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葛紅亮
11月7日，“是一個特別的日子，兩岸關系翻開了曆史性的一頁”。在新加坡香格裏拉大酒店，兩岸領導人習近平、馬英九在響成一片的相機快門聲中，同時步入會客大廳，爾後握手長達1分鍾以上。 這是1949年分治以來，兩岸最高領導人的首次會面，無疑是兩岸關系發展史上具有裏程牌意義的大事，也將無疑爲今人、後人所稱道。
通過電視直播，筆者有幸看到了這一幕，心中也同在微信群裏熱鬧聊天的兩岸同胞一樣，激動不已。兩岸最高領導人首次會面能夠成行自然與2008年以來海峽兩岸關系的穩步發展密切相關，也是雙邊最高領導人決心、智慧的結晶。當然，作爲此次會面場所的“提供方”，新加坡所扮演的角色也十分值得贊賞。鑒于此，兩岸未來無論以什麽形式實現“一個中國”框架下的統一，新加坡毫無疑問也必須記上一功。
新加坡助力獅城“習馬會”
“習馬會”當天，新加坡再一次成爲全球目光的聚焦點，傳言已久的兩岸最高領導人首次會面終于在新加坡完美上演。對此，新加坡知名媒體人與前國會議員吳俊剛先生11月11日媒體刊文稱：“作爲新加坡人，我們當然覺得很榮幸，能安排習近平和馬英九的握手，見證曆史。”作爲最高領導人首次會面的“場所”提供者，新加坡的重要角色不言而喻，構成了此次“習馬會”能夠完美上演的必不可少的要件之一。
實際上，隨著近些年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向前推進，兩岸最高領導人會面既是大勢所趨，也爲衆望所歸。近些年兩岸關系的和平發展有賴于2005年的“胡連會”。時任國民黨主席連戰當年到訪大陸，並在北京與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會面。作爲此次會面的成果，“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雖然由于當時國民黨在台灣島內處于在野黨地位頗受外界質疑，但今天來看，卻無疑是2008年5月馬英九成爲台灣地區領導人後兩岸關系和平、穩定與持續穩步向前發展的重要基礎。七年多以來，海峽兩岸在經貿往來、人員交流等方面取得了極爲明顯的呈現，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在創造一系列增量效應的同時，也深刻在烙在兩岸人民心中。與此同時，兩岸的溝通交流機制在“兩會”（海基會、海協會）、黨際交流之外，又在2014年2月建立了國台辦與陸委會之間的常態化溝通機制。新的兩岸溝通管道在處理和解決兩岸交往中諸多問題的同時，也爲“胡連會”後兩岸最高領導人會面正式提上日程提供了重要條件。不僅如此，在“胡連會”後，兩岸最高領導人的會面也成爲各方的共同期盼和關注海峽兩岸關系發展的聚焦點。
雖然是各方期待，也是大勢所趨，但兩岸領導人會面卻由于囿于諸多細節性問題，始終未能上演。受此影響，一度“甚囂塵上”的“習馬會”在一次又一次的期待中終究還是僅僅停留在傳言階段。在相關的細節性問題之中，“在哪兒會面”則是雙方共同關注的話題。會面地點的選擇既關乎兩岸關系的定位，也關乎著“一個中國”原則的落實，特別也要關照台灣島內的政治生態。因此，關于“習馬會”在2014年11月北京APEC期間上演的傳言最終未能成爲現實。這也在側面表明，如若沒有第三方提供會面場所，兩岸最高領導人會面還會各自面臨很多困難。
可見，兩岸領導人會面地點選擇方面至少有兩個必要條件：一是，與兩岸領導人相對較熟悉的第三方能夠提供會面場所；二是，兩岸領導人在會面時，僅有雙方在場，第三方不必參加。
正是在雙方致力于尋求僵局突破之際，海外唯一華人爲主的國家——新加坡成爲兩岸最可能接受的最大公約數。在就雙方關系和平發展取得一系列成就達成共識基礎上，兩岸也都認爲領導人會面對兩岸關系的發展有著長遠的深刻影響。在新加坡成爲第三方會面地點後，雙方兩岸領導人會面一事也就達成了一致。
“新加坡角色”的四個階段
新加坡能夠成爲兩岸領導人首次會面的地點，不僅在于其能夠滿足上述兩個方面的條件，而且更爲關鍵的是，與兩岸關系（包括領導人關系）都不一般的新加坡長久以來在兩岸交流、兩岸關系改善中發揮了特殊重要作用。
在兩岸關系發展史上，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及現任總理李顯龍，憑借著與兩岸領導人之間建立的私人關系及新加坡與兩岸間的良好關系，對兩岸間打破隔絕、繼而重新建立往來關系與兩岸關系的改善都發揮了特殊作用。新加坡的這種作用大致可以從下述四個階段進行觀察：
第一階段是兩岸互不往來的隔絕時期。在這一時期，新加坡的主要作用依靠的是其領導人李光耀先生與鄧小平、蔣經國的個人私交，角色上主要表現爲中間“信使”。根據相關資料記載，1985年9月，鄧小平在接待來訪的李光耀時，特別委托他轉達希望與蔣經國早日見面、共商解決台灣地區問題的想法。此後，李光耀也很快將這一消息轉達給處于重病中的蔣經國，而他後又透過李光耀轉達了謝絕會面的消息給鄧小平。李光耀的“信使”角色對兩岸來說無疑都至關重要。
對大陸而言，鄧小平在了解這一情況後開始逐步將反“台獨”作爲對台工作的首要任務；對台灣地區來說，蔣經國至少了解到了大陸方面希望解決兩岸分治問題的願望與誠意。鄧小平雖然與蔣經國未能見面，但在蔣經國1987年陸續推出多項促進兩岸關系的政策和打破兩岸相互隔絕狀態的舉措後，也給予了積極回應，歡迎台灣同胞來大陸探親和投資發展。
第二階段是兩岸“兩會”交流機制的創立時期。兩岸隔絕狀態的打破及兩岸人員往來的開始爲兩岸關系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而雙方也意識到，兩岸關系調整的時機也漸趨成熟。在1992年達成“一個中國”的原則性共識之後，如何建立兩岸之間的常態性交流與對話機制迫在眉睫。如果說，“海基會”與“海協會”的先後成立爲兩岸交流機制創造了組織基礎，那麽新加坡李光耀的牽線搭橋則爲機制的建立創造了可能。1993年4月27-29日，“汪辜會談”正式在新加坡舉行。以此爲標志，兩岸開創了兩岸交流與對話的“兩會”模式：通過“海基會”與“海協會”這兩個處理海峽兩岸事務的組織來處理相關問題，並簽署協議。這一階段，新加坡雖然作爲第三方會面地點的提供者，但也在此時確立不作“中人”的前例。這意味著，新加坡只提供會談場所，不參與兩岸間的會談。
第三階段是兩岸關系因“台獨”主張陷入倒退時期。這一階段，新加坡的角色既表現爲“和事佬”，又表現爲“台獨”批評者、反對者。李登輝在成爲台灣地區領導人後初期，並未在兩岸關系上發表“台獨”言論，“九二共識”與“汪辜會談”的舉行也在事實上說明，李登輝在初期並未阻礙兩岸關系的發展。但是，“汪辜會談”後不久，兩岸關系的發展就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李登輝“訪美”及其在美國發表的一系列“台獨”言論使兩岸關系瞬間跌至谷底，反“台獨”成爲大陸方面最爲緊要的任務，台海危機爆發。爲化解危機，1995年8月，李光耀率領新加坡工商代表團到訪中國大陸。2000年，陳水扁在台灣大選後上台“執政”，大肆推行民進黨的“台獨綱領”，兩岸關系由此陷入困局。
針對李登輝、陳水扁推行的“台獨”政策，李光耀先生多次在演講中發表批評和反對的看法，他認爲“台獨”是愚蠢之舉，是台海發展戰爭的直接誘因，強調台灣地區要認清國際形勢與地區形勢，加入大陸發展帶來的潮流並從其取得經濟社會的繁榮進步。
第四階段是兩岸重新建立和平發展階段。隨著兩岸關系重回正軌，新加坡不僅獲得與兩岸持續發展合作關系的重要條件，也有了在兩岸關系進一步向前發展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基礎。這主要集中體現在，新加坡與台灣方面關系的回暖。2008年馬英九“主政”台灣地區以來，承認“九二共識”，穩步推進“兩會”對話與交流機制，並建立了國台辦與陸委會間的直接溝通渠道。這些爲新加坡與台灣方面持續發展友好合作關系創造了條件，而這使新加坡在兩岸領導人會面這一裏程牌事件中扮演“信得過、用得上”的重要角色有了可能。
新加坡角色的約束性條件
回顧新加坡在兩岸交流、兩岸關系發展曆史中的特殊角色與作用，可以清晰發現，新加坡這種角色或者說“新加坡傳統”得以建立也有其約束性條件：台灣島內政治生態的變化，特別是持有“台獨”主張的人或政黨“執政”。新加坡與中國大陸建交時，明確表示遵守“一個中國”原則。李光耀及其後的曆屆政府也均表示遵循這一原則。
因此，持有“台獨”主張的人或政黨在島內勝選“執政”，將不僅直接影響兩岸關系，也極大地挑戰了新加坡所認可的“一個中國”原則。李登輝中後期及陳水扁時期，由于“台獨”言論與政策，兩岸關系倒退發展，新加坡與台灣的關系也在保持中漸趨疏遠。無疑，這使新加坡在兩岸關系中特殊作用的發揮受到了顯著的約束。
不可否認，兩岸關系和平發展不僅關乎兩岸關系的增量發展，而且還深刻地影響兩岸同胞的福祉，因此已然成爲兩岸同胞的一致共識。雖然如此，台灣島內“台獨”主張並未消失，以蔡英文爲代表的民進黨及相關其他勢力在兩岸關系上仍然持有相當“模糊”的態度。明年是台灣“大選年”，民進黨蔡英文又被視爲“勝選在望”。在這一情勢下，未來台灣地區領導人在兩岸關系上的態度及目前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一系列對話與交流機制能否持續下去都值得世人持續關注，而在這一過程中，新加坡的特殊角色是否還會遭受約束性條件的限制也有待進一步考察。
作者供職于廣西民大東盟研究中心。
來源：《世界博覽》，2015年第23期，第28-30頁。
原刊于微信平台：東南亞問題研究，感謝授權新加坡眼平台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