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來自中國的新移民，有不少夫婦爲提高新加坡的生育率做出貢獻——已經生了或准備多生個孩子。他們更因爲來自長期實施“一胎化”政策的中國，對生育話題更有感觸。三對新移民夫婦暢談“多生多育”，分享生兒育女的經驗和體會，比較新中兩地在生養和教育方面的相同與不同。
生育率是個老話題，爲刺激低生育率，新加坡政府釋出多項利好政策，仍止不住生育率在去年回跌——本地生育率繼2012年攀至1.29之後，去年回跌至1.19。華族人口去年的生育率更低，只有1.06。
人口學理論認爲，一個國家的生育率在2.1的水平，才能達到世代更替水平，即育齡婦女平均生育2.1個子女才能在其長大後替代父母的數量，維持既有人口數量不變。低于2.1和2.0以下，均被稱爲低生育率，1.5以下則是超低生育率。
而在中國，總生育率目前停留在1.6。因應人口老化，中國政府去年底決定放開“單獨二胎”政策，即一方爲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中國各地目前已啓動或行將實施“單獨二胎”政策，以扭轉中國社會的老齡化趨勢。
可是無論新加坡或中國，也無論政策如何“開放”或“利好”，生育的自主權仍掌握在夫婦雙方手中。
本地來自中國的新移民，有不少夫婦爲提高新加坡的生育率做出貢獻——已經生了或准備多生個孩子。他們更因爲來自長期實施“一胎化”政策的中國，對生育話題更有感觸。
生養是爲人父母的責任
藍偉光（50歲）和陳霓（48歲）夫婦倆在新加坡定居已經20多年，育有3男1女4個孩子。陳霓笑說完成了“增産報國”的使命。
陳霓的話說得實在：“華人一向有多子多福的說法，因中國獨生子女政策，所以到新加坡後准備多生幾個孩子，這都在計劃之內，想說多生幾個，孩子們之間多幾個伴。‘養兒防老’的說法也有道理，假設父母年老有恙，試想一個孩子該多麽無助，多幾個孩子的話就能輪流照顧，相互分擔。”
陳霓認爲新加坡生活較安逸，政府在生育這一塊補助上也相對周全，“但還是偶爾聽到一些耳語，說政府只給一筆花紅，但養兒是一輩子的事情，這筆花紅好像不夠。不過，生養是爲人父母的責任，總不能全依賴政府吧。”
早點生，多生幾個
在陳霓看來，生育率低不是單一國家面臨的狀況，是全球性難題。“只能說新時代的年輕夫婦，考慮得比以前多，容易緊張。我倒鼓勵新加坡的年輕人不需要考慮那麽多，該生就應該生，早點生，多生幾個，體力和精力都跟得上，過了年齡，懷和生就難了。”
陳霓說相比中國，新加坡的生育政策一直都相當開放，她也欣慰中國終于要放開對二胎的限制。“生育本來就該是一個人性化的選擇，生育權歸根結底也是一種權利。”
每次回中國探親，一家六口陣容龐大，陳霓說自己被親戚稱爲“英雄母親”。
目前在三達國際集團擔任總裁的藍偉光博士，從新加坡國立大學獲得化學博士學位後一直在企業工作。他說養育4個孩子在經濟上並不是負擔，因自己忙于工作，看管孩子的重擔主要落在太太陳霓身上。
陳霓一手帶大幾個孩子，生小兒子的時候才請了女傭，她並不覺得帶孩子有多麻煩，孩子也不存在融入的問題。“大兒子來新時已經5歲，很快適應了這裏的生活。另外三個小的在這裏出生，就跟這裏的小朋友無異。”
健康、快樂、獨立就夠了
和父母交流時能流利使用華語，孩子們之間英語溝通無礙。家裏每個孩子都在本地的英文環境中成長，也依然保持較高的華文程度。
“我自己也當過老師，不想給孩子們壓力，新加坡的教育環境已經不錯了，所以孩子們順利學習成長。雖然補習盛行，這一點我征求過孩子們的意見，他們都說不需要補習，我也並不覺得有這個必要，他們成績都過得去。”陳霓說。
在陳霓看來，新中兩國的孩子各有各的壓力，中國學校作業量大，新加坡則重在考試。“望子成龍是老一輩華人的傳統觀念，我們這些經曆了兩地社會文化沖擊的父母，倒真希望兒女們健康、快樂、獨立就足夠了。”
陪著孩子成長，也是父母的一次成長
江建平（52歲）和王燕（51歲）夫婦在1994年獲政府獎學金，從江蘇來到新加坡國立大學，帶著1988年在中國出生的大女兒。
來到新加坡後，發現身邊的新移民夫婦朋友基本都生了第二胎，他們也在1998年生下小女兒。
兩個女兒相差10歲，王燕說女兒們性格迥然不同，因此對她們所采取的教育方針也完全不同。
江建平說：“大女兒完全是按照精英教育的理念養育成人。”搞科研出身的江建平，擁有博士學位，像很多中國嚴父一般，認爲女兒在學業成績上必須是拔尖的，不然就會失去很多機會，因此大女兒無論什麽年級，每次考試成績絕不能掉下前三名。
大女兒嚴格執行並達到父親的要求，理科方面表現出色，直到大學入學選科，一向聽話的她第一次對父母提出要求：“我文和理都可以，選什麽都行，但我覺得我若選讀文科會很快樂，並且選科關乎我未來工作前途和人生志向，所以爸爸媽媽請讓我自己選吧。”
因大女兒這番話，夫婦倆才覺察到大女兒這麽久以來在“高壓政策”之下，沒有完全發揮出自己的天性，自此反省而順從了大女兒的意願。她如願讀了大衆傳媒，畢業後本想做翻譯，卻因在假期背包旅行中嘗試過支教，對春風化雨的教師職業産生興趣，正在成爲教師的道路上前行。
和小女兒平等溝通
有前車之鑒，在小女兒的教育方式上，這對父母就開明多了。江建平坦言太太做了不少思想工作，自己才能扭轉思維，從對大女兒自上而下的授命方式，變成了和小女兒平等溝通的模式。
“小女兒活潑外向，小時候就開始做化學實驗，擅長理科，”王燕說，“但我們學會尊重她的意願，給她選擇的權利。”
小女兒在南洋女中讀中一時，寫過一篇文章《我的母親》，文中寫說媽媽“給予自由卻不‘放羊’，允許我犯錯也教我勇于承擔後果，什麽都可以和媽媽講，媽媽什麽都允許我去嘗試。”
王燕說：“想開了，不求女兒們要多優秀、多精英，這畢竟是她們自己的人生啊，我們做父母的就不必多幹涉了。比比看小時候在中國，我們父母那一輩的教育理念，就越發現人性化教育才是最好的。”
對孩子的品格養成上，王燕卻沒放手，“這是不能假手于人的，不能把孩子的品德教育丟給女傭。華人的厚道、謙和、孝順、溫暖和人情味，父母得一點一滴言傳身教。”
女兒們尚小時，王燕便辭去職業成爲家庭主婦，相夫教子至今，以義工爲業。她除了在學校擔任義工，還參與世界宣明會的扶助困難兒童計劃。曾擔任跨國企業的區域研發和技術總監的江建平，近年也慢下步調，進入理工學院擔任高級科學家。夫婦倆說，因爲兩個女兒，生命變得更完整、豐富，陪著孩子成長，也是父母的一次成長。
爲孩子和家庭奮鬥
生爲中國“80後”的陳奇（34歲）和胥妍娜（30歲）夫婦，圍著去年底才出生的女兒團團轉，卻已在“籌備”明年懷孕生第二胎。兩人在新加坡超過10年，結婚3年。
陳奇說，生第一個孩子的想法源于對中國傳統家庭觀念的尊重，要完成對父輩的交代；要生第二個孩子則是有感獨生子女在成長的過程中太寂寞，有兩個小孩，他們可以在以後的人生中互相扶持爲伴。
年紀輕輕的兩人，發現有了小孩之後，相比“二人世界”，家庭的定義和意義到了另一高度，孩子讓他們變成更完整也更相愛的一家人。
時下生孩子養孩子越來越“貴”，胥妍娜對這種說法持保留態度。她說：“保守的觀念是有多少錢就過什麽樣的日子，可積極的想法是：這樣更能夠激發工作幹勁，爲了給小孩和家庭提供更高質量的生活去奮鬥，這種努力和付出很值得。”
比較新中兩國育兒的開銷，胥妍娜說，在中國生孩子開銷便宜，她家鄉綿陽這樣的三線城市，剖腹産收費5000元人民幣（約1000新元），而在新加坡，則花了1萬2000新元，幸而從産檢到生産都有公司的補助。
産品方面，中國育嬰品選擇很廣，價位差別也很大，若選用品質較好的産品，價位對于中國普通收入階層來說是偏高的。在新加坡，因進口産品種類繁多，中國和歐美産品都有廣大的選擇空間，可做出更物美價廉的消費選擇。“我感覺在新加坡購置寶寶用品，付出工資的一小部分，就可享用到比較高品質的産品。”
有“親家庭”的雇主
在這個雙薪家庭裏，平時上班時有雙方父母間隔飛來幫忙照顧。但有了寶寶，多了很多家務，在陳奇赧顔說自己當爸爸的，到底沒有太太的細心和耐心，所以主動挑起家務，但每天堅持有一頓奶由自己餵養，並在太太給寶寶洗澡時幫手。胥妍娜投入寶寶的照料，當然也沒撂下職業女性的身份。
胥妍娜說：“我的雇主是家美國信息技術産業公司，支持和鼓勵家庭工作平衡，除了有取乳室和存乳箱，我挺滿意公司對于孕期和哺乳期女性員工在工作時間上的靈活調整，老板體諒初爲人父人母的一些突發情況。公司還有每年一次的‘帶寶寶上班’活動，鼓勵員工帶小朋友到工作場所參觀。”
對不滿周歲的小嬰兒談人生規劃尚早，這對新手父母打定主意，“要讓女兒成爲她想要成爲的人，而不是成爲我們想讓她成爲的人。”
“但原則性的東西不能放棄，比如中文，希望孩子有足夠能力來體會和運用博大精深的中文。”陳奇說。
“是啊，我也希望孩子對中國的定義不僅僅是爸爸媽媽出生的國家而已，”胥妍娜說：“中國是一種‘根’，所以我會盡可能讓她接觸中國，比如回中國住上一段日子。”
“偶爾聽到一些耳語，說政府只給一筆花紅，但養兒是一輩子的事情，這筆花紅好像不夠。不過，生養是爲人父母的責任，總不能全依賴政府吧。”
——陳霓
（文章來源于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