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40年，造就了中國，也造就了世界。2018年，中國授予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 “中國改革友誼獎章”。
李光耀總理30余年推動新加坡深入參與中國改革開放
李光耀是罕有的與五代中國領導人會面的外國領導人
1978年11月12日，鄧小平抵達新加坡，進行爲期兩天的正式訪問。短短兩天的訪問，爲將來的許多事奠定了基礎。
鄧小平當時已是74歲高齡，他對李光耀說，自己一直希望能在去會見馬克思之前，到新加坡和美國走一趟。
要去美國，是因爲需要跟美國就越南問題進行對話。要到新加坡看看，是因爲58年前，鄧小平在“一戰”時期去法國留學和工作的途中路經新加坡。事隔58年，再次來到新加坡時，發現改變實在太大了。另一個更重要的目的是，爭取東南亞國家與中國組成聯合陣線。
簡單說，當時的國際形勢需要中國加強與外界的合作，尤其東南亞和美國，反之亦然。這爲中國的 “開放” 提供了合適的宏觀國際環境。
11月13日上午，鄧小平參觀裕廊工業區。之後，在新加坡建屋發展局（HDB）聽取關于新加坡組屋計劃情況的介紹時，贊揚新加坡在解決住房方面所做的努力。鄧小平登上HDB辦公大廈的頂層，瞭望周圍一幢幢新建成的組屋，他詢問了新加坡每年住房建築的總面積和其他有關問題。
鄧小平此行到裕廊工業區是爲了解新加坡的工業規劃和發展，包括如何通過招商引資來提高經濟活力；到HDB則是考察新加坡的公共住房計劃和城鎮治理。
在訪新期間，鄧小平邀請李光耀再到中國訪問。李光耀說，等中國從十年動亂中恢複過來就去。鄧小平說，那需要很長的時間。李光耀不同意，他認爲：他們（中國）真要追上來，甚至會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會有問題；怎麽說我們都不過只是福建、廣東等地目不識丁、沒有田地的農民的後裔，他們有的盡是留守中原的達官顯宦、文人士紳的後代。
1979年10月，在一次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上，鄧小平專門向各省市區領導提到了新加坡利用外資發展自己的思路，這成爲日後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經濟騰飛的一個重要方法。他說：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們怎麽利用外資。新加坡從外國人所設的工廠中獲益。首先，外國企業根據淨利所交的35%稅額歸國家所有；第二，勞動收入都歸工人；第三，外國投資帶動了服務業。這些都是收入。
1994年中新開啓兩國之間的第一個政府合作項目蘇州工業園區之後，中新兩國政府在2007年推出天津生態城、2015年推出中新重慶互聯互通示範項目這兩個政府間的合作項目，並于2018年同意把廣州知識城升級爲第四個政府間的合作項目。
25年前，中國有工廠，有城市，但是缺乏現代城市規劃及治理，也缺乏外資、外來技術和知識。前者需要改革，後者需要開放。這一切在90年代初十分困難，因爲中國正受到西方的制裁。
新加坡恰恰是在西方制裁聲中，第一個把商務代表團帶進中國的國家。不但帶去了商務代表團，更是與中國開啓了蘇州工業園區爲代表的戰略合作。
在蘇州工業園區項目啓動之後，新加坡努力推動歐美企業到園區投資。蘇州工業園區開發公司首任總裁曾士生在新華社2018年的一次采訪（《曾士生：蘇州24年前》）中說，當年有些外國企業原本考慮在新加坡投資，但顧慮新加坡運作成本比較高，新方就會推薦這些企業到蘇州工業園區，並成功地爲相當多的企業落戶園區牽線搭橋。
中國與新加坡在很多方面的合作，無論在李光耀的年代或後李光耀年代，都與 “改革開放” 密不可分。可以說，李光耀不但是自己 “推動新加坡深入參與中國改革開放”，而且，在他身後，新加坡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一直深入參與中國改革開放。
李顯龍總理：新加坡已與中國七省建立經貿合作
新華網：近十多年來，中新經貿關系可以說取得的成果豐碩。除了三個政府間項目，新加坡與中國七個省份建立了經貿合作，成立了經貿理事會。
李顯龍：多數是沿海的省份，但也有一些內陸的，有四川、遼甯、天津、山東、江蘇、浙江和廣東。
新華網：過去的中新經貿合作，不僅從大的範疇來看很紅火，而且也做了很多務實的項目，國家之間、省級都建立了很多園區。我們一說到中新合作，園區的合作非常顯眼，比如說兩國的旗艦項目蘇州工業園。在今天的經貿關系中，區域經濟在發生變化，産業經濟也在發生變化。在您看來，進一步推動中新經貿合作，有哪些新的方式和形式？
李顯龍：雙方的合作必須與時俱進。因爲中國發展得很快，中國發展的每個階段需求都不相同，雙方合作的重點也必須相應配合。民間合作反應很迅速，他們自然而然會去尋找最有利的、最能夠發揮的新市場。
國與國之間，中新雙方第一個重要項目就是蘇州工業園，始于90年代初期。那個時候，中國正在發展各種開發區，正在招商引資，吸收外來投資，我們就開發了蘇州工業園，（主要）就是軟件轉移，轉移一些工業園管理和招商引資的軟件。工業園現在可以說是成熟了，成功了，可能有一天還有機會上市。這可以說是第一個旗艦項目。
第二個旗艦項目是我們十年前建的天津生態城。那時，中國關注可持續發展，關注環保，所以生態城就將這兩個主題作爲重點。在生態城建設的十年裏，其實也不僅限于這兩個合作主題，我們現在也談一些智慧城市的課題，也辦了一些醫療保健培訓項目。這也關系到一些社會管理、社會政策的問題。
第三個項目在重慶，就是中新（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範項目。這是最新的項目，當然還是在初期，在起跑點上。我們希望它能夠爲中國的西部大開發起到示範性作用，因爲項目的主題是互聯互通、現代服務業。服務業就會涵蓋金融、銀行、物流等，所以在這方面不只是硬件、或者不只是一些建築和工廠的投資，而是制度、運作和服務的便利化和簡化，使企業能夠盡量發揮他們的潛能。
譬如說，針對重慶項目，我們現在探討的一個建議就是南向通道。南向通道關系到從甘肅到重慶、一直到廣西北部灣欽州港的鐵路。鐵路已經有了，可是問題是我們還需要簡化手續、縮短時間、降低成本，讓公司能夠更方便地使用這條物流線出口貨物。中國西部雖然資源豐富、地廣人多，但也面臨一個大問題就是距離太遠，要到達國際市場不是那麽方便，從長江下去一直到上海是幾千公裏的距離。但如果使用南向通道到北部灣，就比較便捷，從北部灣再到新加坡也很快，到東南亞也很方便，從東南亞馬上可以通過國際航運到世界上所有的國家。
這些都是具體的合作項目，並且我們選擇的是對中國有意義的、能夠配合中國自己的政策重點和自身發展的重要領域。雙方覺得有意義、有價值，我們一起做。
王瑞傑副總理：美國除了與中國合作之外別無選擇
據《日本經濟新聞》2019年6月3日報道，新加坡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王瑞傑（Heng Swee Keat）近日表示，“中美必須打造建設性的合作模式”，促進兩國盡早達成相互妥協。他同時呼籲擴大亞洲在確立國際秩序過程中的作用。
王瑞傑針對現狀分析稱，“中美關系正在進入看不到解決對策的緊迫局面”。他表示 “大多數亞洲國家都希望看到開放的貿易、技術轉讓和投資，不想站在任何一邊”。
在此基礎上，王瑞傑針對美國表示，“出發點首先是接受新的現實”，表示 “必須適應中國的崛起”，同時強調稱美國 “除了與中國合作之外別無選擇，應當認識到將中國排除在外會帶來糟糕的結果”。
另一方面，王瑞傑針對中國表示，“作爲全球事務參與者，國際性的責任將更加重大”。他表示 “必須顯示出和平發展有利于全世界這一點”。針對亞洲的作用，王瑞傑表示 “要在國際秩序的構建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對于東盟力爭2019年內達成妥協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王瑞傑也表示了期待。圍繞今後自由貿易的推進，王瑞傑表示，“日本是美國的同盟國，而且也重視與中國的關系。希望日本發揮更大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日前曾表示，各國必須承認中國將繼續發展壯大，對此進行阻止既不可能也不明智。2019年5月31日，李顯龍在香格裏拉對話會歡迎晚宴上做了主旨演講。他說，中美關系是現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系，兩國如何處理彼此的關系將決定整個國際環境的未來走向。
李顯龍指出，世界兩大強國之間互相競爭是很自然的，但競爭不應演變成沖突，而應該是展開合作、共創雙贏；中國的經濟增長給中國本身、乃至全世界都帶來巨大好處；各國也必須適應一個更具影響力的中國。
李顯龍說，阻止中國不斷強大是不可能的事，更非明智之舉。在國際組織和國際規則的制定中，中國應該擁有話語權並且扮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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