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世紀80年代初日本學界的“中國模式”的提法之外,西方學界最早提出中國模式的是美國《時代》周刊編輯雷默。
2004年他在《北京共識:提供新模式》一文中,首次闡述了中國模式的一些特點。此後隨著中國經濟的高歌猛進,對此討論也日成潮流。目前的共識就是高度集中並便于高效決策的政治體制,國有經濟爲主導並高度重視出口導向的市場經濟,再加上東亞儒家文化傳統,就構成了中國模式的主要特征。
然而一方面中國模式的擁趸衆多,不僅包括中國國內的體制維護者,希望通過對其推動來論證政權的合法性,即使在國外的政經學界,也有不少人希望通過對之借鑒,來解決困擾非洲、拉美等相對落後地區發展的一些實際性問題。但對中國模式的質疑之聲也從來都不絕于耳,多年前麻省理工學院黃亞生教授就對中國模式的前景表示懷疑。
他的理論是1964年-1988年巴西的軍政府執政時期,也曾集中力量辦大事,並在國企占主導、政府高儲蓄率、貧富差距巨大、對外開放度高、國民收入落後于國內生産總值(GDP)增長等諸方面,都與當前的中國經濟存有共性。當時很多人都認爲的“巴西奇迹”終成黃粱一夢。
還有更爲激進的觀點,如耶魯大學著名經濟學家陳志武幹脆就出了一本《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的專著。
其主要觀點就是中國的經濟發展不過是既有文化優勢,再搭上了全球化東風之後的自然産物,是在釋放人們自由的同時,讓民衆享受到過去數百年工業化文明與全球自由貿易的好處。
“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驗證了‘自由促進發展’的道理,中國的經曆沒有偏離其他國家的實踐所證明的規律。適合其他國家發展的制度同樣也適合于中國,人性是沒有東西方之分,也沒有中國人和外國人之分。”而且,隨著全球化的退潮以及低成本的勞動力資源之後,一些制度性的缺陷,就必然會使過去的發展陷入困境。因爲過去長期忽視人權、勞工條件、環境保護所帶來的發展瓶頸,使得中國無法促成服務、金融等“契約型經濟”與“知識型經濟”的發展。
以上理論都有一定道理,但卻都無法忽略中國經濟巨大成功這一擺在世人面前的事實。就成功性而言,中國過去的經濟發展是空前的,這並非一定要用一系列數字來加以說明。從大多數中國人的衣食住行乃至生活面貌上,都可以說是翻天覆地的變化,尤其考慮到僅僅只是在數十年前,中國尚且在爲溫飽問題而發愁。並且,如果說中國確實是搭上了全球化的東風,爲什麽還有那麽多國家沒有搭上這列快車呢?
因此我們既不能簡單地將這種成功,歸之于全球化等一些外在因素並將之完全否定,又不能認爲這種模式就一定具有超然的合理性,並且可以在其他地區具完全的可複制性。在很多時候,我們應該超越這種模式之爭,看到過去中國成功的必然性與一些正在失去的偶然性要素。
中國過去經濟的成功,當然可以將之歸功于比如出口加工導向的經濟特區、大力發展基礎設施、不遺余力的招商引資等微觀層面,這些現在已經成爲了一些非洲國家官員的口頭禅了。
但就宏觀層面,依然要注意1949年以後中國所具備的超強社會動員能力、民衆基礎教育等方面的艱苦積累,以及傳統文化的滋養,再加上吃苦耐勞又遵守紀律的國民性特征等所具有的天然優勢。而且由于曆史上華夏民族始終經曆著一個不斷遭受北方遊牧民族入侵,又不斷與之融合的過程,使其既有文化保守的一面,又有善于向異質文化學習的另外一面。
民族融合
知道這一點,才能理解40年前逐漸開始的中國對外開放,並吸收發達國家經驗的整個過程。如果說前面的一些要素尚可複制,國民性特點與曆史文化則又使中國的成功,很難被其他地區所完全照搬。
總之要理解今日中國的發展及其所面臨的問題,就要超越當今日益二元化對立的模式之爭,要將之放在大的文化曆史背景之中。這個問題是如此複雜,實在很難用簡單的肯定與否定來回答。
(文:紀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