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新加坡,很多人可能第一時間想到的是魚尾獅、花園城市、東南亞風情。喜歡美食的人可能會想到海南雞飯、肉骨茶和黑胡椒炒螃蟹。不過這些都是它的表象。新加坡在我心目中最獨特的地方在于它是一個披著西方文明外衣的東方儒家文明國家。它很多外在的特征都源于這個內核。
新加坡能夠形成這種文化特色的首要原因是它的人口構成。新加坡的主要人口是華人,占了人口的74.2% 。大多數新加坡華人的祖先源自于中國南方,尤其是福建,廣東和海南省,其中4成是閩南人,其次爲潮汕人、廣府人、莆田人、海南人、福州人、客家人。我們在新加坡的旅途中見過的所有計程車司機祖籍都是福建。因此可以說新加坡是中國華南傳統社會(中國西南、西北、華東、華南、華北、東北的傳統文化都有細微差別)在海外的一片飛地。了解這一點,是讀懂新加坡的前提。
新加坡的國父是著名的華人巨擘李光耀先生。他爲新加坡注入了靈魂。而他打造新加坡的理念與方式則受到了他出生的家庭環境、成長的時代背景、知識結構與教育經曆,以及後來的個人境遇有著非常重要的關系。在著名電視劇《亮劍》當中,李雲龍有一句著名台詞“任何一支部隊都有著它自己的傳統。傳統是什麽?傳統是一種性格、是一種氣質!這種傳統與性格,是由這種部隊組建時首任軍事首長的性格與氣質決定的。他給這支部隊注入了靈魂。”其實,何止部隊如此呢?
李光耀是一個從小接受英式教育並在英國留學的廣東人。在英國留學過程中他又與了共産主義人士有過深入的交流。並最後獲取了經濟與法律的學位。在爭取馬來西亞獨立之後,由于人口占少數的華裔與主體民族馬來裔的矛盾日益惡化,最後不得不在華人爲主的新加坡獨立建國。建國後,內憂外患,百廢待興。那麽李光耀如何去建設這個國家呢?
首先他出于對列甯領袖集權式的做法反感,因此他還是搬來了英國議院制的那一套。然而由于深谙中國傳統法儒並舉的治理藝術與華南社會裏宗族社會中的文化傳統,他所建立的“民主”制度更加像是披了一層“洋皮”的中國傳統官僚體系。首先就是他靈活地利用議院選舉體系裏的一些漏洞,長期維持他“人民行動黨”的絕對優勢。具體如何操作,很多學術論文和財經期刊如《亞洲周刊》都有報道,感興趣的人可以查。大體上就是把政府的福利政策尤其是房屋政策與選票相捆綁。人民行動黨在那個區域沒有獲勝,那麽政府就裁減這個區域的福利。
李光耀這麽解釋他的人民行動黨持續獲勝:“因爲別的黨沒有我們這麽能吸引選民。”
在這樣一個議院制體系下,新加坡總理基本上就相當于明朝中後期內閣的首輔。而在卸任總理後,李光耀長期擔任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的董事長職務,該公司負責管理新加坡的政府外彙儲備,一直是該國最神秘的公司。因此有人說新加坡的民主是“僞裝的民主”。在美國《Business Inside》雜志2011年的文章中,把他列爲上世紀最成功的獨裁者裏第二名。
在上世紀80-90年代,我們國內人還認爲新加坡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時,西方社會對于李光耀“獨裁”、“專制”的罵聲長期不絕于耳。下面這個16歲少年因爲在李光耀死後批評李光耀獨裁而被捕入獄。隨後迫于輿論壓力被釋放。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獨裁專制的人,卻把一個小漁村建成了世界第一流的國際大都會。在2018年全球一線城市裏,位列世界第5,亞洲第一。同樣是作爲一個城市獨立發展,香港在“民主”,“自由”的英國領導下,卻遠不及新加坡。這不單單是指經濟總量,更重要的是在産業結構與國民幸福度上。
無論香港人多麽懷念港英統治者,但是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大鼻子們從來沒有把這個小島當做自己的土地。他們一直所想的是如何在這個殖民地上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們自以爲自己擁有的民主,其實從來沒有擁有過。香港之前一直是由女王指派的港督管理的。因此無論在一些基本政策的制定上還是在産業結構的規劃上,香港一直沒有被當做“自己的地方”來管理。而同時期在新加坡的李光耀則不同。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本來“想當的是馬來西亞的總理,而不是新加坡的國父。”,“是含著眼淚來到新加坡的。”,這是他無論如何都必須堅守的最後一塊陣地。這裏是他要證明自己價值的地方,要打一場漂亮的翻身仗給對面的馬哈蒂爾看。這種在治理態度上本質的差異,決定了新加坡和香港未來發展走向的差異。
(李光耀年輕時,背後是他主持建設的第一代新加坡公共住房)
這種差異首先就體現在住房政策上。新加坡的住房政策之好,恐怕除了一些能源型國家少有能與之匹敵者。由于受共産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下大同”的政治理念共同影響,李光耀在1964年提出了“居者有其屋”計劃。你很難想像一個西方自由經濟主義國家會實施這樣全面、長久而大規模的國民福利住房計劃。這個計劃的實施前提就是政府掌握80%的國土資源,並成立新加坡建屋發展局直屬國家發展部。這是一個獨立的、非營利機構,其財政預算納入國家計劃。1966年,新加坡頒布了《土地征用法令》,規定政府有權征用私人土地用于國家建設,並有權調整被征用土地的價格。根據該項法令,新加坡政府協助建屋發展局以遠低于市場價格的價格獲得開發土地,保證了大規模建設公共房屋所需的土地。
隨後,爲了防止炒作投機,一個家庭占有多套公屋的可能,新加坡建立了一系列完整的審核與價格機制確保這些保障性住房能夠真正惠及所有人群。今天,82%的新加坡人都住在這種由政府建設的組屋中。更人驚歎的是這些組屋的質量絲毫不遜色于其他國家普通的商業住宅。甚至有漂亮的空中花園供民衆使用。新加坡對于房地産泡沫的成功管理,舉世所罕見。
而對比香港,鴉片戰爭之後,港島割讓給英國,于是香港的土地就成了英國皇室財産,與其在英國本土的皇家土地一樣,都是Crownland(“官地”)。它可按年期批租給民間。要注意,不是“斷賣”,而是“批租”。
“官地”是公有土地的一個類別。歐美不少資本主義國家也有的,明確歸政府所有,所以也可以進一步明確爲歸聯邦、州或城市政府所有。香港的特別之處,在于全部土地皆爲“官地”。這是1843年《英皇制诰》宣布的。
至此爲止,我們似乎看到新加坡和香港一樣,土地都是被官方壟斷。但是區別就在于對于港英政府並不把香港人當自己人看。在他們看來把土地批租給私人開發商盈利是比自己去建立公屋好的多的選擇。爲了獲得更多一點財政收入,政府特意控制土地的供應數量,旨在‘少批多得’。香港政府常常‘規劃’出一塊土地,因爲市場競價‘不理想’而收回,待來日再批。這一政策並沒有隨著香港回歸而改變。因爲涉及到的既得利益群體太多。最後導致的惡果就是今天很多香港人居住在像動物籠子一樣的㓥屋當中,而香港的土地卻還有70%還在閑置。
香港㓥屋
而在産業政策上, 李光耀一手打造的裕廊工業區。在本身就不大的島國上硬生生擠出70平方公裏。這個工業區包含了來自各地的跨國公司和本地的高技術制造業公司。新加坡政府也據地理環境的不同,將新加坡東北部劃爲新興工業和無汙染工業區;沿海的西南部、裕廊島和毛廣島等劃爲港口和重工業區;中部地區爲輕工業和一般工業區。新加坡的工業主要包括制造業和建築業。2012年産值爲1085.5億新元,占國內生産總值的25.1%。制造業産品主要包括電子、化學與化工、生物醫藥、精密機械、交通設備、石油産品、煉油等産品。就在這樣一塊彈丸之地上,新加坡擁有東南亞最大修造船基地之一,以及世界第三大煉油中心。下圖爲裕廊工業區。
而作爲對比香港一直以來奉行完全的自由主義政策,鼓勵商人們去做著利潤最豐厚的服務、貿易、地産與金融。另一邊由于土地“暗稅”,價格暴漲。實體經濟紛紛出走內地。最後的結果就是香港整體經濟脫實向虛,仿佛玻璃板上的水彩畫一般。在98年、08年兩撥經濟危機沖擊後原形畢露。
新加坡相比香港的成功,離不開李光耀的主人翁精神。另一方面則是他把有限的自由與高效的管制相結合。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幾乎所有的亞洲經濟體在告訴發展階段都脫離不了類似新加坡這種政府導向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發展模式。從韓國的樸正熙、台灣的蔣經國、到長期一黨獨大的日本自民黨,甚至包括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看不見的手和看的見的手共同協作,發揮了極大的效率。因此李光耀一直強調亞洲國家要有“亞洲價值觀。”這方面,新加坡東亞研究所所長,李光耀幕僚鄭永年教授曾經專門寫過一本書《中國崛起——重估亞洲價值觀》
一般來講,以政府主導經濟發展,促進産業創新的首個成功案例是普魯士帝國,後來被日本在民治維新時期成功模仿。而在蘇聯時期,計劃經濟在全球經濟大蕭條時展現出了無與倫比的特殊魅力,進而被羅斯福借鑒而開展了羅斯福新政。近代,把國家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最成功的是亞洲儒家文化圈。這與亞洲文明以水稻爲主要農作物有因果關系。因爲水稻種植比小麥種植更需要農民共同協作。
日本農民在進行水稻插秧
種植和收割水稻時,稻農們必須共同協作構建生産隊的灌溉系統,到了農忙季節,常常需要農民們互相幫助。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就形成了要求“協作與共同利益並存”的集體主義心理的大環境。相反,小麥、玉米、土豆等弄作爲不同于水稻,他們是生長在旱田的,靠雨水基本可以滿足生長需水量。這時,農戶之間就相對獨立。在李光耀的家鄉廣東,明清時期有上千人聚族而居的大家族,一個家族往往就是一個村落。福建土樓更是這之中的典型。
這樣家族其實很接近日後的人民公社。家族成員個人能支配的財産很少,擁有很多義務卻沒什麽權利。高度密集的居住環境,也讓人很難保留什麽隱私。族長和長老們形成一個村委會一樣的組織,掌握著整個家族的資源調配,運營計劃並制定詳細的生活規章制度。如果做深入討論,這個話題可以挖掘的很深。甚至可以論證出爲什麽在辛亥革命後,最終是社會主義在中國獲得了勝利。
而另一方面,華人的思想體系是建立在儒家這種世俗化信仰之上,而不是任何一種形而上的宗教。因此對民衆實施教化的往往不是牧師和僧侶,而是官員和政府認可的知識分子。自古以來,公權力對人民生活的介入就是全面而深入的。君主與臣民的關系嘗嘗被形容以父子。然而在歐美國家,一般講到Father都是上帝或神父——背後是宗教而不是政權。另一方面,中文裏“國家”這個詞在英語中是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同義詞的。中華文明的國家是“國”與“家”的結合。這裏面有公,也有私,有大也有小。然而反觀英語,state和nation都是宏觀的國家政府或者民族國家的概念。最接近的或許是country,但是裏面是表示國家有田野和農村的土地,並沒涉及家庭或個人概念。正因如此,亞洲儒家文明圈有著和歐美基督文明圈截然不同的政治基因。
結合上述兩點,深受中國文明熏陶的李光耀,在不知不覺中也形成了一個觀念:他作爲新加坡這個國家的“國父”,有責任對新加坡人民的行爲和道德進行教育指導。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新加坡對于民衆日常生活行爲規範的法律法規制訂的非常細致和嚴格。甚至于嚼口香糖、能不能在酒吧跳豔舞、能不能吃中草藥等都被寫進了法律。李光耀在這方面的管理原則,繼承的是中國法家嚴刑峻法的傳統。1966年前,新加坡鞭刑僅限于刑法中造成人民身心重大傷害的罪嫌,包括:重傷害、搶劫、強暴及猥亵等罪,然而,李光耀在1966年公布《破壞法》,以維護市容爲目的來重罰處罰塗鴉及破壞公私財産的行爲,將鞭刑範圍進一步擴大,作爲維持社會治安的工具。這種嚴厲的處罰爲世界各國所罕見 。這是在別的英聯邦曾經殖民過的地區所無法想像的。因爲在歐洲,世俗生活的管理歸于國王,人們的道德與行爲規範則由上帝指引。同時私人生活與公共生活泾渭分明,互不幹涉。這種分權自治、自由獨立的內在特質是貫穿于歐美社會的方方面面的。
因此如果讓我用盡可能簡練的語言來總結新加坡這個國家的話,那麽它的特點應如下所述:這是一個在東方傳統文明內核的基礎上以西方現代科學、政治制度與商業文明爲工具而建立的這麽一個國家。它看起來似乎是一個西方現代社會,但是在這層表皮下卻有著與其外在迥然不同的東方靈魂。
我不想模仿西方人。但是我希望趕上他們的物質和科學成就,也希望吸取和學習他們組織社會的方法,因爲這會帶來進步。不過我不能接受他們的文化或生活方式比我們優越的說法。
————李光耀談東西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