，而且緊跟中國大陸的腳步而使用簡體字。這使得新加坡成爲世界上唯一兼顧普通話和英文教育的城市（新加坡的中小學教育中，華人學生同時學習標准華語和英語），對新加坡成爲國際中心城市意義重大。但香港在回歸祖國後仍然堅守地區性語言的廣東話，而放棄成爲中英文雙語教育樞紐的機會。而新加坡則將成爲教育中心作爲戰略目標而歡迎來自各國的學生。
在兩個城市的簡單對比中，香港民衆是否有生在福中不知福的嫌疑？大陸遊客大量購買奶粉被香港人反感和限制？這在新加坡政府聽來簡直是天方夜譚，如果這些大陸客把新加坡超市裏的奶粉全搶光，新加坡政府和民間都會樂觀其成，反正在貿易自由化的今天，沒有哪個奶粉生産國會對新加坡禁運，他們也絕對不會擔心新加坡的嬰兒沒有奶粉喝。如果因此而讓新加坡成爲東亞奶粉貿易樞紐，那豈不是一件美事？當然，這種美事是輪不到新加坡的，因爲沒有香港的區位優勢；但香港作爲一個貿易中心卻對這個貿易機會似乎完全排斥，將上門的客戶往外趕，這真是一個異乎尋常的商業大都會。筆者由此擔心的是，香港是否有類似于台灣過去20年民粹化的趨勢？如是，那香港作爲國際性樞紐城市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香港年輕人要以非法癱瘓城市運作來追求民主嗎？如果“占中”這樣的行爲發生在新加坡中央商業區烏節路（相當于銅鑼灣）、中央辦公區來福士坊（相當于中環）或牛車水（相當于旺角），那麽新加坡政府只需要半分鍾就可以做出決策：強力清場，並將主要組織者投進監獄，在經過法庭公訴審判後，讓這些公然藐視法律和損害公共利益的狂徒不僅坐牢，還要面對可能傾家蕩産的賠償。至于那些煽風點火的媒體，看一下李光耀是如何對付那些知名媒體的就明白，香港這類媒體如果在新加坡將會遭遇的命運。
香港城市治理和社會管制並非完美無缺，世界上任何大都會都有自身的問題，但如果不能珍惜自己的優勢條件，生在福中不知福，而是有病亂投醫，以搞亂香港爲代價來實現自己的治港理想，那未免有點輕率和不負責任。占中人似乎忽略了藐視法律下的民主訴求結果永遠只能是無政府主義。新加坡近50年來成功的一大經驗，就是在確保政局穩定的情況下，實現國家治理政策的一以貫之。新加坡民衆在最近兩次大選中將幾位反對黨送進國會，但無論反對黨還是民衆，都是在確保國家政局穩定的情況下表達訴求，而不是輕率地訴諸于激烈的政治運動。安居樂業的市民生活任何時候都比各種偉大的政治理念來得現實和重要，畢竟，任何偉大的政治訴求的根本目的還是爲市民生活服務的。當然，它被一些政客利用來爲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務則另當別論。
當然，和新加坡相比，香港有一個特殊的因素：他是迅速崛起的中國的一部分，而且受中央政府的掌控很弱。那些唯恐中國不亂，試圖阻止中國崛起的外部力量，難免不利用如香港和台灣這樣的地區，來達到他們的醜惡目的。香港是否能成爲他們對付中國崛起的子彈，根本取決于香港市民的政治意識成熟度。
“雙城記”這出戲最好不要有輸家，而應在相互學習和借鑒中謀求共同的進步。首要的是兩城居民必須對自己的城市有清晰的認識，並樹立起公民責任意識。
（感謝旅居新加坡學者董玉振博士授權新加坡眼分享本文。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本文來源于http://blog.sina.com.cn/nanyangbook。作者爲著名毛澤東及政經研究專家，出版人，城市及開發區發展戰略、旅遊及産業規劃師；有兩本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