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朋友的故事,或許我不該稱它爲故事,因爲它就發生在普通人的漫漫歲月裏,它那麽真實而又震撼;細膩而又悲傷,它讓我第一次深切的明白了什麽是“回鄉”,什麽是“故土難離”。
在那個特殊年代,有那麽一群人爲了活下去,從家鄉踏上了一條生死未蔔的討生路,他們來自海南、福建、兩廣,或者離海更遠的四面八方。從上船的那一刻起,他們有了共同的名字“唐山人”;從下船的那一刻起,他們開始了艱辛的“下南洋”。新加坡華人下南洋的時代,對于我來說,僅限于停留在書本的文字或電視的畫面,直到她不經意間娓娓道出那段回憶。
17歲的阿棟年幼喪母,眼看全家人都要生無活路,作爲長子的他隨著大爺大叔,從海南出發,只身來到南洋,只爲能賺錢養活家裏的弟妹。那是1946年,第一次坐上帆船,這帆船有多大,船後是否有尾隨的鲨魚,已經無從得知,他只牢牢記的漂了一個月,終于到達了南洋。最初的日子是什麽樣?想必都是垂死掙紮,終于熬到了咖啡店打雜,西餐廳幫傭,最後進了英軍的廚房,做了廚師,日子才漸漸好起來,而這期間一直沒有間斷的給海南的家人寄錢回去。在南洋這一住就是幾十年,娶妻生子,阿棟變成了棟哥、棟叔。從子女們很小的時候開始,棟叔就給他們講,我們的家鄉在唐山,我們是海南人,也會把叔叔姑姑們的家書和照片時常拿給子女們看,但是因爲開始沒有身份,一直不敢回鄉,怕回到海南後無法重返南洋照顧妻兒,後來有了新加坡的合法身份,但是70年代始終無法自由通行。
時間來到1985年,棟叔的大女兒阿麗剛滿22歲,她生在新加坡,長在新加坡,不知爲什麽,帶父親回鄉的念頭從小就固執而深刻的存在她的腦海裏,這一年,她四處詢問,終于曆盡千辛萬苦的找到了一家代理公司辦好了中國簽證;她用自己的存了很久的薪水買了山一樣的禮物;她的老板爲了支持她回鄉,特別安排她在香港轉機時住在自己的妹妹家裏,終于做好了一切准備,阿麗和丈夫一同踏上了回鄉的路,她要先走一趟,爲父親開路。阿麗說當飛機開始下降,當海口美蘭機場的跑道出現在眼前,她的眼淚像雨一樣傾瀉而下,她從來沒有回過故鄉,從來沒有見過親人,但故鄉和親人此刻卻像失而複得的珍寶,讓她動容。一踏進機場,她還沒來得及尋找親人的身影,就被中國海關扣住了,海關指著她的大包土産說這些必須交稅,向她索要外彙卷,阿麗根本沒聽說過“外彙卷”這種東西,情急之下把身上不多的新幣都拿了出來,海關拿了150新幣,滿意的放行了。
阿麗的叔叔姑姑們都住在離海口很遠的地方,爲了迎接海外的侄女回鄉,他們湊錢租了一輛面包車去接阿麗,大家都沒有見過阿麗,又上了年紀,所以在機場裏,是阿麗憑著照片認出了他們,她跑到他們面前說:我是阿麗!大家抱頭痛哭,哭得是幾十年的離情。
1987年,阿麗終于帶著父親和母親回到海南的家鄉,這時距離棟叔離開家鄉已經整整41年,當初的年輕後生,如今成了耄耋老人,父親早已不在人世,棟叔離家之時一定沒有想到自己與父親竟然是訣別。我不忍心去想象當棟叔的目光摩挲過家鄉的一切,他會是怎樣的心情,41年的光陰帶走的是對父親無限的遺憾與無盡的鄉愁。時間進入90年代,中新之間的往來已經日益頻繁,海南的親戚也發生著變化,他們可以比較容易的來新加坡看望阿麗一家,1997年阿麗又帶著年近七旬的父母最後回了一次家鄉,之後,棟叔還是在他生活了一輩子,奮鬥了一輩子,充滿人生各種滋味的南洋,走完了人生最後一程,他去世以後,阿麗與叔叔把他的骨灰帶回了海南安葬,棟叔終究魂歸讓他牽挂了一輩子的故土。
這就是棟叔與阿麗一家回鄉的故事,有太多的新加坡人有類似的故事,我很幸運,能親耳聽到這樣充滿人情味的故事;我很榮幸,能親自與阿麗這樣重情重義的人成爲忘年交。生性樂觀的阿麗最後告訴我,現在我經常回海南,幾個小時就到了,有晚輩駕車接我,現在也不需要我帶東西給他們了,都是他們帶東西給我,我們華人最重視的就是親人間的感情,不管距離多遠,時間多久,我們都要延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