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乃《郁達夫新加坡遺蹤新探》系列之一。郁達夫在當時新馬社會中的地位不是一般南下文人所可媲美的。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産生的傑出的文學家，是魯迅的親密朋友。
鑒于白發宮女已不在，筆者不憚重炒隔夜冷飯，從過去文獻中搜羅出達夫先生在新加坡的若幹遺蹤，結合其詩文，略作討論辯駁，兼以實地探訪，冀或一窺鄉賢風采，而飨富春江、錢塘江鄉親，後來者或可按圖索骥，故作此文。
怡和軒、晉江會館
成立于1895年的怡和軒俱樂部（圖20），是星馬華僑富商的俱樂部、新加坡華人社團中的百年老字號。其位置處在牛車水和中峇魯之間。與另一家百年老字號、成立于1906年的新加坡中華總商會一樣，怡和軒俱樂部在新加坡華人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曆史價值與地位。
圖20 怡和軒
1941年12月8日， 日軍轟炸新加坡。星洲華人華僑立刻掀起了抗敵自衛的高潮。文化界同人成立了“星洲華僑文化界戰時工作團”，郁達夫任團長，同時兼任青年戰工幹部訓練班大隊長，胡愈之任副團長。82
接著，華僑各界成立了“新加坡抗敵動員總會”，陳嘉庚任主席，郁達夫任執行委員。“郁達夫先生既擔任團長，又兼任‘青年戰工幹部訓練班’的大隊長。他晚上編報，白天幹團的工作，廢寢忘食，在敵人的大轟炸中，冒著生命危險，從這個區到那個區”布置工作，“實實在在地幹，熱情洋溢地負起領導責任來”。83 有一次， 他頭部爲流彈彈片擦傷，裹著繃帶，沒什麽要緊， “但很想休息”。84 達夫先生的辛勤和負責，令人讀後心酸不已。
在新加坡淪陷之前，大家常聚在怡和軒討論。怡和軒隔壁就是晉江會館（圖21），是當年抗敵總會所在地，不久文化界戰時工作團也搬來這裏辦公。1942年初郁達夫作爲抗敵總會的負責人之一， 就常常在晉江會館值班。
圖21 晉江會館
1942年2月4日，潘受曾親自送郁達夫、胡愈之、王任叔等人渡海等人乘船離開新加坡奔赴印尼躲避。郁達夫被害，1947年潘受和諸位老友夜坐怡和軒，討論起郁達夫有詩《怡和軒與諸友夜坐追話郁達夫之死》，雲：
嚴警烏啼寇壓城，當時共此議宵征。
陸遊家國于詩見，杜牧江湖載酒行。
耿耿三年支萬忍，遲遲一死換千生。
招魂何處收殘骨，徒博虞初說部名。85
潘受（1911.1.26—1999.2.23），原名潘國渠，福建南安人，曾任《叻報》編輯、參加籌辦南洋大學，任南大執行委員會委員。書法自成一家。
“當時共此議宵征”指的就是日寇占領前的陳嘉庚和郁達夫潘受等在怡和軒聚會討論對策。對于此詩，潘受有詳細說明：“一九四二年二月，達夫自新加坡圍城出走，其小電船原爲洪永安備以供余與永安兩家眷屬用者，約定五日黎明開往鄰近之蘇門答臘小島。余告知達夫及李鐵民皆欲同行。先一夕乃同下榻怡和軒待發。達夫所攜小行筪，衣物數事而外，有白蘭地一瓶，牛肉幹十余塊，詩韻一部，曰舟中可唱和也。相與大笑，酒、三人立盡之。達夫又言胡愈老等數人尚無以爲計，余念與永安兩家別購得西行船票，行期爲六日。因商得永安同意，將小電船坐位，盡讓與之，遂分途。達夫既至蘇門答臘，化名趙廉。嗣爲日寇所得，命充通譯。三年間，全活甚衆。寇降，懼平日罪行，多不能逃其耳目；又早知其人即郁達夫，乃密害之以滅口，竟無有知其死所者。”86
不過，當時和郁達夫一起稱作小電船逃亡的金丁則否認了潘受的回憶。87 金丁回憶，1940年2月4日清晨一起乘船離開新加坡的有19人，包括胡愈之、郁達夫、邵宗漢、張楚琨、蔡複生、王紀元、王任叔夫婦、陳仲達夫婦、高雲覽夫婦、劉道南夫婦、以及金丁夫婦和他們的兩個孩子；而小電船是張楚琨設法租到的。88
寫這段回憶時，金丁還特地同張楚琨核對了這個問題。89 張楚琨則回憶：這艘破舊的摩托舢板， 是“我和劉武丹（康迪動員總會勞工部副主任）接洽好的”，一起乘坐的有28人。90 胡愈之則回憶， “小船是劉武丹先生預先設法雇定，留給文化界撤退用的。”91
又，當年一起乘船逃難的人達到二十余人，並非潘受提到的小電船所能容納；92此外，這些重要人物，既然准備離開新加坡避禍，理當有所准備，不可能在臨行前尚無著落。這樣看來， 潘受的回憶似乎有誤。
平社
平社于1940年成立，創辦人爲林慶年、林謀盛、卓經端、李澤侖等， 地址在尼律廣東會館三樓。93
平社是新加坡本地成立的京劇社，爲了擴大影響，特意照搬了上海平社的名字。不過，本地票友在此之前已經有爲抗戰義演之舉。郁達夫愛好戲劇，所以經常參與平社活動。郁飛回憶：當地票友組成平社，“他也是贊助人。平社有演出他必定到場。”94
1941年3月2日，郁達夫 當選爲“平劇研究社”理事，6日出席“平劇研究社”理事會議，商量成立平社紀念大會；95 同年10月15日， 參加平社理事會會議，討論11月將舉行的援英義演方案和參加柔佛“平社”成立義演事項。96 平社依然存在，只是實力和影響大不如前，目前的地址在史密斯街 （圖22）。
圖22 平社
郁達夫到過的其他地方還包括中華總商會、居士林、維多利亞劇院、華僑中學、愛同學校、中興俱樂部等等。1939年7月1日，他受邀出席李俊承在佛教居士林歡迎印度國際大學中國學院院長譚雲山的齋宴。97 他也在維多利亞劇院觀看過王瑩的演出。另外，他還給義安女校、樹人學校、培群學校、民衆義校寫過校歌。98
樹人學校似乎無存；民衆義校估計是日軍南下前後創辦的短期訓練學校，也已無存。義安女校早已輾轉成爲義安小學；培群學校依然存在，但估計知道郁達夫爲此二校寫過校歌的人應該寥寥無幾了。
彼窠書店署星州
巧得很，新加坡最近出版了一本書，《致讀者 ：新加坡書店故事1881-2016》，其中就提到了郁達夫爲星洲書店題寫牌匾的事。
星洲書店位于大坡大馬路（橋南路）187號。 1939年1月中旬的一個下午，剛到新加坡不到一個月的郁達夫，嗜書如命，來到了星洲書店。書店創始人之一，遊杏南熱情地接待了他。郁達夫選了一些書，卻發現現金不夠，于是請遊杏南爲他先留著這些書。遊杏南卻讓郁達夫先把書拿走，下次來時再付款，以免放在店裏被別的讀者買走了。 第二天，郁達夫便前來付款，而且還留下一筆錢，作爲以後買書之用。
這樣，郁達夫便成爲星洲書店的常客，和遊杏南也成爲朋友。以後遊杏南便懇請郁達夫寫個書店招牌，這爲郁達夫和南洋的不解之緣又添了一筆重彩。99
郁達夫在新加坡只有三年多時光，但其才華、能力和貢獻舉世皆知，在本地華社聲名顯赫，其事迹在戰後一直流傳。
1958年，南來詞人趙尊嶽在馬來亞大學中文系任教，與郁達夫當年同事朋友傅無悶、馮列山、李西浪、胡邁 有交往唱和。100 他發現新加坡留存的郁達夫手迹依然不少，包括郁達夫給星州書店題寫的招牌“星州書店”高懸市上，頗有所感。他說：“日軍南襲時，郁達夫方留星洲，旋去印尼被禍。在星洲多有文酒之會，嘗因人請作，榜書其星州書店招額，迄今猶懸鬧市。”詩雲：“觸目警心過市樓，彼窠書店署星州。黃公垆畔猶能記，牢落詩人酒一瓯。”101
物是人非，豈不怆然？
後記：本文承蒙杭州文史協會同仁鼓勵，寫作期間又蒙新加坡文史前輩杜南發先生指導幫助，不勝感激，特此致謝。
82張楚琨，“憶流亡中的郁達夫”，《回憶郁達夫》，589-590頁。83 吳柳斯，“憶流亡在蘇島的郁達夫”，《回憶郁達夫》，623頁。84 金丁，“郁達夫在南洋的經曆”，《回憶郁達夫》，574頁。金丁即汪金丁（1910-1998），1928年畢業于北京毓英中學，1932年在上海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曆任執委、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組織部秘書、新加坡南洋女中教員及印尼某華僑中學教員，1949年回國後曆任北京河北高中校長、中國人民大學語文系中國文學史教研室主任、教授。85 潘受108頁。又見潘受，“憶達夫出走蘇門答臘”，《回憶郁達夫》，588頁。86 同上。87 金丁，574-575頁。88 金丁，574頁。89 金丁，575頁。90 張楚琨，“憶流亡中的郁達夫”，《回憶郁達夫》，601頁。91 胡愈之，“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回憶郁達夫》，540頁。92 杜南發致筆者電子郵件，2017年5月19日。93 尼律是Neil Road 的音譯，“律”即“road”的音譯。94 郁飛，465頁。95 姚夢桐，26頁。96 姚夢桐，27頁。97 姚夢桐，20頁。98 郁達夫，《郁達夫全集》第九卷詩詞，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259-262頁。99 上述事迹見黃涓，“收藏我們的書店記憶，” 《聯合早報》，2016年12月19日，“現在”第二版。100 趙尊嶽的父親趙鳳昌，是晚清重臣張之洞的幕僚和心腹，晚年寓居上海，在南北和談中起了重要作用，被人譽爲民國的催産婦。趙尊嶽是民國詞人況周頤的親傳弟子，也是收藏大家王世襄的姑父。101 趙尊嶽，《高梧軒詩全集》，1965年，出版社缺， 212頁。按，趙尊嶽詩中指郁達夫書寫的書店招牌爲“星州書店”，恐屬筆誤，當爲“星洲書店”。王自立、陳子善編的《郁達夫研究資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內頁附書店照片，書店懸挂招牌爲“星洲書店”。
原文標題爲《郁達夫新加坡遺蹤新探》第三節，載于《杭州文史》2017年第一期。因原文篇幅較長，新加坡眼分章節發表，本文爲第六部分，前幾部分見相關閱讀。
作者楊斌 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曆史系副教授，對本地曆史頗有研究，剛剛出版《上座傳經事已微—饒宗頤新加坡大學執教考》一書。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限量版300本。點擊https://www.fomomkt.com/store/v2/merchant/xinjiapoyan/1485346938 （或閱讀原文）可以購買作者簽名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