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眼按：感謝本文作者張軍授權新加坡眼轉載。作者爲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地理與城市規劃系助教授。本文原發鳳凰財經。）
自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成立以來，李光耀就出任政府總理，直至1990年卸任總理轉任內閣資政，到2011年才完全卸任。李光耀站在新加坡政權的巅峰長達52年。無怪乎他的名字幾乎已經變成了新加坡的代名詞。當然他也是一個頗受爭議的政治人物。無論如何，最爲李光耀贏得聲譽的顯然是在他的領導下新加坡驕人的經濟成長。他接手時，新加坡的年人均GDP僅爲500美元左右，現在已經超過5萬美元。因此，所謂新加坡模式早已成爲世界各地學者和政府爭相研究和效仿的對象。李光耀在其自傳當中和各種公開場合反複表達自己是個實用主義者。如果有一個詞可以概括新加坡的經濟發展策略和變遷軌迹，或許也應該是實用主義。盡管把一個國家的經濟變遷與某個領導人的個人理念聯系起來會有很大的困難，也難免失之偏頗，但李光耀和新加坡的確爲我們提供了進行此類分析的一個珍貴案例。
李光耀的實用主義
李光耀是一個舉世聞名的實用主義者。他說：“我未接受柏拉圖、亞裏士多德、蘇格拉底等人的指導，我只對在現實中行得通的事情感興趣”。他關心的是解決人們實實在在的問題：工作掙錢、衣食住行、 生兒育女。他既看不上空頭理論家也不屑于取悅大衆，只是固執己見，堅持去做爲自以爲對的事情。他一直強調要保持現實、務實的頭腦，不要被理論束縛和限制住。
雖然實用主義貌似反理論，但它本身也是一種有自己的實質性哲學根基的理論。當然每個實用主義者都可能各不相同。這與一個人深層的信念結構有關。一般而言，實用主義者只對給定單一目標下不同手段的正當性和有效性的審視及其選擇感興趣，但是往往拒絕或忽略對目標本身的正當性、以及多重目標與手段之間的複雜關系進行深層次的審視。
這裏我並不打算去評價李光耀個人的信仰和信念，只是試圖去分析他的信念和意志如何會與他治國的理念和政策的取舍相關聯，特別是經濟方面的。李光耀宣稱自己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無神論者，而是個不可知論者，也就是說他對神的存在既不否認也不承認。在李的身邊不乏基督徒和其它宗教的信徒。尤其晚年面對臥病在床多年的愛妻柯玉芝時，他也曾對宗教信仰有過嚴肅的思考。他也聲稱自己因此更加看輕塵世的一切榮耀與成功。但顯然從他的各種表述來看，他始終沒有個人化的宗教經驗，而且事實上是個達爾文主義的無神進化論的信奉者。所以他根本上相信人沒有靈魂，而只不過是物質的存在。因此，他的思想裏沒有英國傳統背後的猶太－基督教思想中人人被造平等的觀念，沒有人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被愛的個體尊嚴觀念。他也不會像康德一樣認爲每個人都有終極的價值，因此每個人都是一個最高的目的而不可以被當作別人的手段。他認爲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都始終在進行著如同動物世界裏的生存競爭，而只有適者才能生存，生存才是硬道理。在治國理念上，他接受的似乎是密爾的謀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福利的整體主義效用觀。在這種觀念之下，個人的效用在必要時應該爲集體讓路，個人自由通常也只具有有限的工具性價值，而難以成爲終極目標 。在諸如“電車難題”之類的倫理困境下，他基本上會毫不猶豫地選擇用一個人的生命換取五個人的生命。所以，即便很有可能李光耀確實一生爲新加坡鞠躬盡瘁，每時每刻都在希望改善新加坡人民的福祉，他也必須在不同的價值和不同的人的價值之間做取舍。而他的個人信念和意志必然會影響他在公共事務上的選擇。
李光耀贊同追求自由公平社會的理想，但從來不認爲人在智識上是平等的。相反，他相信人天然地就有天才、普通人和傻瓜之分。而且他相信正是那些接近天才的人和在普通水平之上的人最終決定了未來的事情。李光耀非常相信基因決定論是衆所周知的，甚至認爲新加坡人的基因不夠優秀。正如他在1978年與鄧小平的對話中所表明的：“新加坡的華人都是從廣東、福建來的家無寸土、目不識丁的苦力後代。中國有的是留守的文人學士，就是說中國的華人能力更高”。這個信念是他精英治國論的來源，當然他也非常看重教育能給人帶來的改變。 據說他對先天和後天的看法是七三開。因爲先天不可改變，所以他仍然極其看重這後天的三成。他不僅認爲人類不平等，而且不平等的人類始終處于達爾文所描繪的極其激烈的生存競爭中。國與國之間也是如此。他認爲國家的競爭首先取決于有高效運作的制度和領導團隊，正如他自己和新加坡的成功所示範的那樣。在這個前提下，他認爲自己是一個倡導機會均等的自由主義者。同時，他也認爲有必要對現狀不佳的失敗之人施以適當的悲憫之心，以免他們在困境中越陷越深。但這種悲憫之心常常是十分有限的，他可能更傾向于認爲那些現狀不佳之人或是咎由自取，或是先天不足，或者說忽略他們是社會或者國家進步必要的代價。
李光耀認爲人性本惡，必須加以限制，制止惡的一面。他說人類雖然已經征服了太空，但還沒有學會如何征服自身的原始本能和情緒。他不大相信儒家的性善論，也不認爲人的天性和本能能夠改良，但認爲可以通過規訓和管教得到克服。他會看到人性之惡，但會有意無意地把自己甚至整個精英階層排除在這個分析之外，並不會做太深的反省，而更多的認爲自己是高尚的，至少自己的目標始終是高尚的，哪怕有時候手段不是那麽高尚，它也可以因爲目標的高尚性而得到豁免。他在2010年《紐約時報》記者采訪時說，“我並不是說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但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基于高尚的目的。我必須做一些令人不悅的事情，比如把某些人未經審判就關起來。”所以他的觀念裏並無普遍原罪的概念，對于可能的精英之惡以及必要的制度制約也缺乏足夠的警惕。可以說，在人性問題上，他的信念近乎儒家和基督教的合體。這也可以部分解釋李光耀治國的家長制作風。
李光耀多次強調他的性格、家庭和經曆對他的思想曆程的影響。李光耀1923年出生在新加坡一個第三代中國移民的家庭裏。他的成長過程滲透著濃厚的英國影響。李光耀中學就讀于一所新加坡的英國學校，不過在1942年日本占領新加坡後學業被打斷。 戰後，李光耀來到英國，先是短暫就讀于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不久轉入英國劍橋大學攻讀法律，並以雙重一等的優異成績畢業。在英國生活學習期間，他是英國廣播電台的忠實聽衆。他還曾經爲一位大學朋友競選英國議會議員助選。1950年回到新加坡後，李光耀成爲一名知名的工會律師。1954年，李光耀與志同道合者創建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並成爲該黨首任秘書長。
英國對新加坡的殖民早在1819年就開始了。對英國殖民政府的觀察，讓李光耀看到了如何相對文明地、溫和地治理國家。可以相信，他對英國傳統中對個人自由的重視、對私有産權的保護、對程序正義的恪守有相當的了解和認可。這至少使他部分區別于其他的東方專制主義者，也應該是新加坡采納英國議會制民主政體架構的原因。當然，在他不願意接受某些西方價值觀的時候，就會用儒家或亞洲價值觀來爲自己的實用主義辯護。1942年日本軍隊突然占領新加坡，趕走了英國人。在三年半的時間裏，李光耀曾在黑市做過買賣，也用掌握的英文服務于日本的宣傳部門。他也差點被孽待而喪命。在日軍的殘暴統治之下，他見識了日本人是如何運用權力的。 他看到了權力的意義，看到了權力、政治和政府的密切關系。他看到了人性之惡，也看到了皮鞭和鐵腕對于管理社會對有效性。這個經曆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解釋他對嚴刑峻法、重刑重罰的推崇。他認爲自己經曆了這個艱難抗爭之後更加看清了人類的本性，意識到了一個文明社會是何等脆弱，看到了人類社會隨時可能倒退和崩潰的巨大風險，因而也更加需要鐵腕。他認爲自己與同僚是經過殘酷的達爾文式的“自然選擇”過程考驗的幸存者，因而比年輕一代有更加強烈的生存本能和生存智慧。
新加坡是在新馬合並後又分家的特殊情況下，取得獨立。1965年8月9日，馬來西亞國會宣布將新加坡驅逐出聯邦。李光耀爲此非常難過，罕見地在公衆面前流淚。新加坡當時只是一個不足兩百萬人口而且種族多元的小島，沒有資源，沒有腹地，也沒有共同的語言文化和價值觀，所以他認爲新加坡根本不具備成爲一個穩定和繁榮的國家的基本要素。這樣的一個“原點” 導致了李光耀的觀念中以及新加坡的文化中與生具來的危機感，也是李光耀和新加坡奉行實用主義的重要淵源。 但是當這種危機感被政府幾十年如一日地反複地敘說，哪怕是在新加坡已經成爲全世界最富裕的國家之一的時候，它顯然已經成爲一種政府獲取其正當性的工具性話語。與此同時，“怕輸”（閩南語發音： kia su）也成爲新加坡文化的一個重要成分。于是，李光耀對鐵腕政治和嚴格的社會控制的信奉就更加容易理解。他認爲有必要采納西方的法律制度及法治觀念，但是隨時願意爲了某種足夠大的實用的目標而犧牲部分的自由、民主或人權。這些理念既充分地反映在新加坡的經濟策略和制度上，也是影響新加坡經濟變遷的決定性力量。
新加坡的經濟實用主義
獨立之後的新加坡何以“絕處求生”？ 李光耀主導下奉行實用主義的新加坡政府給出的答案是：將新加坡打造成一塊吸引國際投資者的樂土 。在謀求經濟發展之外，另外一個算盤就是通過吸引歐美投資者來間接獲得歐美強國對新加坡的保護。鑒于薄弱的國內技術和産業基礎，新加坡的領導者們認爲，要把轉口貿易商和各類小商小販轉型爲一個産業型的企業家階層並且有能力在國際上競爭，那幾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所以追逐取悅國際資本從新加坡立國的第一天起就成爲發展經濟的首要目標。他們根本沒有考慮發展民族産業或搞什麽本土創新。出于這種實用主義的緊迫感，李光耀對左派的跨國公司剝削論完全不以爲然。他說：“我們沒有原料可資剝削，只有勞力，沒有其他人要剝削勞力，所以有何不可，他們要剝削就隨他們去吧，非常歡迎！事實上，我們逐漸推翻了把外資視爲剝削的發展經濟學派理論，我們沒有立場去煩惱那些理想高遠的理論，我們要生活， 這就是謀生的一種方法”。
新加坡最成功的招商引資案例就是1982年吸引當時美國初出茅廬的硬盤制造商希捷（Seagate）。希捷經過篩選把投資地點縮小到三個：香港、南韓和新加坡。他們之所以選擇新加坡，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政府的優惠條件和積極配合。當然還有新加坡訓練有素、安分守己、性價比優良的勞動力。希捷的管理人員說：“我不認爲當時香港具備幫助我們這樣一個小公司的基礎設施條件。相比之下，新加坡經發局的領導親自到機場迎接我們，他們帶我們去看各種各樣的制造工廠並且和這些企業的高管對話。” 新加坡推出了一系列的細致入微的扶持政策，幫助希捷實現技術創新升級，促進希捷對雇員的技能培訓，以及對本地配套企業的技術和資金和研發的扶持。其他的主要硬盤制造商邁托（Maxtor）, 西部數據（WesternDigital）等跟著希捷接踵而至，新加坡很快形成了完整的硬盤制造産業鏈，從此成爲幾乎與美國同步的、全球頂尖的硬盤技術中心。在新加坡的成功發展也成爲希捷在全球激烈競爭的硬盤業中笑傲江湖的關鍵。如今，全球硬盤廠商也已經從最初的250家左右變成希捷、東芝、西部數據三足鼎立，其它的都被掃進了曆史的墳墓。在鼎盛的90年代中期，新加坡的硬盤業雇傭了超過35000名雇員，産值超過200億新幣，占到新加坡GDP的15%左右，成爲新加坡經濟起飛的一步大棋。近年來，希捷和其他的主要硬盤制造商都已經逐步關閉在新加坡的制造工廠，並轉移到泰國、馬來西亞和中國。但是，通常他們仍然把亞太地區總部、品牌開發和設計中心等高端業務留在新加坡。
新加坡迅速嘗到了招商引資的甜頭，甚至變成了招商引資的大師。目前駐紮在新的大大小小的跨國公司超過25000個，其中10000個以上來自北美、歐盟和日本。 外資基本上貢獻了新加坡一半的經濟産出。經濟發展局(EDB)是新加坡招商引資和貿易促進的操盤手。成立于1968年的裕廊集團(JTC)，則專門用來開發和管理新加坡的工業地産。裕廊集團主導開發並管理著新加坡大大小小數十個工業園和科學園，包括著名的裕廊工業園和2000年開始的生物科技園Biopolis, 引領新加坡進軍生物醫藥技術。在電子信息産業之後，生物醫藥科學集群：生物科技、醫療技術、健康服務、制藥開始成爲新加坡招商引資的主攻方向。逐漸地，通過中新蘇州工業園、中新天津生態城、中新廣州知識城等合作項目，新加坡開始把他們的造園和招商引資技術“出口”到中國以及其它國家，並且在國外“借地”賺錢。本人在2012年帶學生參觀新加坡裕廊石化工業園，實在歎爲觀止！7個填海島、32平方公裏、95家公司、4大煉油平台，日均煉油能力133萬桶，化工業産能超過新加坡制造業1／3。這裏聚集了各種高危險、高汙染石化工業，但一切整潔有序。重化工園區做得跟生態公園一樣幹淨漂亮。空氣質量跟市區幾乎沒有區別。新加坡對石化項目的環保標准之高、之苛刻，幾乎只能用變態來形容。但也正因爲此，全球石化巨頭比如陶氏化學、道康甯、德固賽、杜邦、殼牌、美孚石油等，幾乎每家公司都組織了精兵強將過去在那裏投資建設煉化基地。之所以如此，就是要向世界證明他們有能力達到新加坡的苛刻標准。
許多人以爲新加坡經濟不自由，但事實上新加坡在全球經濟自由度方面排名長期名列前茅。在《經濟學人》的全球商業環境排名中，新加坡甚至連續多年奪冠。新加坡最大的吸引力就在于經濟的高度開放，政府對外資和本地企業一視同仁，嚴格的産權和契約保護，廉潔高效的政府，穩定的政治環境，優惠的稅收，良好的基礎設施，訓練有素的勞動力，自由的移民政策，以及越來越國際化的生活環境。新加坡在社會秩序、安全、政府廉潔以及司法公正等方面一直排名靠前。就國際社會的認可而言，觀察和促進世界各國法治發展的著名機構“世界正義組織”(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對新加坡法治狀況的評價頗爲客觀且具有相當代表性。該組織以九個指標來衡量世界各國法治水准：（1）受限制的政府權力；（2）沒有貪腐；（3）秩序與安全；(4) 基本權利保障; （5） 開放的政府；（6）法令執行力度；（7）民事訴訟權利保障；（8）刑事權利保障；（9）非正式途徑的爭議解決保障。2012-13年世界正義組織的“法治指數排名”報告指出，新加坡除在向公民提供“秩序與安全”保障方面名列世界第一外，在四個其他領域排名世界前十。因此，新加坡營造了一個高度親商的環境，對于跨國公司和他們的高管來說，在新加坡做生意和工作生活確實是近乎人間天堂，幾乎不可能更好。
新加坡確實法治嚴明，基本做到了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本人的親身體會，這種公事公辦、說到做到、說一不二的態度甚至已經滲透到新加坡人的文化和潛意識，甚至讓人覺得不近人情。但這一點是非常重要，而且幾乎任何其它發展中國家都沒有能力模仿的。這裏無法做詳細的解釋，但可以概括如下幾點：1) 新加坡的執政黨是面對選民實實在在的壓力的，因爲新加坡的議會確實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盡管一黨獨大，但仍然有組黨和投票的自由；2）超過百年的英國殖民統治爲新加坡留下了英國法治的基本架構和傳統；3）在一個委托代理鏈條很短的小國，只有作爲最高權威的領導人信守承諾、身體力行，制度的建立並非難事；中國的一個有威信的縣委書記如果真想迅速改變縣政府的官僚作風也不會太困難；4）優厚的待遇和真正有威懾力的嚴刑峻法構成了蘿蔔加大棒的有效激勵；5）熟人社會和關系網絡可以加強正向激勵，雖然在相反的環境中也可以加強負向激勵；6）新加坡的民衆還是有相當的信息獲取的自由，今天新加坡的網絡基本上也沒有任何的過濾。
不得不提的是，外資在新加坡也大大得益于壓制性的勞工政策。1968年人民行動黨在大選中獲勝之後，通過了《雇傭法》和《工業關系法》的修正案。他們認爲過去英國留下的法律對工人沒有的約束力，工會的權力過大，不利于提高生産率，也不利于吸引外資。修改後的勞動法使得雇主可以自由地雇傭和解雇工人。大大削弱了工會和工人的權利，增加了雇主的權力並減少了雇主的義務。從此，工人罷工受到高度限制，也不允許在政府主導的新加坡全國職工總會(National Trade Union Congress-NTUC)之外獨立設立工會。工資設定也必須由政府主導。李光耀本來是工會律師出身，他也一直強調政府與工會的共生關系。但事實上新加坡對勞動者的保護遠低于西方的標准。新加坡的平均工資水平一直明顯低于它的經濟發展水平，而且拒絕設立最低工資。自由的移民政策進一步讓底層的工資始終保持在低位。但對于李光耀而言，這一切都是爲創造和平穩定的勞資關系、實現招商引資的大戰略所必須的。他說：“爲了生存，我們只有一個簡單的指導原則，那就是新加坡（的勞動力）必須比區域內其它鄰國更堅固耐久，更組織嚴明，更有效率。”
1960年代，爲了快速工業化並解決就業問題，在招商引資的同時，新加坡采取了以政府爲主導，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經濟方針。當時新加坡的一些基礎産業，如交通運輸、造船業，都是由政府出面興辦的國有企業，當地稱爲“國聯企業”。到70年代初，國聯企業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和高科技産業發展。石油危機後，新加坡利用其特殊的戰略位置，開始發展原油加工業。1977年由政府出資成立新加坡石油公司（SPC），不久又建立新加坡化工集團（PCS）。與此同時，政府還投資興建了一批高科技的電子和計算機産業。在1974年，新加坡政府決定由財政部負責組建一家專門經營和管理原國家投入到各類國聯企業的資本的國家資産經營和管理公司。這家公司就是淡馬錫控股公司（Temasek Holdings） 。
由于自成立以來到2004年9月爲止從未公布過財務報表，因此被認爲是新加坡最神秘的企業之一。該公司掌控了包括新加坡電信、新加坡航空、星展銀行、新加坡地鐵、新加坡港口、海皇航運、新加坡電力、吉寶集團、萊佛士飯店、新加坡報業控股和新傳媒，幾乎囊括了所有新加坡最重要、營業額最大的企業。2002年，當時的副總理、現任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之妻何晶被任命爲淡馬錫控股執行董事兼CEO 一度引發爭議。淡馬錫目前有將近500人的投資隊伍，掌控將近2000億美金的資産，2013年淨收益達150億新幣。與淡馬錫並駕齊驅的另外一家主權基金是成立于1981年的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成立之初由李光耀親自擔任主席。其主要任務是管理新加坡的外彙儲備，跨出新加坡國界向海外大舉投資。 這家公司更爲神秘，長久以來外界對其幾乎一無所知。 由于關系到國家利益，公司的管理層、內部結構、管理的資金、在海外的運作以及業績等都諱莫如深。但爲了應對越來越大的挑戰，同時吸引全世界的人才，GIC近年來逐漸露出了真面目。據估計它掌控的資金甚至超過淡馬錫，達到3000億美金左右。淡馬錫和GIC在中國大陸都有很多的投資，而且跟高層有著密切的關系。GIC還是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發起股東之一。雖然李光耀反對外界“新加坡更像個大公司”的說法，但這兩家巨無霸的金融公司加在一起幾乎完全掌握著新加坡的經濟命脈。而且，對于信奉自由市場的人，新加坡如此普遍的國有企業簡直是赤裸裸的社會主義。但是，信奉實用主義的李光耀，並不在乎別人把新加坡看成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正如他不在乎別人對他過于親商的新自由主義作派的批評。而且，至少從可獲取的信息渠道來看，淡馬錫和GIC都有相當好的業績和資金回報，長期被各種國際評級機構給予AAA的最高評級。
新加坡的城建實用主義
對于新加坡這個單一城市國家，協調經濟增長與城市建設的關系， 無疑是重中之重。而且新加坡自治之後，面臨嚴重城市問題：住房短缺、過度擁擠、遍地的貧民窟、衛生條件惡劣，傳染病蔓延等等。主導新加坡城市建設的是三駕馬車：市區重建局（UrbanRedevelopment Authority：URA）、建屋發展局（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HDB)，陸路交通管理局（Land Transport Authority：LTA）。但新加坡城市建設能夠得以開展，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它強制性的征地政策。新加坡獨立之後，政府面臨土地供應的瓶頸，特別是住房改造搬遷和産業化項目用地。1966年適時推出的《土地征用法》爲政府強制征地大開方便之門。這個法案使得政府城建的三駕馬車，可以以低于市場的價格，獨立征地、強行征地、快速征地。在政府規定的緊急情況下，政府可以在征地通知七天之後就占地，甚至先占後征。它規定征地前七年內任何由于政府修路、水電氣供應、教育、娛樂、社會設施等等的提供所帶來的土地增值，都必須被排除在征地補償之外。一切征地補償糾紛都通過政府設立的一個專門的上訴委員會進行短平快的處理。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新加坡政府所有的土地從1/3增加到了3/4。這種強制性的征地在經濟快速發展時期有效的避免了土地投機炒作，大大地降低了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公共住房和城市更新的成本，並且爲政府提供了滾動發展的資金，因此也可以算作是新加坡版本的“土地財政”。政府可以征用小的地塊進行整理和整合，然後再出讓給私人或開發商讓他們按照城市規劃來發展。但是，因爲補償的標准遠低于市價，被征地的業者常常很不滿意，但又完全沒有跟強勢的政府討價還價的能力。這個當然跟當今中國的情況有些類似。
有了新的征地法，三駕馬車相互配合，可以對新加坡的每一寸土地實現精確的控制，讓土地利用和城市規劃有效地爲政府的政治目標服務，尤其是經濟發展的目標服務。這樣才使得大規模綜合性的城市規劃統籌成爲可能，比如組團式的多中心建設。新加坡的城市規劃按照市中心——次中心——副中心的結構將全新加坡劃爲50多個小區進行建設，組團和小區中布局合理，功能齊全，兼有就業、交通、購物、休閑、居住等功能，居民就近就業，消費，盡可能減少對城市中心交通的壓力，緩解上下班交通擁擠窘境。在此基礎上，對綠化的高度重視和對交通的嚴格管制共同將新加坡造就爲聞名遐迩的花園城市。近年來新加坡的規劃理念更加受到Richard Florida等人的吸引創新階層的理念的影響，全力將新加坡升級爲吸引各類高級白領的娛樂場。這也成爲新加坡招商引資戰略的升級版。但是這種高度集約化、精確化、系統化的城市規劃建設，離開了新加坡政府高度的社會控制和資源整合能力，在別的城市想要複制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這種政府主導的城市規劃和建設，盡管事後來看或許很有效率，但其執行過程往往是違背程序正義以及對私有産權的保護的原則。
住房安排永遠是是城市規劃建設的重點。李光耀一上台就把大衆有房看成是他首要的政治任務。李光耀說，全世界所有的選民首先都傾向于投反對黨的票，怎樣讓自己不落選呢？他認爲當人們沒有財産的時候，就容易去參加街頭暴亂。當人們有了房子的時候，他的命運就和國家聯系起來。沒有房子的時候，願意投善于嘩衆取寵之人的票，有房子的時候，就想要把票投給能夠讓房子保值增值的人。1959年李光耀執政之後，馬上提出了公共住房計劃，成立了建屋發展局（HDB），讓大部分新加坡人都可以住進他們興建的組屋。這個就是新加坡著名的“居者有其屋計劃”。執掌此項目的新加坡建屋發展局融合了政府機構和開發商雙重角色，負責買地、拆遷、規劃和設計，基本上除了請承包商來建造外，負責所有事務。到80年代末就有近 80%的新加坡人住上了自己購買的組屋，今天這個比率仍然基本未變。各種補貼之下，組屋價格應該算得上合理。這使得幾乎每家每戶都可住到自己買的房子，又不必成爲房奴。對于最貧困的一部分人，政府幾乎是偷偷地、免費地把他們塞在組屋的某個不爲人知的角落，以降低社會影響。這樣也就消滅了流浪漢。因爲管理嚴格，基本不可能靠炒房賺錢。商品房市場仍然存在，但只限于15%左右住戶，漲價也跟絕大多數人沒關系。 此外，政府組屋的一個特色是按比例把不同種族的住戶分配在每一個住宅區， 打破原先不同種族仍各自聚居的社區格局。這樣可以有效地加強種族和諧，強化國民對“新加坡”的國家認同，進而爲“維穩”做貢獻。與此同時，身背房貸的工作者也必然會勤奮工作，可謂一石數鳥。
與住房安排緊密聯系的是新加坡獨有的綜合性社會保障體系——中央公積金制度(CPF)。這個制度涵蓋廣泛，包括儲蓄、養老、住房、醫療、教育、投資等等。這種制度其實是一種強制儲蓄，個人與雇主存下的數目加上利息，即爲最後所得，政府並不提供多少福利。雖然政府對公積金幾乎沒有貢獻，但公積金也給政府提供了一個方便的財源，可以用于基礎設施和重點項目的建設。所以，這其實是一種精明的反福利的福利制度。李光耀在建國之初就聲稱，他的政府不搞施舍，不會建立西方式的福利國家，因爲新加坡養不起、也不願意養“懶人。2010年《經濟學人》的一篇文章曾經諷刺新加坡的保姆國家是個摳門的保姆, 因爲即便都開始建賭場了，新加坡仍然不改它反公共福利的立場：在新加坡福利幾乎就是懶惰和浪費的代名詞。 除非極端情況，老年人要寄望于從他們的子女而不是政府獲得救濟，退休的父母甚至可以起訴他們不盡贍養義務的子女。這從西方的價值觀來看是不可思議的。但新加坡政府反擊說新加坡不能夠也不願意變成歐洲式的福利國家。但是另一方面，李光耀也自命爲“社會主義者”，認爲有必要對國民收入進行適當的重新分配，在教育、住房和公共衛生方面提供津貼，照顧弱小群體，“以抵消自由市場競爭下出現的極端後果”。這就再次顯示了他一貫的、反教條的實用主義立場。
新加坡的教育實用主義
在英國殖民時期，英語成爲新加坡的行政、法律以及商業語言。1959年新加坡獲得自治以及1965年獨立時，政府決定保留英語爲主要語言，以便融入全球經濟，同時以英語爲通用語作爲多元種族之間的橋梁。1960年代末，整個新加坡開始推行將英語作爲教學語言，包括華語在內的母語爲第二語言的雙語教育政策。到1970年代後期，新加坡幾乎所有學校都已經改用英語爲教學語言。政府又推行了簡化字並發起了說普通話的運動，限制各種漢語方言(如老一輩移民普遍使用的閩南、潮州、客家方言)的使用。雖然有人仍然倡導學習方言，李光耀認爲爲了保留方言而犧牲英語和華語普通話的使用是愚蠢的。這就使得新加坡跟中國大陸的對接尤其方便。新加坡華人可以自如地在中國做生意和學習，而中國人到新加坡即便不會說英語也仍然可以工作和生活。
1980年，李光耀關閉了以中文爲教學語言的南洋大學，並將其與新加坡大學合並成爲一所以英文爲教學媒介語的新加坡國立大學(NUS)。雖然對于華裔子女，華語作爲第二語言也得到了保留，但相對于英語，華文教育在新加坡一落千丈。但新加坡因此也成爲亞洲英語最好的國家，盡管有著濃重的口音。李光耀對雙語教育的執著推行也是實用主義的，特別是有經濟方面的考量。李光耀說，有些人“固執地把語言、文化和生活當成人生的全部，但我是個實用主義者，知道單靠華文你是不可能在新加坡過活的”。他在接受《國家地理》雜志專訪時說：“我們吸引大批半導體廠商來新加坡設廠，使新加坡成爲生産電腦和電腦周邊産品的大規模中心，這些跨國廠商來自日本和歐洲各國，他們都講英語，所以受華文教育者吃虧了，而因擔任較低的職位與領取較少的工資，他們都很不滿意。” 可以說，英語成爲新加坡的第一語言，對于新加坡人的國際交往溝通以及吸收以英語爲主導的國際先進的知識和文化，是至關重要的。否則，即便新加坡招商引資的成功也將大打折扣。當然，對于批評者來說，新加坡人可能中文丟了，英文也學得不夠好。既丟掉了自己的族群和文化的根基，也沒有辦法有效建立新的文化和身份認同。但是支持者可以說新加坡做到了兩者最佳的平衡。
李光耀的實用主義雖然相信人先天禀賦的差異，但更相信後天教育對人的塑造。所以，新加坡在教育方面可謂不遺余力，絞盡腦汁。南洋大學和新加坡大學合並成立新加坡國立大學之後，1981年，新加坡政府在南洋大學校址成立南洋理工大學（NTU），爲急速騰飛的新加坡經濟培育工程專才。在新加坡經濟發展最爲重要的二十年裏，可謂NUS和NTU兩所公立大學並駕齊驅。新加坡政府不惜重金，並且通過嚴格規範的程序，爲這兩所學校聘用國際一流的教授並給予優厚的待遇和慷慨的研究資助，以此來提升教學科研水平和國際知名度。其效果可謂立竿見影。NUS和NTU的大學生，可以說已經得到了遠比北大清華更好的教育。當然，以“短平快”或者說急功近利的實用主義套路，可以把一個不入流的大學迅速提升到國際二流水准，但要做到國際一流幾乎是不可能的，或者可能恰好是進一步提升的直接妨礙。如果僅以數字來度量學術，以物質來激勵學者，結果可能適得其反。
在教育方面，新加坡可謂對自己的“崇洋”毫不掩飾，並且引以爲傲。1998年開始了國際級別大學（World Class University）項目。 NUS藥學院與杜克大學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合作辦學，工程和計算機學院與麻省理工合作辦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與斯坦福大學合作。 2012年開始，NUS和耶魯大學聯合設立本科文理學院（Yale-NUSCollege），這也是耶魯大學在其300年曆史中合辦的第一個學院。2000年新加坡說服了法國的精英商學院INSEAD在新加坡建立了自己全球第一個海外校園。2000年新加坡又成立財經類的新加坡管理大學(SMU)，與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沃頓商學院與卡內基梅隆大學 合作。2012年，新加坡的第四所公立大學新加坡科技設計大學（Singapo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SUTD）開學，同麻省理工學院和中國浙江大學合作。
如今，新加坡將近30%的高中畢業生可以進入公立大學學習，比例基本與多數最發達國家相近。其余的也大多可以升入新加坡的5所理工學院(Polytechnic)和三所工藝教育學院（ITE College）。新加坡的大學教育可謂完全融入了英語世界，而且絕大多數本科生都有出國交換學習半年的機會。新加坡可謂找到了一條平衡精英與大衆教育的道路。盡管在教育普及方面成就斐然，他們仍然極其重視和崇尚精英教育。跟中國人一樣，新加坡人也怕孩子輸在起跑線上，“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教誨在華人心中根深蒂固。新加坡有一套獨特的“天才教育”制度，就是從小學三年級就開始物色、選拔、培養“小天才”。 新加坡成績最好的學生，基本上不會在國內讀大學而是像李光耀家族一樣直接進入英國牛津劍橋或美國的“藤校”，而新加坡最優秀的大學本科生也基本上會到這些學校讀研究生。而新加坡政府和執政黨通過自己掌握的行政和經濟資源，幾乎壟斷了新加坡的人才培養和遴選渠道，並以“精英主義”爲號召，將絕大多數人才納入到體制內。相形之下，反對黨很難延攬到本地公認的精英人才，其能力不能得到本地選民信任。所以，教育和經濟政治都是一盤棋。
新加坡的教育實用主義一方面表現在他們竭力從英語世界獲得最好的師資，另一方面他們則竭力從中國大陸獲得最好的學生。1992年開始新加坡和中國政府合作設立中新獎學金項目。這個項目共有三類。第一類稱之爲SM3 (Senior Middle3)，從中國（除了清華北大之外的）30多所重點大學的本科入學新生中進行選拔，直接到新加坡讀大學。除了免學費，還提供生活費、機票、醫保、安置費等等，畢業後需在新加坡至少服務六年，否則要求退賠。而這些學生只能在新加坡大學攻讀相應規定的科學和工程學類專業，不能修讀商科、醫科和社會科學等其他學科。另外兩類設置也是類似不過年齡更小，SM2 (Senior Middle 2) 針對中國部分重點高中的高二生，JM3(Junior Middle School 3)則針對中國優秀的初中生。我在新加坡工作六年，認識一大批這樣的孩子。奉行實用主義的新加坡政府一方面希望他們最好能夠畢業後留下來爲新加坡服務並且變成新加坡公民。這樣既可以提升國民的素質，甚至還可以更新國民的基因。同樣，還可以彌補新加坡華人生育率低的缺陷，保持華族人口80%左右的比例不變，從而維持政治的穩定。當然，如果他們選擇退錢走人，新加坡政府也不算太吃虧。
新加坡的移民實用主義
新加坡建國之初，人口不足200萬，現在本國公民有330多萬人，但是常住人口將近550萬, 持永久居民身份的約53萬。也就是說，除了大量已經入籍的，新加坡的外來人口占總人口的40%，外來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比例也差不多。這麽小、這麽發達又這麽高度依賴外來勞動力的經濟體，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新加坡華人的總和生育率已經接近全世界最低的1.05, 即便最高的新加坡馬來人也只有1.66（2013年數據），遠低于人口替換所需的水平。要保持經濟的活力和成長，這個小國必然越來越依賴于外國勞動者爲其提供建築、餐飲、清潔、家務等底層服務，以及金融、法律、管理、教育、科研等方方面面的“高端”專業人員。因爲新加坡地方小且有精細的管理系統，所以從不擔心非法移民。因此，新加坡對外國勞動力可謂門戶大開。而且已經成功地吸引並留住了相當一部分外國地優秀人才，成爲新加坡核心競爭力地重要部分。甚至可以說，新加坡的招賢引才比招商引資更爲重要，而且二者是相輔相成的。
新加坡對外來勞動力的“歧視性”待遇幾乎是不加掩飾的，當然這也完全可以說是任人唯賢、按“質”論“價”。對于高端的人才，新加坡可謂求賢若渴，待若上賓。持工作准證的高收入外來勞動者可以得到與任何發達國家相近的優越待遇，並且在社會上受到很高的尊重。而底層的外來勞動力在新加坡即便與他們在本國地境遇相比，改善也相當有限。對他們，新加坡既沒有最低工資保底，也沒有多少福利可言。當然，他們仍然是自願到新加坡打工的。底層外勞，尤其建築工人的生存環境往往相當糟糕，連越來越多的新加坡人都開始爲他們鳴不平。成千上萬的、大都來自中國大陸的建築工人常常居住在被有些人戲稱爲“集中營”的零時簡易宿舍區，而且因爲“擾民”和周邊的本地居民常有沖突。
新加坡有100萬個左右的家庭，但外籍女傭的數量超過20萬。其中大部分來自菲律賓和印尼。新加坡每五戶家庭就有一個家庭雇用外籍女傭，有些富裕家庭或因各種原因還雇用了兩三個女傭。可以說，新加坡人之所以能夠高效地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因爲女傭爲他們承擔了絕大部分的家務勞動。誰都知道，新加坡最便宜的就是女傭。雇主爲一個菲傭一個月的支付基本不會超過4000元人民幣，而且其中相當一部分是交給政府的稅收。女傭能拿到的最多也不過3000元。經過多年的爭取，2012年新加坡政府終于同意外籍女傭可以獲得一周休息一天的權利。這已經算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當然遠遠低于人權批評家的期望。
2012年11月末，一百多名中國公交車司機短暫的罷工行動震驚了新加坡。因爲這距離上一次大規模工人運動的發生已超過25年。按照新加坡的法律，罷工的必須是工會成員，而且像公共交通這樣核心服務， 罷工需提前14天告知，否則要受到刑事制裁。這次罷工的主要起因是中國工人認爲同等條件下他們的薪資不僅低于新加坡人，而且低于馬來西亞人。而且他們抱怨宿舍的住宿條件很差，很難得到好的休息。盡管細節有爭議，但司機們的訴求並非全無道理。但是新加坡依法把“非法罷工”的領頭者送進了監獄並最終遣送回中國。有人權組織呼籲撤銷對罷工司機的控告，並指責新加坡“將薪資和勞動條件的國籍歧視合理化，限制了外籍勞工組織或領導工會加以抗爭的權利。”也有勞工機構指出：“很多的注意力都放在對‘非法罷工’的‘犯罪者’進行懲戒，卻沒有充分分析和思考新加坡的勞資關系，以及對低收入工人缺乏保護的現狀”。人權觀察組織亞洲副主任羅伯森說，新加坡將外來勞工罷工定爲刑事罪行，並以判刑、罰款及驅逐出境來威嚇他們，是蔑視基本的勞工權利。
各種原因導致新加坡人的排外情緒越來越強。2011年反對黨之所以在大選中拿下一個集選區的5個席位，就跟新加坡草根的排外情緒有很大關系。迫于強大的政治壓力，政府一度寬松的移民政策從2010年開始嘎然收緊。2008年新加坡發放了近8萬張永久居民證，2009年降到6萬，2010年之後則穩定到每年近3萬張的水平。2013年，新加坡政府發表了一份白皮書，列出了保持經濟增長，以及在2030年之前將人口從530萬增至650萬到690萬的計劃。這個計劃引發了廣泛的討論和前所未有的公衆抗議：考慮到新加坡較低的出生率，這種增長將不得不由移民來驅動，而許多人推測，這其中主要得靠來自中國的移民來驅動。事實上，新加坡的外來勞動力最主要的供應地就是中國大陸。類似于香港和大陸人之間愈演愈烈的摩擦，新加坡人對大陸人的排斥情緒也日漸增長。盡管問題可能並沒有媒體渲染的那麽嚴重，但確實新加坡人經常抱怨大陸人粗魯、不文明，擠占了他們的資源和工作機會。中國移民也不少認爲新加坡華人傲慢冷漠，普通話和英語說的都不好，等等。這種緊張關系的結果，就是一種令人不安的雙向排斥，每一方都指責另一方是種族主義，盡管大家都是華裔。
實用主義面臨的挑戰
美國暢銷書作家托馬斯·弗裏德曼認爲新加坡是一個激進的自由市場和保姆國家的複雜而精細的混合，而且它的推行需要複雜精細的政治條件。這也許道出了李光耀的實用主義在經濟方面的精髓。弗裏德曼認爲美國永遠不可能也沒必要學習新加坡“不那麽自由的政治”。但新加坡的態度卻值得學習－－他們真正把治理（governance）當回事，並且始終在做戰略性的思考，始終在無情地追問：我們正生活在一個什麽樣的世界裏，我們該怎樣應對才能夠繁榮富強？
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系主任蔡明發教授說，新加坡是一個在你想象力所及的維度都已完全被征服的空間。實用主義的新加坡模式最大的特點就是爲了實現政治和經濟目標的而實行的全面的社會控制，盡管可能是柔性的。但是，許多觀察者的共識是，這個模式確實有窒息民間社會和異化國民的風險。
可以說在李光耀的領導下，新加坡把靠精明、努力、協作而不需要太多創造力的事情做到了極致。盡管新加坡已經取得巨大成就也都可以被認爲是全方位創新的結果。但是，當新加坡的人均國民生産總值已經接近每年6萬美金的時候，創新和創造性的勞動變得越來越緊迫。畢竟，李光耀完全相信，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錢不是隨便賺的。 然而，在談到創新的時候，新加坡人似乎總是難以自信。新加坡《海峽時報》早在1998年就曾有人撰文指出，如果僅僅因爲你有這麽多的投資、設備和人力的投入，就期待高科技産出能以可預見的、機械的方式出現，無異于白日做夢。新加坡確實很快變成了是提供和維護高質量的基礎設施的大師，但是在新加坡培育那種能夠真正促進技術創新的自由活躍的氛圍卻是難上加難。
新加坡前人力資源和教育部長黃永宏在2002年的一次講話中說：“如果你給某個新加坡人一個任務，他一定會給你做好。你給他一個截止日期，他一定會按時完成。但是，如果你交代得不夠明確或者說出現了意外的困難，他就傻眼了。” 新加坡少有的民營本土科技企業創新科技（Creative Technology）的創辦人沈望傅（Sim Wong Hoo ）1999年寫了一本書：《千禧年後之狂想曲》（Chaotic Thoughts From The Old Millennium）。他在書中特別指出了新加坡的“不許掉頭綜合症”（No U-turnSyndrome）：在新加坡的馬路上，汽車只有看到允許掉頭的標志才可以掉頭；而在許多其它國家，只要沒有“不允許掉頭”的標志，汽車就可以自由掉頭。沈的意思是新加坡人只知道順從權威而缺乏獨立思考能力和創新精神。蘋果創始人之一沃茲尼克也認爲新加坡企業文化太規矩、太刻板，所以無法産生偉大的創新，也無法産生偉大的藝術家、音樂家、作家。這些評論未必公允，但也道出了問題所在。
新加坡的科研預算在逐年大幅提高。執掌新加坡科技大權的是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gen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A*Star）。他們1991年第一個國家科技五年計劃預算是20億新幣， 2006年計劃的預算已上升到了135億。但新加坡科技創新上的挑戰卻越來越大。在硬盤業的成功之後，淡馬錫控股于1987年支持創辦了特許半導體 （Chartered SemiconductorManufacturing），在新加坡力推芯片制造業 。特許半導體也逐步成長爲台積電和台聯電之後的全球第三大芯片代工企業。但是，它無法在激烈的競爭當中與台積電和台聯電抗衡。在2007年經濟危機之後，芯片行業進一步受挫，特許半導體苦苦支撐，終于淡馬錫決定在2009年把它賣給了財大氣粗的ATIC (阿聯酋阿布紮比先進技術投資公司) ，成爲其持有的GlobalFoundries的一部分。
繼電子信息産業之後，新加坡開始瞄准生物科技。多倫多大學政治系教授黃一莊（JosephWong）在他的《投注生物技術：創新與亞洲發展型國家的局限》（Betting on Biotech: Innovation and the Limits of Asia’s DevelopmentalState）一書中指出，雖然新加坡、南韓和台灣這些發展型政府在推動電子信息産業的創新和趕超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這種成功很難複制到生物科技領域。因爲他們必須面對更大的不確定性，而且在這種更加依賴科研與産業緊密合作互動且規模效應顯著的領域，這些小國完全不具備與龐大的美國體系相抗衡的能力，甚至分一杯羹都很困難。新加坡盡管通過招商引資也吸引了一批醫藥和生物科技企業，也創造出了數量不小的制造業産值，但是距離新加坡政府所期待的國際性的生物醫藥科研基地仍然遙遙無期。
當科技創新無法奏效或收效不顯著的時候，爲了保持經濟增長，實用主義支配的領導人就會孤注一擲。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新加坡2011年開始開設的兩個賭場。據說李光耀年輕時曾經說過，只要他活著，新加坡就別想開設賭場。他也特別擔心賭場會引來黑手黨、洗黑錢和其它各樣的犯罪活動。但是，他說後來看到英國和瑞士都決定開賭場，他的反應是：“天啊，世界已經改變了。如果我們不變，我們就完了。”實用主義再一次獲勝！李光耀說，“如果新加坡不這樣做，就無法成爲現代世界的一部分。你或者得接受這是今日全球化世界的一部分，要舉辦F1賽車及所有這類精彩的活動，不然生意就沒了。而在新加坡，如果生意沒了，你也別想有飯吃。”所以，爲了生意，爲了“有飯吃”，新加坡放開了賭場，而兩個賭場很快帶來了每年近60億美元的收入。當然，賭場也確實帶來了不少社會問題。我知道，在新加坡的很多教會裏，人們都在禱告，期望賭場可以早日關門。而中國的反貪行動也正在幫助成全他們的祈禱。
李光耀是一個真正有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人。他的理論自信就是看不上任何理論——當然終究他仍然逃不出某種他自己可能都沒有意識到的理論。他的道路自信就是相信不管你們怎麽批評我，如果你在我的位置上，一定不會幹得比我更好——這個當然無法證否，也無法證明。他覺得他對新加坡最大的貢獻，就是建立了一套獨特而行之有效的制度，離了他也照樣可以運轉。李光耀確實有資格如此“三個自信”。但是他留下的這套制度顯然打著李光耀個人太深的印記，也必須在李光耀離世之後接受新的考驗。在李光耀影響下長大的新一代新加坡人中，越來越多的人對他的實用主義不再買賬。他們在已經富裕的社會長大並且高度融入西方世界，對西方價值觀中對個體的獨立、自由、尊嚴、權利的認同和訴求遠超上一代。2011年人民行動黨大選中的首次局部失利，也是新加坡民心轉變的風向標 。隨著價值觀的轉變，新加坡的年輕選民對挑戰執政黨也不再畏懼，甚至認爲新加坡不能沒有反對黨。
吃飯可以解決人肚腹的饑餓，卻無法解決人心靈的饑渴。實用主義之下，物質上的強大，反而可能會加劇精神上的空虛。李光耀的實用主義確實是強大的，但是要凝聚人心只靠實用主義是不夠的，遲早還要訴諸某種超越的理念和信仰。“吃飯要緊”的實用主義指導下的國家，除了惟利是圖搞經濟找不到其它清晰的價值觀。但任何國家若想長盛不衰也必定離不開某種能夠成爲其靈魂的、提升其文明境界的超越價值觀。但這在現代的多元化、世俗化的架構中已經變得越來越困難。這是李光耀一生所面對的挑戰，也是他留給後人的課題。
作者系多倫多大學地理與規劃系助教授，2007-2013年曾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地理系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