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和增長進入了“新常態”。盡管經濟高增長階段已經過去，不可避免進入中速增長階段，但要實現和維持中速增長並不容易。自去年始，經濟增長失去了往日的動力，下行壓力超出人們的預期。傳統上，支撐中國經濟發展的四個主體即國企、民企、外資和地方政府，都呈現出“不作爲”的態勢。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失去了過去強勁的發展動力。這裏原因很多，包括在反腐敗的高壓下，官員們明哲保身，不敢有所作爲；結構轉型困難；政府和企業關系的重新定位，市場化方向不明確等等。外資勉強維持在比較穩定的水平，但擴張有限。這裏也有很多因素，包括西方各國和中國本身的經濟民族主義擡頭、中國勞動力成本的提高，和世界總體經濟表現差等。民營資本除了互聯網這一領域之外，也沒有擴張投資的趨向。
同時，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裏，實現和維持中速經濟增長對中國至爲重要。這不僅關乎中國是否能夠實現全面小康社會（也即中産階級社會），把自身從中等收入提升爲高收入社會，而且目前面臨的大部分社會經濟乃至政治問題，都需要通過發展來解決。如果有發展，這些問題都是發展中的問題，但如果發展停滯，就會成爲現實的麻煩。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需要新的經濟政策來提供足夠的增長和發展新動力。在這個內容裏，人們可以把目前的內部“衆創”和外部“一帶一路”視爲是中國經濟政策的兩個新主體。不過，從目前情況看，如果這兩個主體要成爲有效的政策工具，助力中國的經濟增長，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可以把政府支持和推動的“衆創”運動，視爲新的經濟分權運動，並從如下幾個方面來理解“衆創”政策的理性。首先，就是要實現中共三中全會所確定的改革主題，即市場化。市場化並非經濟自由主義者所理解的，只要政府退出市場，市場化就會自動到來那樣簡單。在中國的制度環境裏，市場化必須由政府來推動。現在的問題是必須找到市場化的突破口。很顯然，這次選擇了金融市場化。這也是三中全會所確定的目標。
其次，在改革舊體制方面，盡管有頂層設計和集權，但仍然困難重重。改革國家控制的金融部門，一直是改革的一個重點，但並沒有實質性的進展。中小型企業的發展，仍然難以從國家金融系統中得到足夠的資金。因此，通過金融分權，在社會籌資成爲必然。
再次，金融改革也是讓社會來分擔風險的必要之舉。國有銀行不敢向中小型企業提供足夠的資金，從其自身的角度來說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小企業是創業的主體，但其中很大部分會在競爭中失敗而退出市場。國有銀行當然不想承擔這種失敗的經濟成本。從這個角度來說，融資的社會化既是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問題，也是經濟風險社會化的工具。
第四，更爲重要的是，政府要通過“衆創”運動來推動新的創業潮，培養新一代企業家。中國社會目前的企業家主體，是在1980年代改革開放之後，尤其是1990年代經濟分權（“下海潮”）之後成長起來的。這兩個企業家群體現在已經上了年紀，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不再有創業的沖動，而逐漸演變爲消費群體。也有些則因爲知識結構等原因，在産業升級和轉型方面遇到了巨大的困難。而所謂的“富二代”的問題更大，很難找到幾個有能力、使得人們看到前途的接班人。在這樣的情況下，就非常有必要通過一些政策工具，來發現和培養新一代企業家。今天，中國政府鼓勵包括大學、研究院（所）和政府部門的人再次“下海”，加入大衆創業潮流，希望未來一代的很多企業家，會從這個創業運動中崛起。
政策准備不足
不過，近來的股市震蕩給這個剛剛開始的衆創運動蒙上了巨大的陰影。人們開始擔心，如果處理不好，不僅不能助力衆創運動，反而造成一場金融危機。這種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盡管如上所說，金融市場化有其理性，但從金融市場的表現來看，有關方面在沒有充分的政策准備的情況下，進行了大規模的分權運動，同時也沒有准備好足夠的政策工具，來回應可能的市場反應。這裏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看。
首先，中國的股市一直被視爲是政策市，即政府政策對股市影響過大，甚至主宰著股市。長期以來的政府市已經給股民造成了根深蒂固的思維傳統，即一旦股市遇到麻煩，政府必然出手相救。而政府則往往是從社會穩定等因素來考量股市，一旦出現問題（或者被認爲是出現“問題”的情況下）也必然幹預。這次也不例外。這很容易造成股民綁架政府的局面。
其次，政策設計沒有充分考量到股民的本能思維。股市不僅是個經濟組織，更重要的是文化組織。股市的表現往往取決于股民的文化。而有關方面對這兩個方面的考量是不充分的。就經濟來說，誠如馬克思所說，資本的本性就是盈利，如果能夠足夠盈利，資本就會冒任何風險，包括生命。就文化來說，中國的股民曆來就有類似于賭徒的投機性。在西方成熟市場，賭徒也是會冒險的，但不至于要把自己的生命賭上。但在中國，往往的情況是，不能把自己的性命賭上的人就不能叫賭徒。這次，無論是散戶還是機構，都充分表現出這兩個特點來。
其三，有關方面對金融市場化的理解過于新自由主義化。金融市場化並不意味著政府要退出；相反，與金融市場化必須同步進行的是政府要加強監管。沒有監管或者監管不能到位的金融市場化，必然導致這個領域的無政府狀態。而一旦出現無政府狀態，政府的“事後監管”甚至控制就很難有效，甚至弄巧成拙。本來，金融市場化是爲了讓實體經濟得到足夠的金融支持，但“衆創”已經演變成“衆炒”，走向了反面。實際上，這些年來，各種金融市場化工具包括影子銀行、各種形式的“衆籌”等，不僅無助于實體經濟的發展，反而在加快實體經濟的金融化。這就是沒有能夠科學理解金融市場化、監管不能到位的思想原因。
更爲麻煩的是，中國的政策分析者也和股民一樣，停留在本能的分析水平。他們對近來變化的解讀過于意識形態化，左、右派都呈現出民粹主義傾向。左派譴責政府的市場化改革目標，而右派質疑政府對股市的幹預。更有人把這次股災想象成經濟領域的“王立軍事件”。種種過于政治化的解讀，不僅無助于政策的糾正和問題的解決，反而會導致民粹主義。民粹主義能夠有效動員社會情緒，但並不能在任何意義上解決問題。今天在希臘發生的民粹主義就是這樣。
“一帶一路”的情況又是如何呢？如同“衆創”，“一帶一路”也有其很大的理性。首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主要是向西方開放，結果導致了過度依賴西方市場。今天，在西方經濟不好的情況下，西方盛行保護主義，中國不得不減少對西方的依賴。這就要求中國開拓西方之外的市場，即廣大發展中國家市場。其次，自2008年以來，世界經濟一直處于失衡狀態，西方諸國沒有足夠的能力來進行結構性改革，從而實現經濟再平衡。同樣，中國也很難再通過依賴西方市場，來實現本身經濟的再平衡，這也是中國走向發展中國家的原因。再次，中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已經從資本短缺轉型成爲資本過剩，同時在很多領域産能過剩。這表明，無論是中國的資本還是産能，都需要尋求新的市場。在國內市場空間不足以消化過剩資本和産能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就必然會成爲中國所需要開發的市場。
爲了實施“一帶一路”戰略，中國已經成立了中央領導小組、亞洲基礎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機構。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也得到了沿邊沿岸國家的積極回應，因爲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發展是硬道理。不過，要實施這個巨大的項目並不容易。迄今爲止，盡管政府層面做了巨大的努力，但很多其它方面的反應不如預期。因此，如何深化實施“一帶一路”仍然是個艱巨的任務。這裏需要考量很多問題，而其中下面幾個問題至爲關鍵。
政府不能占據舞台
首先是“一帶一路”的主角問題。“一帶一路”的主體是資本和資本的主人即企業，而非政府。政府必須積極參與搭台，但政府不能占據舞台。不過，到現在爲止，給人的印象（尤其是海外）是，好像政府要走出去。企業，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無論是中資還是外資，盡管有興趣或者動力，但不知道如何參與進去、做什麽、怎麽做。這就給人們提出了一個問題：政府過于積極，而企業從一開始就缺少參與。如果不能把企業的力量動員起來，讓企業成爲主體，由政府來推動的“一帶一路”就很難充滿動力，更難實現可持續性。
其次，“一帶一路”內容過于單一。現在主要強調的是基礎設施，尤其是大規模的基礎建設及其所需要的金融手段。的確，中國具有豐富的基礎設施建設能力和技術經驗，而中國過剩的産能也往往和基礎設施建設有關，例如鋼材和水泥等，同時發展中國家也需要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從理論上說，過剩資本、産能和技術的結合，可以構成巨大的“走出去”動力。但在現實國際政治中，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往往在所在國産生國家安全的考量。很多國家往往因爲國家安全的考量，而很難接受中國幫助（更不用說是主導的）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因此，必須大力拓展“一帶一路”的內容。有關方面也已經注意到這個。例如早些時候在重慶召開的亞歐互聯互通論壇上，除了基礎設施、交通、能源、貨物貿易等之外，還提出了是否在沿岸沿邊建設産業園區的問題。實際上，中國在這方面也具有豐富的經驗，並且産業園區也是一種可以使得當地政府和人民受惠的方式，即可以爲當地政府提供稅收和就業。中國也在一些國家例如白俄羅斯進行了試驗，但並沒有一個比較完整的計劃推廣到更多的國家。
第三，如何保障資本的安全。“一帶一路”的很多國家，往往法治建設和社會政治秩序不健全，資本必須冒巨大的風險。正是這個關切，中國的企業還是傾向于在歐美尋找投資機會。要減少企業的風險擔憂，政府必須有所作爲。西方政府在這方面積累了很多經驗，中國可以學習。亞投行已經走出了很大的一步，即通過開放和多邊主義的方式來保障資本的安全。類似的方式也可以推廣到其他機構和企業層面。
今天的中國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國家水平，要提升爲高收入國家，接下來的10年至15年時間至爲關鍵。就是說，要實現百分之七左右的年增長。這既需要像內部衆創那樣的市場化的改革，也需要像“一帶一路”那樣的“走出去”項目。在實施這些項目中，必然會出現問題，甚至是巨大的問題，但解決問題需要依靠的是理性主義和專業主義，而非民粹主義和運動方式。總之，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如果過去的數量經濟依靠的是經濟本能，今後的質量經濟依靠的是專業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