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發史上一個重大創舉和成功範例，就是中國和新加坡合作共建的蘇州工業園區。
如今蘇州可以與比肩作爲改革開放的最前沿地深圳，蘇州工業園區可謂功不可沒！14年來，蘇州工業園區主要經濟指標年均增幅30%以上，人均GDP接近德國……
本文是原江蘇省委書記陳煥友在2008年爲慶祝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而寫的回憶文章。作爲創建園區的親曆者，時任江蘇省省長的陳煥友在文章中披露了很多蘇州工業園區創立前後不爲人知的有趣細節，具有非常珍貴的史料價值。
1、會談中，我和李光耀資政都叮囑雙方記者，千萬不要把有關200億美元投資一事傳出去。哪知當晚中方一位記者就向香港發表了一則消息：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和江蘇省省長陳煥友在蘇州簽定了一個200億美元的大項目。這個消息一經披露，立即引起了海內外的廣泛關注和很大震動，給我們工作帶來了極大困難。
2、我們正在與新加坡洽談的蘇州工業園區，盡管采用“合資開發”形式，但也屬“引進外資進行成片土地開發”。雖然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召開以後，中國迎來了新一輪的思想解放，國內改革開放的政治形勢越來越好，但幾年前曾經喧囂一時的“姓資姓社”、“賣國愛國”的無端爭論猶在耳邊。
3、我對朱镕基同志說：“我是個地方官，要代表中方去，最好國務院對外有個說法，這樣對新方好交代。”他說：“好！對外就說，陳煥友同志受國務院委托，代表中方和新方會談工業園區項目並草簽協議。
陳煥友，男，1934年1月生，江蘇南通人，大學學曆。1954年4月加入中國共産黨，1949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曾任江蘇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中國和新加坡合作共建蘇州工業園區，是我國改革開放史上的一個重大創舉，是國際經濟合作的一個成功範例。自1994年2月26日中新兩國政府正式簽訂合作協議以來，14年彈指一揮間，蘇州工業園區已經成長爲一個以高新技術爲主導、先進位造業爲主體，現代服務業、科研教育和社會事業協調發展的新型工業化示範區，成爲既出物質文明成果又出精神文明成果的現代化、國際化、園林化新城區，成爲江蘇、全國乃至在國際上都有重要影響的對外開放窗口。
今年（2008年）是我國改革開放30周年，回顧蘇州工業園區創建的艱難曆程，我作爲參與者、推動者之一，不由心潮起伏、思緒萬千——
一友好交往 抓住機遇
1990年4月，我國向全世界宣布開發開放上海浦東的重大戰略決策。1992年初，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時發表重要談話，爲新形勢下堅持改革、擴大開放注入了強勁動力。同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中國的改革開放掀開了新的篇章。
1992年9月下旬，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副總理王鼎昌應邀訪問中國，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和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國家主席楊尚昆會見後，提出要到江蘇的無錫、蘇州看看。外交部通知我省做好接待安排。
鄧小平同志在視察南方重要談話中親自倡導，要借鑒新加坡的經驗。當時我是江蘇省省長，很想學習新加坡快速發展、社會管理的經驗，爲江蘇建設經濟繁榮、科教發達、生活富裕、法制健全、社會文明、環境優美的現代化省份提供借鑒。我與時任省政府秘書長段緒申、省外辦主任吳冬華等同志一道，從南京專程趕到無錫碩放機場迎接李光耀資政一行，9月30日和10月1日全程陪同，先後在無錫、蘇州參觀考察。
90年代初的江蘇經濟，剛剛走過80年代被鄧小平同志稱之爲“異軍突起”的鄉鎮企業大發展階段，正在實施接軌浦東和沿江、沿海、沿東隴海線“三沿”發展戰略，著力發展開放型經濟。爲了適應對外開放和經濟快速發展的需要，全省正在緊鑼密鼓地建設滬甯高速公路江蘇段，籌劃建設蘇中、蘇北高等級公路以及幾座新的長江大橋，抓緊建設太湖、淮河水利工程和以電力爲主的能源等基礎設施。與此同時，我們還在醞釀擴大高等教育招生規模、提高職業教育水平、加強幹部培訓工作等提高勞動力素質、培養各類人才的方案。在經濟體制加快轉軌，開放型經濟蓄勢待發的重要時刻，接待好李光耀資政一行，當面請教新加坡發展現代經濟的理念和國際先進管理經驗，將是我們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爲了充分利用這次送上門來難得的學習借鑒和交流溝通良機，我讓省外辦特地從上海租了一輛加長的奔馳轎車，用于接待李光耀資政一行，既減輕客人的旅途疲勞，也爲我和李光耀資政邊看邊談提供便利。車上坐了6個人，李光耀資政坐在後排中間，李夫人和我分別坐在他的兩旁，中排的座位坐著翻譯，前排坐了司機和警衛。我一面陪同李光耀資政參觀，一面抓緊時間與他交談。我向他提了現代化建設中遇到的很多問題，他也向我了解江蘇省特別是蘇州、無錫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很多情況，雙方談意甚濃、興趣盎然。在太湖的遊船上，在蘇州的園林裏，我們一邊欣賞江南美景，一邊討論雙方都感興趣的話題。
最後，我在蘇州竹輝飯店爲新加坡客人舉行告別宴會，席間賓主交談甚歡，氣氛熱烈。我問李光耀資政對這次訪問有何感想？他評價我對江蘇和無錫、蘇州的情況“了如指掌”，回答他的提問“對答如流”。
李資政聽說我1991年曾應新加坡民間邀請訪問過新加坡，這次又專程從南京趕來，全程陪同他參觀考察，非常感動。他問我對新加坡和他本人有何看法。我說，新加坡在您領導下把西方高度的物質文明、完備的法制建設同東方的優秀文化傳統有機地結合起來，爲發展中國家樹立了典範，有很多方面值得我們學習借鑒。他聽了十分高興。
我提議：李光耀資政一行首次訪問蘇州、無錫，時間短促，而雙方想談的事情很多，所以我以江蘇省省長的名義邀請李光耀資政、王鼎昌副總理明年（即1993年）春暖花開之時再來美麗的蘇州考察訪問，深入探討雙方合作的可能性。李資政當即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議。1992年11月，我派時任蘇州市市長章新勝和其他幾位同志出訪新加坡，此後陸續派了幾批專家組去新方考察，新加坡方面也先後派了幾批專家來蘇州考察，爲雙方合作開展前期准備工作。
中新雙方專家在金雞湖上劃船考察
二幾經周折 艱辛起步
1993年5月，李光耀資政一行應邀訪問蘇州。按照原定計劃，我擬邀請李光耀資政5月15日左右到訪，因爲5月10日我將在香港出席江蘇省經貿洽談會開幕式，香港知名人士李嘉誠、邵逸夫、霍英東和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等衆多貴賓應邀參加。就在我即將赴港參加經貿洽談會前夕，突然出現了兩個情況：一是李光耀資政、王鼎昌副總理將提前于5月10日訪問蘇州，並建議11日上午在蘇州竹輝飯店與我見面，正式會談合作項目；二是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同志定于5月10日在上海召開華東六省一市書記、省（市）長座談會。這三件大事碰到一起，我真感到分身乏術，必須趕緊調整工作日程。
爲了如期接待李光耀資政一行，我一方面急電正在馬來西亞訪問、剛剛當選尚未到任的副省長王榮炳同志趕到香港，代表我參加經貿洽談會開幕式；另一方面我提前趕到香港，對主要貴賓一家一家登門拜訪，爲我無法出席經貿洽談會開幕式表示歉意，取得香港朋友們的諒解。香港朋友們的表現令我十分感動。李嘉誠先生專程到我下榻的賓館看我，他說：你有急事趕回蘇州，不能參加洽談會開幕式，我也就不參加了，但我一定派助手參加。他還和我探討了雙方在能源和鋼鐵等方面合作的可能性。邵逸夫先生請我到他家吃早飯，又主動提出陪我到邵氏公司有線電視台參加直播節目。他說：煥友省長這次來香港招商，不能親自參加經貿洽談會開幕式，你可以免費利用我的電視台，在禮拜天早晨八點至八點半這個黃金時間段，直接向廣大香港市民介紹江蘇的發展情況和投資環境。我在演播室內接受電視台主持人訪談，86歲高齡的邵老先生在外面等了30分鍾。周南同志一定要請我吃了晚飯，才讓我離開香港。我也與霍英東先生通了電話，向他表示歉意。
5月9日晚，我從香港直飛上海。10日上午參加華東六省一市書記、省（市）長座談會。會議期間，我向江澤民總書記請假，把李光耀資政要來蘇州和我商談合作的情況作了彙報。江澤民同志同意我去蘇州接待客人，還要我代表他向李光耀資政問好，並要我把會談情況及時向他報告。10日晚，我從上海趕到了蘇州。
5月11日早晨，李光耀資政和夫人、王鼎昌副總理和夫人、新加坡駐中國大使鄭東發先生等在竹輝飯店花園裏一邊散步，一邊等候我。他們見到我十分高興，聽說我輾轉于香港、上海、蘇州，風塵仆仆，按時赴約，都非常感動。李光耀資政握著我的手，連聲說我爲人講信譽，辛苦了。我和新加坡客人共進早餐後，賓主雙方舉行正式會談。會談是在非常友好的氣氛中進行的，雙方一致同意合作建設蘇州工業園區，其目標是：經過十多年時間，投資約200億美元，建設一個70平方公裏、60萬人口的具有當代國際先進科技水平、環境優美的現代化生態園林城區。蘇州市人民政府和新加坡勞工基金（國際）公司簽訂了合作開發蘇州工業園區的原則協議書，我和李光耀資政、王鼎昌副總理，以及蘇州市委書記、市長等有關人員出席了協議簽字儀式。
會談中，我和李光耀資政都叮囑雙方記者，千萬不要把有關200億美元投資一事傳出去。我考慮的是，這200億美元項目還只是意向中的事，尚未經中央正式批准。一旦過早外傳，會給中新雙方合作增加不少變數。李光耀資政也擔心消息過早外傳，會使我國不少地方領導找他爭這個項目。
哪知當晚中方一位記者就向香港發表了一則消息：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和江蘇省省長陳煥友在蘇州簽定了一個200億美元的大項目。這個消息一經披露，立即引起了海內外的廣泛關注和很大震動，給我們工作帶來了極大困難。
當時我對在場記者朋友提出保密要求，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1988年6月，剛剛建省的海南省政府在洋浦半島上劃出40平方公裏土地爲開發區，由熊谷組（香港）公司獨資開發建設基礎設施，並負責對外招商。這是建國以來第一次引進外資進行成片土地開發，卻受到社會上一些人士的公開指責，與被殖民時代喪權辱國的“租界”聯系起來，釀成了著名的“洋浦風波”，開發項目幾近流産。
我們正在與新加坡洽談的蘇州工業園區，盡管采用“合資開發”形式，但也屬“引進外資進行成片土地開發”。雖然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召開以後，中國迎來了新一輪的思想解放，國內改革開放的政治形勢越來越好，但幾年前曾經喧囂一時的“姓資姓社”、“賣國愛國”的無端爭論猶在耳邊。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我們江蘇一方面大膽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爭取有所作爲；另一方面盡量講究策略，“多做少說”，在特殊情況下甚至“只做不說”，以減少政治上的幹擾。這種策略，現在看來是有些多慮，但在當時卻是十分必要的。
當年待開發的蘇州工業園區地塊
三進京彙報 中央支持
在蘇州和李光耀資政進行會談並簽訂意向性合作協議的當天下午，我將雙方商談建設蘇州工業園區的有關情況，發傳真電報向江澤民總書記作了彙報。江澤民同志不久在北京會見李光耀資政時說：關于中新合作項目放在哪裏，我作爲中央領導人不便明確講，因爲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如果你征求我的意見，作爲個人看法，我認爲放在江蘇蘇州好。因爲那裏的勞動力素質比較高，中國曆史上的狀元、舉人出在那裏的比較多，而且蘇州靠上海近，交通方便。
蘇州工業園區是兩國政府之間的合作，是投資200億美元以上的大項目，必須得到中央政府的正式批准，必須取得國家許多部門的支持。接下來的一兩個月裏，我帶領省有關部門主要負責人和蘇州市的負責同志，到國家有關部委彙報合作項目情況，爭取他們的支持。我們分別拜訪了國家計委主任陳錦華、國家經貿委主任王忠禹、對外經貿部部長吳儀、國務院特區辦主任胡平、外交部副部長唐家璇、財政部部長劉仲藜、公安部部長陶驷駒，還拜訪了建設部、勞動部、國家土地管理局、國家稅務總局、海關總署和國務院法制局等部門的負責同志。國家部委的領導同志都表示支持這個項目。
我又找機會向國務院領導同志彙報。我必須直接向李鵬總理當面彙報。那時李鵬同志生病住在301醫院，醫院婉拒一切會客。于是我請總理秘書姜雲寶同志接通了李鵬總理夫人朱琳同志的電話。經朱琳同志做了工作，醫生勉強同意會見8分鍾。實際上，李鵬同志和我談了半個多小時，詳細了解了有關情況，明確表態：“你們已經做了許多前期工作，和新加坡方面已經談得很深了，我支持工業園區放在蘇州，爭取合作成功。”當時李岚清副總理分管外經貿工作，我在北京國際飯店向他和吳儀同志彙報蘇州工業園區項目。李岚清和吳儀同志都認爲這是個好項目，表示支持。有國務院總理、分管外經貿工作的副總理和對外經貿合作部部長表態支持，我心裏踏實多了。
在我多次赴京向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和國家有關部委彙報項目、爭取支持的同時，我們和新方就合作共建中的許多具體問題多次進行磋商。1993年國慶節前，新加坡駐華大使鄭東發先生向我提議：爲了合作共建蘇州工業園區，新方領導人已兩次來中國了，就像一對年輕人談戀愛應當你來我往，希望中方也派一個政府高級代表團訪問新加坡，加速項目洽談進程，爲雙方中央政府最高領導人正式會談並簽訂兩國合作協議做好准備。
我覺得新方提議言之有理，很快就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朱镕基同志彙報，建議國務院派一位領導同志率政府高級代表團出訪新加坡。朱镕基同志表態說：“好！我贊成。你先去請人吧！哪位同意去，我來批准。”我就去向國務院有關領導彙報請示，請他們能帶團出訪。請了幾位，都因種種原因一時定不下來。我把請人的情況向朱镕基同志作了彙報，他說：“實在沒有人去，那就你帶團去吧！”
當時，我是江蘇省委書記兼省長。我對朱镕基同志說：“我是個地方官，要代表中方去，最好國務院對外有個說法，這樣對新方好交代。”他說：“好！對外就說，陳煥友同志受國務院委托，代表中方和新方會談工業園區項目並草簽協議。”我又提出：“我當代表團團長可以，是否可以請國務院特區辦主任胡平同志擔任代表團的高級顧問，並請他牽頭組織國務院有關部門負責同志組成專家組，和我們江蘇省政府代表團一同去。”朱镕基同志說：“胡平同志當顧問當然可以，具體事情你們商量吧！”接著，我省和國家有關部委抓緊組團，准備出訪新加坡。
10月中旬，中方代表團即將出發，又出現一個新情況：這時黨中央決定出版《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在中央黨校舉辦省、部級主要領導同志學習《鄧選》第三期學習班。于是我們趕緊去找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黨校校長胡錦濤同志，向他彙報我受國務院委托要帶團到新加坡談判蘇州工業園區項目，胡平同志擔任代表團高級顧問，請他批准我們請假。胡錦濤同志非常體諒我們的困難，說：“中央規定正部級幹部都要參加學習班，任何人沒有特殊情況不得請假，你作爲特例可以批准請假，胡平同志還是先參加學習，稍後一點再去新加坡參加簽字儀式。”
四赴新談判 忽生意外
1993年10月18日，我受國務院的委托，率領中方代表團前往新加坡商談蘇州工業園區項目。代表團由三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江蘇省政府領導和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一部分是國務院特區辦副主任趙雲棟同志牽頭的由國家有關部委副部長或司局長組成的國務院專家組，還有一部分是蘇州市委書記和市長等組成的工作小組。我們此行的主要任務是，在李光耀資政向我國政府提出合作建設蘇州工業園區意向、我們與新方多次商談交換意見的基礎上，就借鑒新加坡經驗和商務等方面的原則問題進行談判，爲不久兩國中央政府在北京正式簽約做好前期准備。
談判是草簽協議的第一個程序，也是最艱難的前期工作。幾天後，正當談判進入關鍵時刻，在省裏主持工作的省委副書記孫家正同志給我打來緊急電話：金陵石化南京煉油廠儲油罐發生特大火災，煉油廠附近還有化肥廠、烷基苯廠和其它化工企業，撲滅大火萬分緊急。
我接到這個電話，一下子陷入左右爲難的境地。我當時身爲省委書記兼省長，省裏出了這麽大的事情，不回去怎麽行呢？可談判正處于緊張階段，團長一走，談判如何繼續？特別是由國務院有關部門組成的專家組，是好不容易才請到一起來的，要是再次把他們請回來可是難上加難了。兩件大事膠著在一起，我心急如焚。考慮再三，我坦誠地跟李光耀資政商量：我暫時回國幾天，大火一滅立即趕回來。李光耀資政對此表示理解。我又跟北京來的同志們講明情況，也得到了他們的理解和支持。于是我帶了秘書劉方同志匆匆趕到新加坡樟宜機場，准備回國。
那天真不湊巧，從新加坡飛往香港的航班沒有機票，我們購買了到廣州的機票，可飛機臨時發生故障，不能按時起飛。我在候機廳等了五六個小時，踱步沉思，焦急萬分，最後決定直接給李鵬總理打電話，把中方與新加坡方面談判的工作進展和南京煉油廠突然發生大火的情況向李鵬總理作了彙報，請示他如何處置。
李鵬同志略加思考後說：“這樣吧，你暫時不要回來，既然談了這麽長時間，而且經過多方努力又有了很大進展，你作爲團長，突然走了，也不好辦。我馬上了解一下火災情況，並立即派國務院秘書長羅幹同志趕到南京去。”
聽了李鵬總理的指示，我雖然人暫時留下了，但心一直牽挂著南京。羅幹同志到南京親臨現場指揮，省委、省政府和南京市委、市政府許多領導同志日夜操勞，廣大消防官兵、解放軍和武警指戰員、公安幹警以及金陵石化公司與煉油廠幹部職工奮勇拼搏，大火很快就撲滅了。羅幹同志立即給我打電話說：“煥友同志，南京煉油廠的大火撲滅了，你安心在新加坡談判，簽了字再回來吧！”我在電話中一再向他表示感謝，繼續率領代表團與新加坡方面進行談判。
五注重“軟件” 創新模式
實地考察新加坡的經濟和公共管理，爲未來蘇州工業園區結合中國國情、借鑒新加坡成功經驗，作出可行性分析與結論，是我受國務院委托率團訪新的主要工作之一。
爲此，國務院派出了專家組，成員分別來自特區辦和國家計委、外經貿部、財政部、建設部、勞動部、公安部、稅務總局、土管局、法制局等九個主管部門，省、市代表團成員也有很高的專業水平。代表團在訪新期間，分頭考察新加坡的政府部門和法定機構。新加坡方面也在李光耀資政的親自安排下，做了精心的准備。李光耀資政專門指示：采用開放的辦法，積極配合考察，中國代表團要看什麽就讓客人看什麽，每到一處都由主要官員介紹情況。
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化社會化生産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式，是黨的十四大的重要精神。借鑒新加坡經驗，是鄧小平同志親自倡導的。在中新雙方爲合作開發工業園區的接觸和醞釀中，如何通過工業園區的開發，結合中國國情、借鑒新加坡的成功經驗，始終是我們洽談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作爲對鄧小平同志倡導借鑒新加坡經驗的積極回應，新加坡方面也通過外交信函，以李光耀資政的名義，向我國國務院提出了《關于與中國分享管理軟件的建議》。
我率團對新加坡“軟件”進行了多日考察，分別走訪了新加坡的35個政府部門和法定機構，獲得了大量第一手資料，進一步加深了對“新加坡軟件”和鄧小平同志指示的認識和理解，我們代表團一致對蘇州工業園區借鑒新加坡經驗的可行性得出了肯定的結論。
幾個月以後，江蘇省政府根據這次考察的成果，對新加坡“軟件”進行了分析歸納，大致分爲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主要體現在城市發展的近期和遠期規劃、土地的開發利用、基礎設施和生活服務設施的建設和管理、環境的治理和保護、信息的收集處理和應用、投資的宣傳、網絡組織、營銷方式、鼓勵措施等，屬于一般經濟管理的範疇，是建設一個國際化現代化的蘇州工業園區所必需的，是完全可以引進的。第二個層次，主要是新加坡裕廊工業鎮調控市場的經驗，以及促使企業在經濟活動中有序競爭、相互合作、和諧統一的做法，屬于經濟體制改革範疇，引進也是可行的。第三個層次，主要指立法、司法、執法和廉政肅貪，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經驗和做法，可以部分吸收其符合中國國情的成分。
10月26日，我和新加坡貿工部長丹納巴南，簽署了新加坡政府機構向江蘇省蘇州市提供經濟和公共管理“軟件”的備忘錄。蘇州市長章新勝同志與新方吉寶財團主席沈基文先生，簽署了蘇州工業園區商務協議書。
蘇州工業園區建設前的手繪規劃圖
蘇州工業園區實景圖，與當年規劃高度吻合
六調整區劃 著眼長遠
中新雙方合作都有誠意，同時因涉及到各自的利益，加上文化背景不同、社會環境存在差異，談判桌上的爭論不可避免。
談判中首先遇到合作項目的名稱問題。新加坡有一個開發區叫“裕廊工業鎮”，辦得很成功，新方想和我們合作的就是裕廊工業鎮的模式，因此他們開始也想叫“蘇州工業鎮”。我們中方認爲，“鎮”在中國是行政單位，中外合作建設一個行政單位不妥，容易造成誤解。
當時確有一些流言蜚語在極少數群衆中傳播，說蘇州要成爲新加坡的殖民地了。這個話後來傳到李光耀資政那裏，他說：“我一個小國，哪有資格在你們中國建殖民地呢？”于是我們雙方協商，不叫“鎮”，叫“園區”，這樣就是一個經濟地域的概念了，雙方一致同意該項目定名爲“蘇州工業園區”（英文名爲Suzhou Industry Park，簡稱SIP）。
談判中對工業園區的具體位置很快形成了共識，因爲雙方專家事先作了反複調研論證。我和李光耀資政分別聽取了各自專家們的意見，並分別進行過實地察看，一致同意按國務院批准的蘇州城市總體規劃要求，結合當時的實際情況，把工業園區放在蘇州城東金雞湖周邊地區。後來，我們省、市領導同志將蘇州城市總體規劃概括爲“東園（工業園）西區（新區）、古城居中”，就是這麽來的。
談判中還遇到工業園區的開發範圍問題。這直接關系到新方的投資信心和園區的長遠發展。一開始，我們和新方商量，將工業園區的規劃面積定爲70平方公裏。但有關方面只同意8平方公裏。我們怕影響新方的投資信心，經商定並明確：按70平方公裏做規劃布局，前期先搞8平方公裏，中新兩國正式簽訂的合作協議裏稱之爲“首期開發8平方公裏”。
協議中的“70平方公裏”，牽涉到蘇州郊區和吳縣的5個鄉鎮，溝溝坎坎，邊邊角角，很不好規劃。如果控制不好，縣（區）鄉（鎮）在蘇州工業園區70平方公裏周圍各自搞一些低水平重複建設的項目群，不利于長遠發展。我從新加坡回國後反複考慮，經省委集體研究決定，把這5個鄉鎮的200多平方公裏一次性劃歸工業園區，統一規劃管理。這並不意味著工業園區馬上要動用這麽多的土地，而是歸工業園區集中管理、統一規劃、滾動開發。
這個決策在今天看來比較合理，但在當時從決策到實施都費了很多的心血，主要是大家要統一思想，服從工業園區長遠規劃的大局。1993年11月，經過省長辦公會議研究，省委幾位副書記也一致同意，將蘇州郊區和吳縣的5個鄉鎮劃歸蘇州工業園區統一管理，由省政府辦公廳下發一個電報給蘇州市政府，先把原則定下來，再逐級做工作。
1994年春，我帶領省裏20多位廳局級以上領導幹部去蘇州現場辦公。其中有省級領導許仲林、俞興德和梁保華同志。我在蘇州召開的領導幹部會議上強調：“我代表省委、省政府作出這個決定，是從省、市、縣發展的長遠利益出發的。”蘇州市的領導同志顧全大局，表示服從省委、省政府的決定。我們終于把園區開發範圍這個“老大難”問題解決了。現在看來，那時候如果在這個問題上稍有含糊，對以後工業園區的長遠發展將是十分不利的。
市裏認識統一了，那吳縣（當時已改名爲吳縣市）領導班子會不會有不同意見呢？于是會議一結束，我就和幾位省級負責同志一起趕到吳縣。由于時間緊張，我們來不及到吳縣東山賓館去，就約吳縣市委書記和市長在太湖旅遊度假區會面。一見面，我就開門見山地說：“爲了建設蘇州工業園區的長遠需要，省委、省政府決定，把蘇州郊區的婁葑鄉（鎮）和吳縣市的斜塘鎮、跨塘鎮、唯亭鎮、勝浦鎮共5個鄉鎮成建制劃歸工業園區統一規劃和管理，你們有什麽意見？”他們兩位態度非常好，一致表示：“堅決服從省委、省政府的決定。”回到南京，我們就用省政府文件把區劃調整的決定正式印發下去。
實踐證明，行政區劃的及時調整，有效地避免了園區發展過程中分散、重複、低水平開發的現象，爲蘇州工業園區的長遠發展奠定了基礎，確保工業園區持續、健康、高速度、高水平地發展，最終成爲蘇州的現代化新城區。
七領導拍板 園區啓動
對蘇州工業園區實行什麽樣的優惠政策，是中新雙方談判的一個大問題。新方開始希望蘇州工業園區能享受深圳、珠海等特區的優惠政策，可是中央領導同志已經宣布，中國的特區不再擴大了。這又成了談判中的一個焦點。考慮到這個問題的特殊重要性，我抓住一切機會做工作，請求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給予支持。
在我受國務院委托率團去新加坡談判出發前幾天，時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朱镕基同志來到南京，和我們研究江蘇省的財政體制改革和分稅制改革方案。朱镕基同志和我在南京金陵飯店只談了45分鍾就取得了一致意見，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務副省長俞興德同志和財政部常務副部長項懷誠同志也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見，省財政廳廳長施學道同志和財政部地方預算司司長對具體測算方案也很快達成協議。
這樣，江蘇省的財稅體制改革和分稅制改革方案經過一天多時間就談成了（我省和中央財政分成比例從那時起直到現在基本原則沒有改變），進展十分順利，朱镕基同志非常高興。我抓住這個機會向他彙報，我過幾天就要率團去新加坡，商談中新兩國合作共建蘇州工業園區項目並草簽合作協議，有關工業園區的優惠政策肯定是談判中不可回避的難題，請黨中央、國務院給予支持。
朱镕基同志聽後明確表態：你可以跟李光耀先生講，蘇州工業園區雖然不能完全享受深圳、珠海等特區的優惠政策，但可以參照沿海開放城市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各項政策，這叫做“不特有特、特中有特”。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關心支持下，蘇州工業園區優惠政策問題得到較好解決。
我率團赴新加坡談判期間，還遇到一些與一般經濟合作項目不同的問題。比如，園區內的治安、司法行政管理等涉及維護中方主權的問題，規劃中的公共用地、綠化用地與地價分攤問題，供氣、供電、供水規劃建設的雙方承擔及供應價格問題，借鑒新方管理經驗的軟件轉移方式問題等等，經過雙方友好協商都得到妥善解決。會談中，李光耀資政主動提出，新方將向蘇州工業園區輸出規劃、建設和管理軟件，免費爲中方培訓各類專業人員，得到了我們的完全贊同和衷心感謝。
代表團在新加坡訪問近10天時間，新方以高規格接待了我們。內閣資政李光耀在總統府會見並宴請了我和胡平主任。新加坡總統王鼎昌、總理吳作棟分別會見了我。李顯龍副總理會見了我和代表團主要成員，並出席了簽字儀式，當晚還設宴招待了我們代表團全體成員。
經過10天的正式訪問和緊張工作，我率領代表團帶著豐碩的成果回國。不久，我向國務院領導同志作了彙報和請示。1994年1月21日，朱镕基同志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聽取蘇州工業園區項目情況彙報，國務院副總理鄒家華、李岚清和國務委員宋健同志以及國家有關部委負責同志參加了會議。我以江蘇省委書記兼省長、江蘇省蘇州工業園區建設領導小組組長身份，彙報了中新雙方談判結果、合作建設蘇州工業園區的情況和請示，副省長、蘇州工業園區建設領導小組副組長王榮炳同志列席了會議。朱镕基同志代表國務院作總結講話。會議決定原則批准中新雙方合作開發建設蘇州工業園區，並同意隨後不久舉行中新兩國總理會談和正式簽定合作協議。
1994年2月11日，國務院給江蘇省人民政府下達了《關于建設蘇州工業園區有關問題的批複》，同意在蘇州工業園區實行沿海開放城市經濟技術開發區的政策，賦予園區較大的審批權限，同意園區在堅持和維護我國國家主權的前提下，自主地、有選擇地借鑒新加坡對我適用的經驗。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批複明確“不要求園區內設機構同上級機構對口設置”。
2月26日，李鵬總理和吳作棟總理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正式會談，李岚清副總理和李光耀資政代表兩國政府簽署了《借鑒新加坡經驗，合作開發建設蘇州工業園區》的協議，蘇州市人民政府和新加坡有關方面簽訂了《關于借鑒運用新加坡經濟和公共管理經驗的協議書》和《商務總協議》。我自始至終參加了會談和簽字儀式。
中新雙方簽約照片
3月16日，江蘇省委、省政府在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了省級機關領導幹部大會，在職和離退休的副廳（局）級以上幹部3000多人參加大會。我在會上強調：開發建設蘇州工業園區，是我省在新的曆史時期對外開放的戰略性舉措，是我省當前改革開放的頭等大事，是我省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要全省動員，統一認識，齊心協力，爭取成功。江蘇與會同志群情振奮，一片掌聲。
爲了保證合作建設的順利推進，雙方協商成立了中新兩國政府聯合協調理事會，中方主席由國務院副總理李岚清同志擔任，新方主席由新加坡副總理李顯龍先生擔任，在更高層面上協調解決園區開發建設中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
中國新加坡蘇州工業園區聯合協調理事會會議現場
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關懷下，經過江蘇省、蘇州市和新加坡方面的緊張准備，蘇州工業園區于1994年5月12日正式開工建設。我和國務院特區辦主任胡平同志，副省長王榮炳、省有關方面負責人和蘇州市領導梁保華、王敏生、章新勝、陳德銘、葉堅、王宏民、顔偉同志等，新加坡裕廊鎮管理局、新加坡－蘇州工業園區開發財團負責人王康欽、林子安、林得恩、鄭維強、曾士生先生等出席了開工典禮。
1995年蘇州工業園淨水廠奠基儀式，左三爲李岚清，左四爲李顯龍
八撫今追昔 滿懷喜悅
中新合作共建的蘇州工業園區，是在黨中央、國務院正確領導下，在李光耀資政等新方領導人的真誠合作下，依靠國家有關部門的全力支持，經過江蘇省暨蘇州市幾任黨委、政府、人大和政協的堅強領導、精心組織、全力支持，蘇州工業園區幾任領導班子帶領廣大幹部群衆勤奮努力、奮力拚搏，大家懷著一心一意想幹事、敢幹事、能幹事、做成事、不出事的執著追求取得成功的。中新蘇州工業園區開發有限公司（CSSD）新方和中方曆任負責人在園區的開發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貢獻。
14年來，蘇州工業園區主要經濟指標年均增幅30%以上，累計上交中央和省市各類稅收700多億元，創造就業崗位超過50萬個。2003年，園區經濟總量達到了開發之初蘇州全市的水平，等于10年再造一個新蘇州。2007年，園區GDP達到836億元；地方一般預算收入76.3億元；進出口總額569億美元；萬元GDP能耗0.36噸標准煤。目前，蘇州工業園區人均GDP接近德國，單位COD、SO2排放量爲全國平均水平的1/18和1/40，綜合發展指數連續多年居國家級開發區前列。
14年來，蘇州工業園區累計引進合同外資330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142億美元，注冊內資1250億元；以占全國十萬分之三的土地，創造了占全國約3%的IT産值和17%的IC産值，初步形成了內資外資“雙輪驅動”、先進位造業與現代服務業“雙引擎”的發展格局；最近三年連續保持每年約40億美元注冊和20億美元到賬的引進外資規模，連續三年新增創新創業項目和服務業項目“雙超”生産型外資項目，連續三年科技投入和專利申請數量翻番增長。
14年來，蘇州工業園區按照“先規劃後建設，先地下後地上”和“適度超前、滾動開發”的原則，先後編制實施了300多項具有法律效力的專業規劃，投入400多億元資金，按照“九通一平”標准，高質量完成了基礎設施開發。蘇州金雞湖地區已經初步建成了一個現代化、國際化和園林化的新城區。
14年來，蘇州工業園區堅持自主地、有選擇地借鑒新加坡成功經驗。累計派出2000多人次赴新加坡學習培訓，先後編制實施了80余項新的管理辦法和實施細則，初步建立了“公開、公正、公平”透明規範的管理體制，構建起了“精簡、統一、高效”的服務型政府機構。園區牢固樹立“親商、親民”的理念，率先在全國開展多項“先行先試”改革探索，實現了“管理主體和開發主體政企分離”、“充分授權的一站式服務體系”、“本級財政零費率”、“SZV空陸、陸空雙向聯運”、“預籌積累式公積金”等體制機制方面的多項新突破。蘇州工業園區的中新友好互利合作全方位推進，爲我們開展與其他國家的合作提供了有益經驗。
蘇州工業園區的創建，在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曆史進程中僅是短暫的一瞬，但園區在結合國情系統借鑒國外有益經驗、引進外資進行成片開發等方面的成功實踐，對全省乃至全國堅持對外開放、發展開放型經濟，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和示範作用，進一步增強了我們擴大對外開放、全面參與國際合作的堅定信心和決心。綜觀今日之蘇州工業園區，經濟繁榮、社會和諧、生機勃勃，其發展大大超過創建時的預期。展望明日之蘇州工業園區，改革創新，敢爲人先，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必將更加光彩奪目。
作爲先後擔任省政府、省委主要領導崗位的負責人，我爲蘇州工業園區的創建，做了自己應該做的工作。2000年1月上旬，我離開省委書記崗位以後，省、市和工業園區幾任領導在原來的工作基礎上又大踏步前進，取得了更加輝煌的成就。當我現在來到蘇州金雞湖畔，漫步在高樓如林、綠樹成蔭，既富有江南水鄉特色、又具有現代化氣息的新城區，撫今追昔，不勝感慨，內心感到無比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