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近代世界，那是西方白人的世界，他們最早開啟了航海時代和工業文明時代。因此，在這種發展下，黃種人和黑人成為他們奴役的對象。
而歐洲基本上都是白種人，這也是他們驕傲的。但是，你知道麼？在歐洲也有一個黃種人國家，還是我國一個民族的後裔，只不過這個民族已經消失了。
這個國家就是匈牙利，匈牙利是東歐一個內陸國家，全國領土面積9萬多平方公里，大概相當於我國一個省。
人口接近1000萬，人均GDP超過12000美元，是歐洲地區的窮國之一。
而在歐洲跟匈牙利不同的是，匈牙利人的長相與歐洲其他地方人的長相有明顯區別，更加接近東方的黃種人，很多是黑頭髮，黑眼睛，皮膚沒那麼白。
而且在民風民俗上匈牙利人的生活方式，結婚禮儀，甚至喪葬方式更加接近於中國。
而且他們的姓氏，他們的文字，歌曲，更多的中國塞北相同，甚至他們自己都承認自己的祖先來自遙遠的東方。
匈牙利著名詩人裴多菲在一首詩中曾這樣寫道：「我們那遙遠的祖先，你們是怎麼從亞洲走過漫長的道路，來到多瑙河畔建立起國家？」
而經過世界歷史專家的研究，匈牙利人很可能是在公元3世紀，在東方消失的匈奴人西遷後的後裔。
當時的匈奴人在漢民族的打擊下被迫西遷，而與此同時，在公元370多年，歐洲東部出現了一個強悍的東方游牧民族，匈族人。
他們善於騎射，善於戰爭，在歐洲中部橫衝直撞，在匈牙利平原建立了強大的國家。此後在這塊土地上留了下來，在此繁衍生息。
經過幾千年的繁衍，他們的後代雖然越來越接近於歐洲的白人，但是還是保留了很多東方人的特質。連匈牙利的總理都承認，他們可能是匈奴人的後裔。
而匈奴人作為中國古代一支強悍的民族，在我國北方活躍了幾百年，最後在融合下，融入了中華民族。因此，現在世界上已經沒有匈奴族這個民族了，是一個消失的民族，但是匈牙利卻是他們的後裔。
這個外來民族，雖說全是白種人，但是在中國境內生活了200多年，已經繁衍7代，他們都有一個願望，那就是早日成為中國人，現在終於夢想成真了。
這個民族就是達曼人，從他們的膚色和長相來看，是很明顯的白種人藍眼睛，只不過在西藏長期直射，現在皮膚有點黑黃而已。
達曼人生活在珠穆朗瑪峰南翼的吉隆溝中。與藏族混居，服裝、語言（有本民族語言，但通常用藏語）通常難以分辨。
「達曼」藏語意為「騎兵」。相傳18世紀末，他們的前輩從尼泊爾遷徙到吉隆鎮一帶，至今已有六七代。
當時尼泊爾很強大，侵佔了周邊的錫金等小國。錫金的國王逃到西藏，而尼泊爾軍隊也直接開進了西藏。當時的大清還處於乾隆時期，國家的實力還是很強大的。
而乾隆又是一個好大喜功，希望青史留名的皇帝，於是派了大量的清軍，將尼泊爾騎兵趕出西藏，並一直打到了其首都。
戰爭結束後，一些尼泊爾的騎兵不願意回國，就在當時的中國邊界吉隆鎮安頓下來。
此後一直在此生活繁衍，跟中國人一樣。而此後，英國侵佔尼泊爾，還有之後的長期動亂，陸陸續續又來了很多尼泊爾人，逐步形成這個達曼人聚居的地方，在此已經繁衍到第7、第8代了，但是他們始終是沒有國籍的狀態。
而達曼人唯一的希望，就是不斷的祈福能夠早日加入中國，成為中國人。
因為種種的原因，這種請求一直沒用被同意。直到2003年，當時的國務院正式批准達曼人加入中國國籍，成為西藏地區的少數民族。
2004年，當地政府投入100多萬元資金，為全體村民建造土木結構的二層樓房，2005年達曼人全都搬進了新居。
同時政府還為每家每戶分配了耕地和牲畜，購置卡墊、藏式木櫃等生活用品並安上自來水。更讓達曼人高興的是，村裡的適齡兒童都上學讀了書。
吉隆鎮達曼新村安居房 此外，國家還給予達曼人和當地其他民族一樣的補助，如每個村幹部每年補助3500元；每戶男性隔年當選一次護林員，每年為其發放5000元補助；邊境補助每人每年1000元；低保每人每年1400多元，還有草原生態補助、野生動物肇事補償等。
他們對中國的感激那是無語言表，這可著實讓一直想成為中國人的果敢羨慕的不行啊。
在中國南方的邊境省份上，今天仍然可以看見一些特殊的人、特殊的村莊，人們仍習慣地稱呼他們為「難民」、「難民村」。
當年，中國以寬廣的胸懷接納了他們，而這些至今已在中國生活了近30年的群體，有的人將生命的小舟永遠地停在了異鄉，有的人則已成為中越邊貿的中流砥柱
中國歷經30年「消化」越南難民
資料圖：越南難民在中國30年
中國政府奉行的「為每一個來到中國的越南難民提供永久性難民庇護」的承諾，在聯合國救助難民史上絕無僅有
雖然同樣生活在中國的土地上，但他們還有另一個共同的名字：「難民」。
資料圖：越南難民在中國30年
「以前在越南的時候，越南人說我們是中國人；後來到了中國，中國人又說我們是越南人……」在雲南的一個難民村裡，時年43歲的村主任孫文亮曾這樣告訴前去採訪的媒體記者。1978年至上世紀80年代初期，包括孫文亮在內、因為中越戰爭產生的20餘萬名越南難民潮水般湧入中國邊境，開始了在他們看來前途未卜的生活。
29年後的2007年5月10日，聯合國難民署對中國政府當年安置這些難民的做法給予了高度讚揚，稱中國近三十年來對境內越南難民的安置工作是「世界上難民安置和融入社會最成功的範例之一」。
「無條件接收」和「永久性庇護」
與其他國家「短時間」、「臨時」安置難民的辦法相比，中國政府奉行的「為每一個來到中國的越南難民提供永久性難民庇護」的承諾，在聯合國救助難民史上絕無僅有。
按照上級指示，中國地方政府對所有難民都無條件接收，這些一無所有的難民，吃穿住用全部由政府無償提供。據有關統計，到1978年底為止，中國一共接受了 26。5萬名越南難民到中國避難，其中不少為中國僑民。由於中國允許這些難民在中國永久避難，所以他們在庇護中心短暫休整後，就被中國南方的雲南、廣西、廣東、福建和江西等省份的263個國營農場接收了。
資料圖：越南難民在中國30年
資料圖：越南難民在中國30年
「由於與中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這些難民很容易融入當地社會，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在安排難民生產生活的時候，往往按照他們原來的族群關係進行安排。」研究華僑問題的專家、廣西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馬冠武告訴《國際先驅導報》。
馬冠武是廣東潮州人，在他的記憶中，自己家附近的農場就接收過很多來自越南的難民，「這些難民其實多數都會說廣東話、潮汕話，也有人會說客家話，語言上的優勢使得他們很快就得到了認同，在當地站穩腳跟之後，要謀生和發展就容易多了。」
為難民融入當地社會鋪路
1978年7月，聯合國高級難民特使保羅·哈特林訪問中國，中國政府向聯合國提出了援助的請求。由於中國的難民安置方法不像其他地方的難民營那樣只提供暫時幫助，而是提供一個長期的難民解決辦法，要讓這個辦法更為有效，聯合國的援助顯然十分重要。
隨後，聯合國難民署在北京設立了分支機構，開始致力於中國的難民安置，關注中國難民社區。由聯合國難民署和中國政府共同主持的項目，不但為難民提供即時救助(修建房屋等)，同時也為收留難民的農場提供經濟援助–這些農場由於接受了許多難民而財政緊張，只有努力擴大再生產，才能更好地「消化」新來的難民。
資料圖：越南難民在中國30年
資料圖：越南難民在中國30年
同樣是研究東南亞華僑問題的廈門大學博士張堅的研究顯示，到1985年為止，聯合國難民署已經援助了76個中國國營農場。根據計劃，4年之內，所有的難民都將自給自足。這樣，幾年後越南難民在中國的安置問題就將告一段落。
「這種安置與其他國家安置難民截然不同之處在於：不僅僅是為難民提供足夠的糧食、乾淨的水源、基本的醫療衛生條件和教育設施，而是從安置伊始就考慮到如何讓難民融入當地社會發展中，為難民第二代、第三代的生活奠定紮實基礎。」張堅說。
多數難民選擇定居中國
在國際上，對難民的主要安置辦法是：戰爭狀態或者緊急狀態結束後，所在國政府將難民自願遣返，或者吸納為所在國的居民，或者轉到第三國安置。中國政府也曾經與寮國政府協商，共同簽訂了《關於遣返在華寮國難民的議定書》，根據這一協議，1991至1997年間，3000多名寮國難民分17批順利地返回了家園。
當然，也有不少在中國居住多年的越南、寮國、柬埔寨難民，最終仍願意選擇在中國長久居住下去。「中國非常好，我們做夢都想成為中國人。」一位難民表示，當年中國在難民進入之初採取的積極政策和措施，對處於水深火熱的他們而言無異於雪中送炭。
資料圖：越南難民在中國30年
資料圖：越南難民在中國30年
有報道顯示，從1983年起，中國政府根據自己的國情，決定讓難民們開展生產自救，不用交公糧，讓他們通過勞動自己養活自己，每戶人家每年都有不少的收益，有時候甚至超過當地的中國農民。
但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西方一些國家卻將中國政府安置難民的措施視為為爭取政治上的主動權採取的「懷柔」政策。張堅對此有著不同的看法，他更願意將其歸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遠人不服，則使之來，既來之，則安之」的「大同思想」。
當年難民已成投資越南主力
廣東省的清遠農場當年接收了6207名難民，這些難民大都靠養殖魚蝦和種植水果謀生。人口的不斷增多，意味著人均土地資源的減少，但更多難民還是能在當地政府扶持下找到新的發展道路。
如果說當年的難民首要問題是安頓下來，養家餬口的話，那麼，如今，隨著中越關係正常化，原來就有濃郁越南情結的難民，相當一部分人開始利用在越南的人脈、感情和土地資源，尋找自己發展的新空間。當年被安置在廣西浪灣農場的吳祖致的兒子吳權佑，早在2001年就開始醞釀在越南、緬甸、柬埔寨等地種植木薯、劍麻等產品，充分利用當地土地廣闊、勞動力價格低廉的優勢，發展生產。
資料圖：越南難民在中國30年
近年來，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進程的加快，吳權佑成功地把木薯產業延伸到最初逃亡的越南廣寧省。廣寧省省府下龍市近郊的200多畝土地，已經被吳權佑擔任法人代表的企業全部承包，承包期30年，全部用於種植木薯。
吳權佑給《國際先驅導報》記者算了這樣一筆賬：木薯套種每年每畝地投入800元人民幣，收入高的可達4000元人民幣，越南當地勞動力價格每年不過400元人民幣，而且銷路不用愁，大量的木薯全部提供給在中國境內的武鳴木薯加工廠加工，而且價格還將逐年上漲。
事實上，吳權佑的木薯計劃還得到越南當地政府大力支持。所在地方政府的項目官員阮閩庸說：「我們土地多，木薯能夠帶動很多農民增收，還能上交不少財政稅收，吳權佑自己還有越南血統，我們當然歡迎了。」
在這片土地上：從求生到致富
在感受時代變遷的同時，難民們的生活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何豐倫發自南寧近三十年的時間過去了，當年來到中國的難民，大都已經在中國繁衍了後代，兒孫滿堂。而這三十年間，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各種新生變化亦紛至沓來。種種喧囂和熱鬧的背後，不僅考驗著土生土長的中國人，那些僑難民的生活也隨之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
吳祖致：解放軍幫我們安家落戶
30年前，因為擁有中國血統，不到12歲的吳權佑與父母姐妹一道，在中越衝突中成為難民，被迫返回中國。
吳權佑的父親吳祖致當時曾一度為家庭生存狀態擔憂。「由於時間緊迫，越南當地政府的遣返令下來後，很多財產來不及變賣，大部分土地只能交給遠房的越南親戚耕作，能夠隨身攜帶的只有少量的金銀首飾，以及後來根本不值錢的越南偽幣。」吳祖致對《國際先驅導報》回憶道。
土地在哪裡，謀生的途徑在哪裡？這些都是當時困擾越南歸難僑最大的問題。
然而，事實上這一切都沒有成為他們的生活障礙。在踏上幾代人都已略顯生疏的中國土地後，吳祖致一家像其他難民一樣，很快得到了政府和僑辦的通知：被安置到距離南寧市中心37公里的隆安縣浪灣華僑農場，從事農業生產，並完全享受城市職工待遇。
吳祖致回憶起當時的狀況仍非常感慨：「最初我們住的還是聯合國難民署提供的臨時救援帳篷，短短1個多月時間，這些帳篷就被平房取代了，當地沒有飲水設施，是解放軍連續奮戰幾個晝夜，為我們打好了井，隨後還建好了水塔，所有的飲水問題就全部解決了。」
更為重要的是，糧食問題尚未解決之前，在農場工作的難民全部享受城市職工的糧食戶口政策。吳祖致的定量是20公斤大米，吳權佑是12公斤。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難民們享受著許多農民夢寐以求的糧食定量供應政策。
吳培良：期待更多致富機會
20多年前，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來到這片土地上的越南難民終於得以在此安定地居住下來，在中國的多方努力下，他們得以安居樂業，並進一步謀求更多的致富機會。他們不僅與當地社會融為一體，也在根據各自的情況尋找著不同的生財之道。吳權佑今年42歲了，他如今已是廣西國營浪灣華僑農場的一名中方談判代表的翻譯。5月中旬正值中越邊境農產品貿易的旺季，幾天來，他操著熟練的越南話和中文，正在為出口到越南廣寧省的30多萬株木薯種苗項目工作著。
難民們的生產生活和致富之路也離不開國家關係變化的大環境。
隨著2006年《中越北部灣漁業合作協定》生效，廣西北海市僑港鎮的漁民面臨著減船轉產的壓力。而開展近海養殖的辦法，是很多難民解決減船轉產之後面臨生活問題的主要生產方式。
僑民吳培良就是成功轉產的漁民。2003年，他把本想購買新船的錢投入到近海養殖生蚝上。經過認真的學習，不斷總結經驗，在3年多時間裡，他養殖的生蚝年收入超過30萬元。在吳培良的帶領下，越來越多的難民開始學習怎樣利用近海豐富的海洋資源實現減船轉產的目標。
休閑旅遊漁業也是僑港漁民增收的新途徑。北海愛浪休閑漁業旅遊有限公司和僑港鎮發展休閑漁業旅遊項目，2004年以來，把捕撈漁船改為休閑漁業旅遊漁船已經有20多艘，40多戶漁家逐年向前來北海旅遊的遊客提供「休閑漁業」的旅遊項目，旅遊內容包括：拖網捕魚、海上觀景、海上垂釣，捕獲魚蝦歸客人所有、與漁民一起分享原汁原味的生猛海鮮、返航中聆聽船老大講述大海的神奇傳說……這既解決了漁民轉產轉業問題，又為北海增加了特色旅遊項目。
「如果休閑漁業能夠與日益興盛的越南下龍灣旅遊航線結合起來，肯定能給我們帶來更多的致富機會。」有不少親戚在越南胡志明市的莫甘寧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