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說透中國反腐問題——隆道智庫鄭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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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反腐”運動：觀念、趨勢與影響
——鄭永年教授訪
隆道研究院編輯：腐敗並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中國曆朝曆代都有腐敗和反腐敗的鬥爭，習之前的領導人也進行過反腐，那麽就您的觀察，習這次的反腐敗的整體形勢跟以前有什麽不同？
鄭永年：中國幾千多年的曆史中，王朝不斷更替，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權的腐敗。中國傳統統治哲學的核心是“天命”。一旦ZF腐敗，就會失去“天命”的支持。皇權失去了其合法性，百姓不再認同當權者，必然要起來推翻舊的統治，以建立符合“天命”的新的統治政權。
共産黨的執政形式和性質也和以前的君主時代有很多相似之處，只不過是從皇帝一人的家天下變成了唯一的執政黨。腐敗問題也仍然存在。不難理解，毛澤東、鄧小平等領導人都曾反腐倡廉，不過，各個時期腐敗的形式是不一樣的，反腐敗的形式也是不一樣的。
八十年代鄧小平改革開放開始後的反腐，主要是反從計劃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過程中出現的腐敗現象，比如利用當時價格“雙軌制”的“倒爺”等。89年天AN M事件的主要口號就是反腐敗。天AN M事件之後，蘇聯和東歐共産主義政權解體。
鄧小平的判斷是：東歐的解體是因爲那裏的政府沒有能力發展經濟，不能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因此鄧小平認爲必須發展經濟，發展優先，以提高百姓生活爲目標。于是提出了“發展才是硬道理”。然後，逐漸造成了GDP主義。鄧小平當初的判斷是正確的，但是經濟優先的導向，使得政治上逐漸受到影響。像台灣李DH時代的“黑金政治”，中國其實也經曆了這個階段，雖然不完全是“黑金政治”，但是金錢政治是有的。
到九十年代，江ZM提出“反腐敗鬥爭”，查辦了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KJ，以及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陳XT。胡JT主政十年繼續強調反腐倡廉的重要性，陳LY和薄XL兩位原中央政治局委員因爲腐敗而落馬。
到了習JP時代，腐敗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廣度上來說，腐敗現象到處都是，充斥各個角落，黨、政、軍各個系統都有腐敗滋生。從深度上來說，從鄉幹部到縣處級幹部、部級、國級都有腐敗分子。數量遠遠超過任何一個年代。可以說，腐敗現象已經失控。曆史上貪官和紳，跟現在的貪官比可謂小巫見大巫。貪汙幾十萬、上百萬的錢，大家還可以理解，因爲這些錢可以體現出具體的功能。但是現在的貪汙數量以億計算甚至數百億，幾輩子都用不完，人類理性實在很難理解。
這麽大面積自上而下的腐敗，肯定是制度出了問題。這樣的狀況跟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初期的狀況已經完全不同了。朱RJ當年警告說：腐敗是要亡D亡GUO的。當年的警告到現在已經是迫在眉睫的危機了，不整治腐敗就真的要亡D亡GUO。
隆道研究院編輯：中國目前這樣的腐敗現象究竟是怎麽形成的呢？
鄭永年：中國現在的腐敗比較複雜，經濟腐敗和和政治權力、財團交織在一起，導致經濟、政治、道德、社會風氣等方方面面出現問題。
首先經濟腐敗是基礎，繼而轉向權力腐敗，買官賣官，最後幹預政治，然後轉向道德腐敗。中國人目前道德水平的低下，是跟整體的道德腐敗相一致的。腐敗已經造成了整個社會風氣的敗壞，所以老百姓仇官、仇富的情緒非常激烈。
而且，以前的腐敗多是地方性腐敗，發現一個抓一個，現在則是幫派性、集團型腐敗，是D內有D的“寡頭政治”，腐敗的性質已經發生了改變。朱RJ時代也産生了像甯波、鎮江地區那樣的集體性腐敗，整個領導班子都被抓進去了，但那只是市一級，地區級。現在的周YK、徐CH、令JH，則是中央一級，這個腐敗不是錢的概念，是政治腐敗。
各個國家都有一定程度的寡頭經濟、寡頭政治。中國的寡頭形態是前共産主義社會的類型，即從計劃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過程中所産生的經濟寡頭。像前蘇聯解體後産生的經濟寡頭，馬上幹預政治。在葉利欽時代，到達了頂峰。普京上台後花了很大的努力才遏制了政治寡頭問題。烏克蘭問題也是寡頭政治的問題。一個寡頭、一個政黨，互相鬥來鬥去，國家利益就沒有了，只有寡頭利益。
中國的電力、煤炭、金融、石油等部門都是由既得利益者所壟斷。這些強大的經濟寡頭如果和上層權力結合，就會轉變會政治寡頭，整個黨就會出現危機。所以這次反腐主要是要切斷經濟寡頭轉變成爲政治寡頭。周YK、徐CH等人基本上已經有了寡頭的形態。中共十八大開得很艱難，就表明寡頭政治在幹預政治。這對習JP的執政是很大的挑戰。習在當總書記之前，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五年，對情況很了解，他知道怎麽反腐敗。我覺得他一上台就開始計劃反腐敗。到現在只有兩年時間，反腐運動已經很深入了，是因爲之前有很長的准備時間。
至于如何防止經濟寡頭，那不是反腐敗的內容，而是經濟改革的內容。如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反壟斷法等。
隆道研究院編輯：也就是說現在的腐敗形式是非常嚴峻的了，那麽在懲治腐敗上，習有什麽新的思路？
鄭永年：習JP時代的反腐敗和之前的反腐在某些方面保持了一致性，如：發動反腐敗運動，建立制度。這兩塊每一任領導人都很重視。有人認爲中國只是進行反腐運動，沒有制度建設，這是不符合事實的。
中國的反腐敗制度比其他國家都多。黨、政、人大、政協等等都設立了反腐敗機構，主要組織和機構都有自己的反腐敗部門。較之其它國家，中國的反腐敗機構是最多的。但是，太多反腐敗機構反而互相掣肘，效率低下。這種內部制度過分多元化和分散化，造成各機構之間互相制約、推卸責任。香港的廉政公署和新加坡的反貪局，機構都不大，但是非常有效率，這兩個社會都很清廉。因此，反腐制度最重要的是權力高度集中，責任高度明確。
就反腐新觀念來說，首先就是不要迷信制度，盲目崇拜制度。盡管大家都知道腐敗的根源是制度，但是如果不先治理表面的腐敗，再好的制度也不可能得到執行。所以王QS公開說，治理腐敗一定要先治表，再治本。
制度是人建立的，最終要由人來執行。在大面積腐敗的情況下，操作反腐敗制度的這些人本身就很腐敗，制度根本無法得到建立和有效運作。像以前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原先主管紀檢監察工作，負責反貪，本身就很腐敗的人怎麽會治理好腐敗。所以在治本之前，必須大面積清理腐敗，蒼蠅、老虎一起抓，淨化政治生態，最後才能建立起好的制度，才能由清廉的人來執行好的制度。
其次，是集權式反腐敗。以前的反腐走的是群衆運動和分散式反腐，現在則是集中式反腐，由中紀委統一負責，中紀委現在有很大的權力。
胡溫時代的反腐很多靠的是網民暴料、群衆舉報。不少民間組織去香港或者海外媒體暴料，再引起國內的注意。自習、王QS反腐以來，網民暴料比較少了。中紀委開通了實名舉報網站，將群衆的反腐暴料集中起來。
以前的反腐是分散式的，黨、政府、人大、政協一起動員。中央所屬部門、黨的不同機構，還有省一級的反腐，都是由同一級黨委和政府自己負責。現在則是統一由中紀委牽頭，由上而下的集中式反腐敗。這在觀念上有很大的不同。從前的情況是自己反自己，“左手反右手”，是不可能反得動的。現在集中由中紀委負責反腐，反腐才能夠見成效。
隆道研究院編輯：在推動集權式反腐時，習JP必然會遇到很到的阻力，您認爲他是通過什麽手段來推行他的反腐運動的呢？
鄭永年：第一，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擁護。人民都稱呼“習大大”，雖然有媒體炒作的嫌疑，但畢竟展示了他親民的一面。社會普遍腐敗，老百姓很痛苦。包括本身腐敗的人，也不一定很幸福。這就是習JP反腐敗得人心的重要原因。
但正因爲這樣，他把老百姓對改革的期望也擡高了。真正的改革，是要讓老百姓得到好處，讓人民滿意。並不是抓住幾個蒼蠅、老虎就行。以前的很多改革，是越改越對老百姓不利，完全被既得利益者掌控，所以老百姓對改革並不抱希望。
習JP要真正得到百姓擁護，反腐敗只是萬裏長征的第一步。只有把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制定的宏偉藍圖執行下去，新的制度真正建設起來，使老百姓真正受惠于改革發展，才算真正的成功。
第二，抓住軍隊。共産黨執政有三個支柱：意識形態、組織、軍隊。軍隊在中國政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近年來，大面積的腐敗也已經侵蝕到了軍隊，像去年披露的總後勤部前副部長谷俊山中將貪腐案。中共曆來強調“黨指揮槍”，可惜這把槍已經生鏽了，用不了了，這是真的要亡D亡guo的。軍隊的反腐刻不容緩。因此，習軍隊反腐的做法也深得人心。有了軍隊和老百姓支持，習的反腐才能夠順利進行。
第三，作爲最高領導人具有強大的責任心。在中共十八大之前，我對中國的政治非常悲觀。毛、鄧之後的領導人都沒有大局觀念，看重個人和小圈子的利益。毛和鄧雖然都曾犯過錯誤，但他們犯錯的出發點不是爲了個人利益，而是爲了整個黨、整個社會。鄧小平之後，領導人的格局越來越小，只是爲了自己、子女、親友、小圈子、派系的權力和利益，對黨和社會沒有責任感，缺乏大局觀念。毛、鄧有派系嗎？沒有。
在習JP身上至少可以看出一個領導人的大局觀。他不是爲了個人和小圈子的利益，這個大家看得很清楚。他是個很有責任心的人。政治人物的責任心很重要。有責任心就有勇氣實幹、承擔風險。反腐敗是風險很大的一件事。誰是贏家，誰是輸家，還很難說。被反腐抓起來的人肯定不是贏家，但習一定是贏家嗎？也不一定。他不久前還強調反腐敗並沒有取得絕對性的勝利。腐敗分子倒戈反撲也是有可能。不過，執政黨肯定是贏家。
第四，從傳統中尋找出路。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沒有中斷的文明，發展幾千年，背後一定有深刻的道理，並不是一個“封建專制”的概念就能概括了的。
中國近代以來的革命思想是破壞一切傳統，建立新秩序。主要方法就是學習西方。可是很多國家照抄照搬西方的經驗都失敗了。西方的制度並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們倒不如重新審視中國文明。
中國文化發展出了很好的“文官制度”。這種以科舉制爲代表的“賢人選拔制度”曾經非常發達而有效，爲中國文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況且文化基因不會那麽容易被改變，現在到了對中國文明重新作出評估的時候。
新加坡是個很好的例子，把中國傳統儒家價值觀與西方市場經濟相結合，實現了“有恒産者有恒心”、“居者有其屋”等中國傳統的治國理念。中國目前還沒有找到有效的手段來實現這些價值觀，但是我想習和以後的領導人都會往這個思路上走。
目前的中國社會缺乏信仰、道德低下、文化破壞嚴重，整個社會在呼喚傳統道德的回歸，這是大勢。習也在順應這個趨勢。但這並不是要恢複整個傳統文化，而是從傳統中摘取有價值的資源，利用西方的現代性工具，來實現中國文明的進步。
隆道研究院編輯：大刀闊斧的反腐敗運動，雖然受到百姓的歡迎，但是整個官僚系統人心惶惶、士氣低落，習JP會采取什麽手段重整士氣呢？
鄭永年：反腐必須抓兩個方面：一整治腐敗的官員，二給清廉的人一個機會。
如何提拔清廉幹部？這需要建立有效的幹部任用制度。以前實行的是黨內民主制度、票舉制度，現在證明行不通。在票選中，跟所有人都很好的很庸俗的人容易當選，願意做事的人很難當選。習JP有豐富的基層經驗，喜歡實幹的人，不喜歡誇誇其談的人。因此我想他會首先考慮選拔實幹的幹部。
選拔清廉幹部只是第一步，如何防止他們腐敗，如何保證他們永遠做清官，才是最重要的，這需要進一步的制度建設來完成。最近公務員大幅度增加工資，就是一項措施。另外“高薪養廉”也可以借鑒，至少要保證公務員體面的生活。此外，也要引入競爭機制，調動公務員的積極性。不過，具體措施還在摸索階段，完美的制度不是一下子就能建立起來的。
2013年三中全會出台了336項改革方案，2014年的四中全會出台了180項改革方案。這500多條方案，給百姓帶來了極高的期望，當然也需要每一層級的官員去具體執行。如果官員都不作爲，改革方案實行不下去，百姓得不到實惠，對改革和政府的不信任度會降得更低，政府的壓力會更大。因此，讓整個官僚系統運作起來，把改革方案執行下去，是反腐之後習面臨的更大挑戰。
隆道研究院編輯：習最近同中央黨校的第一期縣委書記研修班學員進行座談並發表重要講話，強調縣級政權責任重大，這是否預示中國開始抓縣政改革？縣政改革的走向？與反腐的關系？
鄭永年：中國古代社會分爲三級行政單位：中央、省、縣。縣是最重要的基層機構，關系國家的穩定。現在國家的中間層越分越多，國家、直轄市、省、計劃單列市、地級市、縣級市、縣和鄉鎮等。縣被大大邊緣化，不但會腐敗，還會黑社會化。
唐朝柳宗元說得很好，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結構是皇帝、大戶和民，而大戶是阻礙社會進步改革的保守勢力，掐斷了皇帝和民之間的關系。因此，皇帝一定要跟民聯手，建立直接關系，抑制大戶這個利益集團。
現在的情形和傳統時代一模一樣，中央一定要建立和地方的直接聯系，建立頂層和基層的互動制度。因爲執政黨的合法性地位是來自于老百姓，而非官僚機構，官僚機構只是工具，不能讓工具變成主人。這就是盧梭所說的“人民主權”。
中央黨校要把全國2800多個縣都培訓一遍，這走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但是光培訓不夠，還是要建立總書記、總理跟縣長的直接聯系渠道。中共如果要生存下來，必須要做這樣的縣政改革。
隆道研究院編輯：請您談談反腐敗運動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
鄭永年：短期內對中國經濟肯定會有負面影響。因爲：第一，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主要是政府在推動，具體就是政府官員在推動。西方是市場經濟，我們是“市長經濟”。受反腐的影響，市長們都不幹活不作爲，出現空轉政府。第二，中國的經濟增長很多是三公消費，旨在改變黨風和廉潔建設的習八條出台後，餐飲業、酒店、娛樂業都受到打擊。
但這些負面影響在可接受的範圍內，是短期調整的必然現象，也就是習提出的經濟新常態，指增長稍微會低一點。長期來看效果肯定是正面的。腐敗消費雖然促進經濟發展，但是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決不應該建立在腐敗基礎上。通過新的制度建設，保證長遠的可持續發展，才是正途。
另外，這次反腐主要還是針對政府和軍隊官員，盡量減少對企業家的影響。實際上每個貪腐官員背後都有一大幫企業家。對于涉案不深的，中共都會放他們一馬。這主要也是從經濟穩定上來考量的。
隆道研究院編輯：中共反腐對國家間關系有什麽影響？
鄭永年：腐敗不只是中國面臨的問題，也是其他很多國家面臨的問題。所有的國家政府都對腐敗問題相當重視。中國是大國，跟其他國家合作，對整個國際反腐都有推進作用，去年中國在APEC會議上就跟各個國家都簽訂了反腐協議。
像中、美這樣的大國，如果都起來反腐，世界會清廉很多。假如中國的腐敗官員跑去美國，美國的腐敗官員跑來中國，兩國沒有聯手反腐，實際上就是鼓勵腐敗，對兩國甚至全世界的發展都沒有好處。
腐敗就像病毒，會不停傳染，也會不停地變種，腐敗的形式在不同時空會不停地變化，不能掉以輕心。像新加坡這樣的清廉國家，如果十年不反腐也會出現嚴重的腐敗。不少跨國企業，在本國廉潔守法、信譽良好，可是到了中國也變得很腐敗。因此反腐不但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也是一個永恒的課題。不應該有逗號，更不應該有句號。
隆道研究院編輯：反腐敗所牽涉到很多方面的人，但現階段我們所看到的主要是對于政府官員的懲處，對于其他方面的人，例如牽涉腐敗的企業家、個人等，您認爲他們在某個時候也會成爲反腐運動的重點對象嗎？
鄭永年：我覺得，這些方面的反腐敗以後也會進行，只是不同階段有不同的重點對象吧，當然也有不同的反腐敗形式和手段。最近大家看到那麽多的官員腐敗現象，但同時也産生了一個疑問，即他們是怎麽樣腐敗的？因此，最近人們討論得最多的就是政商關系，政商勾結的問題。現階段主要整治的對象是腐敗的政府官員，那麽商這一塊怎麽樣去反腐敗呢？我想這一塊也是今後需要考慮的，比如反商業賄賂。前些年做了一些，但沒有深入下去。
應當說，這一塊的反腐敗形式，跟政府部門的反腐敗形式應當是不一樣的。怎麽樣對商業這一塊進行反腐敗？如何在反腐敗的同時不要使得經濟大起大落？這個也是需要考量的問題。在政府部門，反腐既要解決官員“亂作爲”的問題，也要解決他們“不作爲”的問題。商業上其實也一樣，一方面要整治“亂作爲”，例如賄賂官員，但另一方面如果商人不作爲的話，經濟就會很麻煩。台北新市長柯文哲現在就遇到一個問題，他在質疑：前任台北市政府怎麽跟企業界簽了那麽多的不平等的合同？這些合約需要繼續下去嗎？中國大陸的很多城市也是這樣的。假如你當市長的時候跟企業簽了很多合同，但是你因爲腐敗下去了，那麽這些合同要不要執行下去呢？這個問題也是接下來政府需要處理的棘手問題，是一個難題。如果說因爲腐敗因素，政府方面不守信用地取消了所有的合同，那麽整個商業信用系統就比較麻煩。對于這個問題，政府需要做一個判斷，確實有時太腐敗需要整治，但同時政府也應該考慮如何建立起自己的信用，減少企業界對政府的不信任。
這樣的情況也存在在國家與國家之間。比方說中國和另一個國家（比如斯裏蘭卡）之間的關系，中國領導人去跟他國總統簽下了很多協議，後來這個總統下去了，如果所簽的協議就不履行了，那肯定會很麻煩。我想企業和政府之間的關系也是一樣的，你跟市長簽了很多的協議，結果這個市長下去了，所有的東西就不履行了，那你肯定會覺得很苦惱。這是經濟學上的契約和合約問題，需要通過建設法治來解決。
隆道研究院編輯：反腐敗運動到今天積累了諸多的經驗教訓，您認爲有那些經驗教訓非常重要，有關到反腐敗運動的深化和建立有效的反腐敗制度？
鄭永年：簡單地說，經驗教訓是有關新環境、新觀念、新方法和新制度問題的。在這四個層面，大家都可以總結經驗教訓。
首先是反腐敗的新環境。爲什麽短短幾年腐敗就發展到這個程度？金錢政治是怎麽樣演變到今天這樣的？要接受這方面的經驗教訓。很顯然，這是制度使然。盡管已經確立了很多反腐敗制度，但以前的很多制度已經適應不了現在的情況，腐敗才會演變到今天這個樣子。以後要怎麽樣根據時代的變化來進行制度的改進呢?
其次是新思維。到了九十年代以後，人們爲什麽慢慢覺得“刑不上大夫”，就是“政治局常委不上刑”。這是個很錯誤的觀點。曆史上“刑不上大夫”只是儒生的自我安慰。中國傳統中，除了皇帝不上刑，好多宰相都被殺頭。曆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刑不上大夫”，爲什麽在共産黨體制下出現了“刑不上大夫”這個概念呢？這些人其實是被這些觀念縱容了。你是“大夫”，如果“刑不上大夫”的話，你就會拼命腐敗，因爲腐敗了也不會怎麽著。所以這個觀念必須改變。這次習的反腐已經改變了好多的觀念，包括這裏說的“刑不上大夫”，還有“經濟不好就不反腐敗了”、“治標治本”等。新觀念要建立起來，如果官員沒有新觀念，照樣會去腐敗。在這方面，我覺得還應該建立起另一個新觀念，就是“皇帝犯法也要和庶民同罪”。任何人犯錯了都必須受到懲罰，這就是法治。
再次是新方法，就是政治運動跟制度建設要結合起來，不能光運動沒有制度建設。如果反腐敗一直停留在運動，那麽運動走了，腐敗又會卷土重來。
建立什麽樣的制度？這個問題也非常重要。以前認爲反腐敗制度建立越多越好。其實中國的反腐敗制度已經太多了，多得黨內沒有機構和人對腐敗負責。黨口、政府口、人大與政協等等都有自己的反腐敗機構，互相推托，反而助長了腐敗。因此，人們需要考慮的不是制度的多少，而是建立有效的制度。這方面，中國可以看看新加坡和香港的經驗，建立精簡而有效的制度。制度建設不能爲了制度建設而建設。過去，每一代領導人都想建立自己的制度，都想做加法，結果是制度越來越多，沒有整合，沒有一個制度是有效的。今天，怎麽樣去整合這些制度是最爲重要的。
現在很多方面的教訓也可以總結。比如一些人現在開始擔心，反腐敗會不會慢慢演變成一個政治運動，演變成人們互相揭發，最後變成“文革”這樣的“階級鬥爭”？如果這樣，那也會很麻煩。我認爲，如果這次反腐敗運動要深化的話，那麽應馬上引入法治，把政治性運動轉型成爲一場建立法治的運動。一方面要懲處貪官，另一方面也把法治也建立起來，反腐敗和普法教育、透明審理等結合起來，這樣才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方法。四中全會已經提出建設法治，但怎麽樣把反腐敗運動與法治建設緊密地結合起來呢？這是一個需要認真思考的課題。希望反腐敗運動不會演變成爲一個像文革那樣的政治運動，而是一個新型的反腐敗運動，是在法治基礎上的反腐敗運動。
本次專訪由隆道研究院謝娜、徐李穎博士進行。
（隆道智庫簡介：爲非盈利性的戰略、發展、思想研究中心，高端培訓、咨詢服務機構及論壇智力支持機構。以龍永圖和鄭永年爲領軍人物；以林志奇爲理事會主席，鄭永年、曾士生、徐冠林爲副理事長。隆道智庫將充分利用新加坡在東西方之間的獨特地位和開放自由的輿論學術環境，關注中國和平崛起和亞太地區發展帶來的地緣政治和社會經濟的變化，針對相關問題及世界熱點、難點問題進行獨立的學術研究和交流，從東方視角提出相關政策建議和戰略構想，以形成政策影響力，幫助國家和地方政府實現可持續發展和社會和諧，造福普羅大衆，惠及人類福祉。在獨立研究的基礎之上，智庫對外提供高端培訓和咨詢顧問服務。）
關鍵詞:中國“反腐”運動：觀念、趨勢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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