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眼按：九年新加坡生活，讓作者獲得了近距離觀察新加坡社會和國民性的機會，不僅分享有思想深度觀點，也借此表達了一個普通的中國留學生對于新加坡人民及領導人的深深謝意。這些帶著新加坡教育烙印的留學生活躍在中國社會，他們的才能和認知及情感，將會在未來若幹年構成中國和新加坡交往的重要力量。新加坡領導人的遠見卓識也可見一斑。
看到李光耀先生逝世的聲明時，我的心情是沉重的。這沉重，並非源于對新加坡在亞太地緣政治博弈中道阻且長，亦非該國精英治理面臨的民粹主義挑戰，而只是我個人的一點小感傷——沒有李光耀先生創建的新加坡，我今天過的會是另一種生活，千千萬萬和我一樣負笈南洋的中國學生都會過著另一種生活。
內儒外法
作爲新加坡教育部引進外國人才項目的受益者，我第一次踏上這個赤道島國，是在2001年。那年我15歲，還很“中二”地在國內某網絡論壇上發帖批評新加坡糟糕透頂的“洋泾浜”英語口音。
九年後的2010年，當我揮別那個常年暑熱的城市國家、回到祖國的懷抱時，新加坡已經在我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來自重慶和上海的老板都曾這樣評價我。我想他們的意思大抵是守序、恪慎，比起中國大陸教育系統裏走出來的學生多了一份嚴謹，少了一份闖勁和想象力。
所以怪我咯？我的初中是新加坡著名的華校，校名雖然叫中正中學，卻曾是當地懷揣共産主義理想的學生們搞串聯的地方。或許也正出于這個原因，如今的中正中學每個班級都以中華傳統價值觀裏的一種美德命名，與早些年的台灣省倒是不無相似之處。我的班級是“仁”，按照字母順序，排在後面的還有勇、勤、憫、恕、雅、和、誠、義、忠、謙、敬等班級。從這樣規規矩矩的環境裏成長出來的學生，大多被修剪得方方正正。
如果細數新加坡人民使用頻率最高的詞語，除了“怕輸”、“投訴”之外，“規矩”也必須榜上有名。不管到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我的新加坡朋友們想到的頭一件事情就是查看有什麽現成的規矩，而不是隨性地天馬行空，或者設定新標准。往小處說，它表現在某位友人對中國某大城市最深的感觸是“wolau, you Chinese people any how drive lah, never follow rulesone”（新加坡式英文，意思是：你們中國人開車亂來，不講規矩）！往大處說，普通新加坡人跟隨現有規則帶來的效率和收益，遠遠勝于打破常規、制定新規則的不確定的回報——在多數常規情況下，這當然是正確的。
正因如此，許多新加坡人在法制不健全或規矩不成文的社會中生活，需要經曆相當痛苦的適應過程。遠觀新加坡社會，它如同一件高度精密的儀器，在依法治國的法家思想外衣下精確運行，然而實際上這個社會的內核卻浸潤著中華儒家傳統。
雖然祖籍廣東的李光耀先生從小說英語和馬來語，未曾接受過任何中華傳統文化教育；雖然英國前外交大臣喬治·布朗曾評價李先生“哈裏，你是蘇伊士運河以東最XXX棒的英國人（原話爲：Harry,you’re the best bloody English man east of Suez.）”。
雖然李先生及其繼承者們基于現實政治的考量，與中國和中華文化保持著微妙的關系，但這並不影響新加坡的依法治國暗合中國古典價值觀——仁禮爲儒，布政教化，德刑並施，一斷于法。
我在新加坡的九年裏，除了吳總理換成了李總理；除了從中國人想象中的花園城市變成了新馬泰旅遊集散地“坡縣”；除了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不再像從前的我們那樣囊中羞澀得不敢出門理發；除了城市中心地帶豎起了一座又一座炫耀著財富的高樓；除了塑膠鈔票越來越普及；除了裕廊島上的工業園區越來越興旺；除了地鐵線路在不斷延伸；除了美輪美奂的樟宜機場不斷擴建之外，整個社會保持著穩定、秩序，人民波瀾不驚地生活，仿佛發生在683平方公裏國土以外的事情都與他們沒有關系。
新加坡冷峻的執法機器仍舊親疏不別、貴賤無殊地用盡力量鞭撻著觸犯法律的本國人和外國人；當地人民仍舊在帶著濃重口音的英語中夾雜兩句生硬的華語或馬來語，並在angmok（紅毛，即西方人）面前蹩腳地模仿兩句美式俚語；熟食中心的“安哥”、“安蒂”（新加坡英語中的uncle和auntie，即大叔大媽）仍舊熱情地在鑄鐵鍋裏爲過往食客翻炒著熱氣騰騰的粿條；德士（注：新加坡華語中的出租車，系taxi音譯）司機仍舊一邊帶著來自異鄉的男性乘客穿梭于芽籠單數巷裏，一邊吹噓雙數巷中香豔的掌故（注：芽籠單數巷爲美食街，雙數巷爲新加坡合法紅燈區）；在萊福士坊工作的白領們仍舊每天戴著假面（蓋洛普公司2012年調查顯示新加坡是全世界最缺乏情感的國家）在投行、律師行、地産公司大樓組成的森林裏穿行；許多社會底層的窮人仍舊蝸居在鱗次栉比的政府組屋裏，木然地坐在徒有四壁的房間，透過窗上生鏽的鐵柵欄望著天空裏從印尼飄來的霧霾；在酒店打工的年輕人仍舊熟悉每天淩晨四點半的烏節路，他們在悶熱的夜幕下摘掉摩托車頭盔，點燃一根黑冰萬寶路，涅破過濾嘴上的爆珠，深深地呼吸，呼吸，然後去開足空調的大堂迎接新一天寒冷的生活。
微妙的種族與身份
新加坡除了75%的華人，還有馬來人、泰米爾人和歐亞人。治理這樣一個高密度、多民族國家，再加上華人與馬來人在馬來西亞聯合邦時期結下的龃龉，民族政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新加坡民族政策最核心的關鍵詞是什麽，說出來中國網民一定不會陌生，那就是“和諧”。
在新加坡，種族和諧是比天還大的政治正確——1964年7月21日，慶祝穆罕默德誕辰的馬來穆斯林與華人爆發流血沖突事件，造成36人死亡，五百余人受傷。該事件直接導致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走向苦澀的決裂。此後，新加坡痛定思痛，將這天定爲“種族和諧日”。
五十多年過去了，跟所有國家建國過程中的掙紮一樣，這個去政治化的紀念日早已褪去苦澀的舊貌，穿上浪漫的外衣。如今每年這一天，所有學生終于有機會脫下他們深惡痛絕的、必須紮在褲子裏的襯衫校服，換上其他民族的傳統服飾。想象華人姑娘曼妙地裹著沙麗，馬來少年一本正經地罩上唐裝，印度女老師腿部的曲線在旗袍下擺的縫隙中飄搖，那是怎樣一場盛大的cosplay。
然而，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以及中國對東南亞地區政治經濟的影響，新加坡人的身份認同開始變得複雜甚至混亂。我剛去新加坡時，許多當地人還沒見過幾個中國大陸的學生。他們對祖輩故土的全部認知，局限于福建、廣東和海南三個省。
早先，在統一的華人身份之下，新加坡華人還按照福建、廣東、海南、潮汕、客家等幾種方言群體區分彼此，靠同鄉會館維系宗族脈絡構成的身份認同。後來，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一聲令下，這個數百萬人口的蕞爾小國開始大批引進外國人才。我的新加坡朋友們才從我這裏第一次了解到：原來世界上竟然有三千萬人口的超大城市，原來中國方言遠遠不止新加坡當地的那幾種。
也許在新加坡帶給中國新移民們文化沖擊的同時，中國新移民們也給老移民的後代們造成身份認同的危機。
記得從前打籃球，當地華人更願意與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學生或港台同胞結成隊伍，對抗我們這群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姑且不把這種建立在英語溝通習慣上的結盟上升到所謂的“東盟身份認同”或“大中華地區身份認同”，上高中時的另一件事，使我意識到新加坡華人的中華身份認同竟如此脆弱。
新加坡英式學校有著深厚的橄榄球運動傳統，而我所在的高中華人居多，該項運動底子薄。某次校際比賽上，對方一名體壯如牛的馬來族選手用“支那”這個詞奚落我所在的球隊，嘲笑華人不會打橄榄球。這個詞在我聽來無比刺耳，于是一場所謂紳士的野蠻運動在我的沖動之下變成了野蠻人的野蠻互毆。後來，華人隊友聽了我對攻擊性行爲的解釋後，均表示不解，因爲在他們眼裏，“支那”這個詞的貶義無非在于“非常中國的中國性”，說白了就是“土”，而這種“中國性”所代表的“土”雖然是新加坡華人都不想與之沾邊的——比如學京劇的同學可能被其他華人同學嘲笑爲“非常支那”——但畢竟不至于爲之眼紅鬥毆。最後，隊長無奈地說：“也許我們理解的Chinese跟你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理解的中國人不一樣。”
前些年，我可以充滿信心地說這樣的經曆純屬個案，絕大多數新加坡華人與我們有血脈相連的感情。比如管理宿舍的盧先生，最期盼的是中國國家足球隊殺入世界杯，取得好成績。他說：“中國贏就是我們贏，中國隊也是我的國家隊。”又比如教授中華文學的詹學究，自號“勿洛望海閣閣主”，上課時除帶領學生膜拜詩詞歌賦之輝煌以外，還常痛斥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的破壞——拜他所賜我寫得一手繁體字（並因寫得不夠快在期末考試上沒能填完答卷）。再比如我的監護人黃女士，在我離校時送了一本李光耀傳記作爲畢業禮物，並在扉頁上寄語希望我能“從李資政身上汲取力量”。
時隔多年，對華人身份懷著複雜感情的李光耀先生現已作古，今天的新加坡公民更認同的是“新加坡人”這個身份；待到老一輩以中國方言爲母語的華人俱已成爲曆史，“炎黃子孫”這份血脈中的感情未來是否還存在，將以何種形式存在，就不好說了。
對新加坡的年輕人來說，國父的隕落，似乎沒有掀起太大的波瀾。那些沉痛哀悼的辭藻，他們不會說，也不屑于說——畢竟在這個國家，就算小區裏死了大爺，家屬們也會收到“百世流芳”、“萬古長青”、“駕鶴西歸”、“哲人其萎”之類的花圈——但如果可能，我會給李先生獻上一束他夫人柯玉芝生前最愛的紐子花，附上一句“In Loving Memory of Harry L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