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40年，造就了中國，也造就了世界。
昨天（12月18日），新加坡眼報道了中國授予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中國改革友誼獎章”的事情，並給大家講了下1978年前李光耀眼中的中國。
現在，我們來看看1978年之後，李光耀是怎麽“推動新加坡深入參與中國改革開放”的。
新加坡爲鄧小平提供了參考和借鑒
先說1978年至80年代。
1.文革末期的中國
70年代的中國，生産力發展緩慢，人民溫飽沒有得到解決，科技教育落後。
在對外交流上，中國前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黃華這麽寫道：“對外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和合作基本中斷，與各國元首和政府首腦級的互訪急劇減少，實際退出了幾乎所有的國際組織，也不出席國際會議；外貿進出口大幅度下降；派出的留學人員全部被召回國，也停止接受外國留學生。”
70年代的中國
在國際上，隨著軍事實力的不斷增長，蘇聯對外侵略擴張的野心也日益膨脹。在東南亞，蘇聯在越戰時期大力援助越南，牽制美國。
越戰結束之後，越南軍事力量繼續增強，號稱“世界第三軍事強國”，僅次于蘇聯和美國。越南的領導人黎筍公開宣稱“一個越南士兵可以勝過三十個中國兵”。
到了1978年底，越南對柬埔寨的觊觎之心，已是路人皆知。
越南戰爭
2.鄧小平時隔58年，重訪新加坡
1978年11月12日，鄧小平抵達新加坡，進行爲期兩天的正式訪問。
1978年鄧小平訪問新加坡。
短短兩天的訪問，爲將來的許多事奠定了基礎。
鄧小平當時已是74歲高齡，他對李光耀說，自己一直希望能在去會見馬克思之前，到新加坡和美國走一趟。
要去美國，是因爲需要跟美國就越南問題進行對話。（後記：鄧小平訪新之後一個半月，12月25日，越南悍然揮師25萬侵略柬埔寨，翌年1月7日占領金邊。1月1日中美恢複邦交；1月底，鄧小平訪問美國。2月1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入越南北部邊境，教訓越南。）
要到新加坡看看，是因爲58年前，鄧小平在“一戰”時期去法國留學和工作的途中路經新加坡。事隔58年，再次來到新加坡時，發現改變實在太大了。另一個更重要的目的是，爭取東南亞國家與中國組成聯合陣線對付蘇聯和越南。
簡單說，當時的國際形勢需要中國加強與外界的合作，尤其東南亞和美國，反之亦然。這爲中國的“開放”提供了合適的宏觀國際環境。
11月13日上午，鄧小平參觀裕廊工業區。之後，在新加坡建屋發展局（HDB）聽取關于新加坡組屋計劃情況的介紹時，贊揚新加坡在解決住房方面所做的努力。鄧小平登上HDB辦公大廈的頂層，瞭望周圍一幢幢新建成的組屋，他詢問了新加坡每年住房建築的總面積和其他有關問題。
鄧小平此行到裕廊工業區是爲了解新加坡的工業規劃和發展，包括如何通過招商引資來提高經濟活力；到HDB則是考察新加坡的公共住房計劃和城鎮治理。
1978年11月13日，鄧小平在裕廊山頂，種下一棵象征友誼與和平的海杧果樹。
在訪新期間，鄧小平邀請李光耀再到中國訪問。李光耀說，等中國從十年動亂中恢複過來就去。鄧小平說，那需要很長的時間。李光耀不同意，他認爲：
他們（中國）真要追上來，甚至會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會有問題；怎麽說我們都不過只是福建、廣東等地目不識丁、沒有田地的農民的後裔，他們有的盡是留守中原的達官顯宦、文人士紳的後代。
曆史還原視頻
當時的《人民日報》對新加坡的報道路線改變了，形容新加坡爲花園城市，而且評論新加坡的綠化、公共住房和旅遊業都值得考察研究。
1978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頭版。
同一天的《人民日報》刊有介紹新加坡工業發展的文章。
3.改革開放前十年
1979年10月，在一次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上，鄧小平專門向各省市區領導提到了新加坡利用外資發展自己的思路。這成爲日後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經濟騰飛的一個重要方法。他說：
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們怎麽利用外資。新加坡從外國人所設的工廠中獲益。首先，外國企業根據淨利所交的35%稅額歸國家所有；第二，勞動收入都歸工人；第三，外國投資帶動了服務業。這些都是收入。
我們如果讀《李光耀回憶錄》第四章《絕處求生》，的確看到異曲同工的理念。李光耀說：
（60年代）發展經濟學學者普遍把跨國公司看成是廉價土地、勞工和原料的剝削者。……第三世界國家的領袖相信新殖民主義剝削人民的理論，我和吳慶瑞卻沒有産生共鳴。我們有實實在在的問題要解決，不能受任何理論或教條的約束。……我們的責任是爲新加坡200萬人提供生計，如果跨國公司能讓我們的工人獲得有報酬的工作，並教授他們技能、工程技術和管理的技巧，我們就應該把它們爭取過來。
這段話，聽起來是否似曾相識？
後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深圳、珠海、廈門、汕頭試辦經濟特區；農村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在全國範圍內全面推廣；開放大連等14個港口城市，逐步興辦起經濟技術開發區；建立浦東新區……
90年代的浦東新區
1980年11月，李光耀第二次訪問中國。鄧小平會見時強調，中國是個地廣人衆的大國，無須依靠其他國家的資源，當前急務是如何激發人民的意願，擺脫貧困和落後。
李光耀也與趙紫陽見面。趙說，當時中國有三大經濟重任：第一、興建公路、鐵路等基礎設施；第二、提高工廠質量；第三、提高管理人員和員工工作效率。
趙問李他此趟對中國的印象。李說了一些正面評價，然後說一些負面的觀察，包括道路系統不好（李光耀從濟南去曲阜時發現有部分路段是泥路）。
李說，新加坡人文曆史短淺，人口250萬，但每年可以吸引300萬人次遊客。中國人文和旅遊資源豐富，人口10億，但每年的外國旅客只有100萬人（其中80萬還是海外華人），中國應該整合旅遊資源，賺取外彙，制造就業機會。曲阜是極具旅遊業潛能的城市，從曲阜到省城濟南的道路，沒理由還是泥濘一片。
趙建議新加坡派出高層、中層、基層經理和專家到中國訪問。後來，中國也派出幾個國營企業管理人員代表團到新加坡考察。
1984年12月，享有“新加坡經濟發展總建築師”之稱的吳慶瑞卸下副總理職務。
1985年，中國政府正式聘請他擔任中國沿海開發區經濟顧問兼旅遊業顧問，這一職務一擔任就是六年。
鄧小平在1978年訪問新加坡同吳慶瑞親切握手。
鄧小平每年都會見他，詳細聽取他的彙報和建議，負責經濟工作的谷牧副總理同他交往更加頻繁。
1988年，“改革開放”已經進展了十年。李光耀又一次訪問中國。
1988年，李光耀參觀深圳工業展覽館。
在與李光耀見面時，鄧小平說，過去十年解決了溫飽問題，取得了“相當好”的成績，但經濟發展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包括通貨膨脹和紀律問題，因此，政府必須一方面實行有效的管制，另一方面維持對世界開放的大原則。接下來，中國要晉升到小康階段，必須向別人學習，“包括你們，甚至韓國”。
李光耀說，他這次來華，看到的不只是多了新樓房和道路，更重要的，他見到了人們思想和態度上的轉變。如今人們更敢于提出批評和問題，同時還積極樂觀。
趙紫陽讓李光耀看《河殇》。李光耀認爲它過于悲觀，並認爲中國要推行工業化和現代化，不一定就得把基本的文化價值觀和信仰全部抛棄。他指出，中國需要改變的，是過度的中央集權管理制度以及人們的態度和觀念，必須使中國人更願意接受新想法、新點子，無論它們來自本國或外國。
“借鑒新加坡，並要管得更好”
在談90年代之前，得先說說1980年。
1.向新加坡借鑒招商“秘訣”
1980年，爲了在廣東和福建設立經濟特區，電子工業部第一副部長江澤民到新加坡做爲期兩周的考察，研究經濟發展局如何爲新加坡招商，怎麽發展工業區。
當時，江澤民對負責接待他的新加坡經濟發展局署長（相當于司長）吳博韬說：“中國的土地、水源、能源、勞工，都比新加坡便宜很多，但是你們吸引得了這麽多投資，我們卻做不到。這到底有什麽秘訣？”
吳博韬勉爲其難說明，關鍵在于政治信心和經濟生産力。他抽出國際商業環境風險指數報告讓江看，新加坡評比爲一甲，而中國沒有上榜。江把報告帶回他在烏節路外的一個三星級賓館房裏去研究，後來他對吳博韬說：新加坡有的，是“怎麽促銷信心的獨特本領“。
1985年，江出任上海市市長。1989年6月，出任主席。
1990年10月，那場風波才過去四五個月，李光耀訪問中國，在北京與江會面。李對中國是否會繼續堅持開放政策表示關注。江向李保證，開放政策會“加速“進行。
10月3日，中新兩國正式建交。
中新正式建交。
李光耀在《回憶錄》裏對江的評價是：
“他對鄧小平賦予他的崇高使命的獻身精神，以及繼續推展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使中國成爲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繁榮工業社會的決心，是不容置疑的。”
1992年，李光耀再次與江澤民見面。江對李努力推進汪辜會談表示感謝，同時，他認爲西方操縱台灣課題，把中國當作可能的敵人是不明智的。
李光耀認爲，大陸和台灣關系發展的最理想結局是雙方和平漸進地緊扣彼此在經濟、社會和政治上的聯系。他說，如果中國想削弱美國的制衡作用，應該把中國市場開放給更多歐洲跨國企業，那麽就會逼迫美國企業向本國政府施壓，阻止政府輕舉妄動損害他們在華利益。
江認同這個建議，並認爲，中國必須增加出口，同時，向不同國家學習，不僅吸取它們在知識、科學和技術上的優點，也學習它們在文化經驗上的強處。
在李光耀推進下，1993年4月27日，汪辜會談終于在新加坡舉行。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期間，鄧小平到深圳、珠海、廣州、上海等地巡視以及講話，重申與改革開放相關的鄧小平理論，並期許廣東能按其“生産力爲基礎的發展觀”發展經濟在20年內追上亞洲四小龍。
他說：“四小龍中新加坡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當借鑒他們的經驗，而且要比他們管得更好。”
從鄧小平這句話說出來之後，數以百計的中國代表團湧入新加坡，想考察、借鑒新加坡的各個方面，從“如何維持道德標准和社會秩序”，到經濟建設、司法、金融、社會保障、城市規劃等多個方面。
90年代的新加坡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因此從1992年開辦了針對中國領導幹部的短期培訓班，講授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管理經驗。從1998年起，南洋理工大學開設經濟管理碩士課程，爲中國培養中高級經濟管理人才；從2004年起，又開設公共管理碩士課程。
另一個例子是新加坡—山東經貿理事會于1995年開展的“人才培訓計劃”，至今已培訓超過2000名山東官員和企業高管。
2.蘇州工業園區前世今生
1992年9月，在南巡講話七個月後，李光耀訪問蘇州。蘇州市長章新勝向他建議，讓新加坡拿出500億美元國家儲備金中的10%到蘇州投資，由蘇州提供特別待遇，保證新加坡投資的成功，同時讓蘇州“像新加坡一樣”實現工業化。
李光耀和夫人首次訪問蘇州。
同年12月，章新勝到新加坡與李光耀會見，說自己已經取得鄧小平辦公室綠燈，請新加坡方面提交正式計劃。1993年4月，新加坡總理吳作棟訪問北京時與江和李鵬就此進行討論。5月，李光耀在上海與時任副總理的朱镕基見面時，提出：
“許多中國代表團到新加坡來考察，看到的卻總是零星的片段永遠無法全面了解我們整個制度的運作方式，我就是針對這個現象才提出這項建議的。入股能讓新加坡和中國的經理人員在同一崗位上一起合作，那麽，要向中國轉移新加坡的方法、制度、知識，就容易得多。”
朱镕基同意。4天後，李光耀與剛升任副總理的李岚清會見。李岚清認爲蘇州人品質高，能很好地吸取和應用新加坡經驗，于是也給予全力支持。
1993年10月，爲了確保新加坡制度中有適用于中國的運作方式，中國派了國務院和江蘇省兩國代表團前來考察。考察之後，滿意。
1994年2月，李光耀與李岚清在北京簽署了蘇州工業園區協議書，正式開啓合作。這也是兩國之間的第一個政府之間的合作項目。從中國角度，中央政府希望可以從蘇州工業園區的建設和管理借鑒新加坡理念和經驗，以便在其他地方複制這些制度。（關于蘇州工業園區如何轉移新加坡經驗，可以參考：蘇州工業園區：中國的三個“新加坡”）
1994年2月26日,李光耀、李岚清在北京簽訂《關于合作開發建設蘇州工業園區的協議》。
12月3日，央視財經《經濟半小時》對蘇州工業園區的敘述是：
“眼下很多城市的工業園區都苦于招商難，奔波在外出招商的路上，可有一個地方，卻正好相反，不但不愁招商，每天都有不少企業主動上門要求投資建廠，甚至還有企業排隊等著這裏有土地清出來建新廠，它就是蘇州工業園。
24年前，這裏還是一片泥塘，如今這個僅有278平方公裏的工業園區，聚集的企業超過六萬家，其中還有不少都是世界500強，2017年，這個園區的生産總值是2350億，這個數字和汕頭整個城市一年的生産總值相當。”
如今的蘇州工業園區
從今天的角度看來，蘇州工業園區好像沒什麽特別，全國到處都能見到類似的項目和城市。此話不假，但回到24年前，把這個項目放到當時的中國來審視，才會知道這個它的意義。
24年前，中國有工廠，有城市，但是缺乏現代城市規劃及治理，也缺乏外資、外來技術和知識。前者需要改革，後者需要開放。這一切在90年代初十分困難，因爲中國正受到西方的制裁。
而新加坡恰恰是在西方制裁聲中，第一個把商務代表團帶進中國的國家。
不但帶去了商務代表團，更是與中國開啓了蘇州工業園區爲代表的戰略合作。
而且在蘇州工業園區項目啓動之後，努力推動歐美企業到園區投資。蘇州工業園區開發公司首任總裁曾士生在新華社2018年的一次采訪（《曾士生：蘇州24年前》）中說，當年有些外國企業原本考慮在新加坡投資，但顧慮新加坡運作成本比較高，新方就會推薦這些企業到蘇州工業園區，並成功地爲相當多的企業落戶園區牽線搭橋。
2001年6月8日，江澤民在蘇州工業園區會見李光耀時說：“通過雙方的共同努力，園區借鑒了新加坡的管理經驗，在開發建設和對外招商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績，也成爲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之一。希望雙方密切合作，使園區成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工業園區。”充分可定了新加坡管理經驗的作用。
3.後李光耀時代，中新展開更多合作
繼1994年蘇州工業園區之後，中新兩國政府在2007年推出天津生態城、2015年推出中新重慶互聯互通示範項目這兩個政府間的合作項目，並于2018年同意把廣州知識城升級爲第四個政府間的合作項目。
天津生態城
以重慶互聯互通示範項目爲例，它與常規的工業開發區或者城市的開發有不同，是基于國家和國家FTA自由貿易協定的框架範圍內，以服務貿易爲主題的一種合作，希望將重慶打造成爲中國西部領先的區域性互聯互通和服務經濟中心，通過提高互聯互通性和優化營商環境，推動中國西部的發展，建立更多連接世界各地的貿易通道，而這也是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很重要的內容。
提高互聯互通性和優化營商環境是改革。
建立更多連接世界各地的貿易通道是開放。
中國與新加坡在很多方面的合作，無論在李光耀的年代或後李光耀年代，都與“改革開放”密不可分。可以說，李光耀不但是自己“推動新加坡深入參與中國改革開放”，而且，在他身後，新加坡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一直深入參與中國改革開放。
例如，一直在大力推進中國的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前稱“南向通道”）的，是新加坡工商聯合總會（Singapore Business Federation）主席張松聲。他鼓勵更多亞細安國家加入南向通道建設，未來讓更多亞細安貨物通過欽州等渠道出口到中國，尤其是中國西部。
張松聲
這就不難理解爲何這次中國政府要對李光耀表示如此崇高的認可。
而這一切，都源于李光耀對改革開放的態度和貢獻。
這一點從李光耀對改革開放和鄧小平的評價可以看得很清楚：
“早在蘇聯瓦解之前12年，鄧小平就已清楚看到中央計劃經濟是行不通的。因此，他把中國開放給自由企業和自由市場，從沿海一帶的經濟特區著手進行。
開放政策推行了20年後，中國處處顯露它將成爲亞洲最大、最蓬勃的經濟體。如果能避免陷入任何國內或國際動亂與沖突，中國肯定在2030年成爲經濟巨人。鄧小平是一位偉大的領袖。他扭轉了中國的命運，也改變了世界的命運。”
最後，我們看看李光耀在2000年對中國未來的預想：
“中國有潛能在2050年實現目標，晉升爲現代化的經濟體。它可以在貿易和金融方面充當一個平等而負責任的夥伴國，成爲另一個主導世界走向的大國。
只要中國不偏離重教育、重經濟的現有軌道，中國大可成爲世界數一數二的貿易強國，在國際事務上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這是中國未來50年內的一個發展前景——現代化、負責任、信心十足。”
現在距離李光耀寫這段話已經過去了近20年，中國的改革開放也進行了40年。
李光耀這段話，在今天看來，仍有參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