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商場遺失錢包，撿到的是華人/馬來人/印度人，你覺得對方歸還錢包的概率有多大？
去年，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政策研究所（IPS）將這個問題抛給了 2031 名年滿 21 歲的新加坡公民，希望借此研究不同族群之間的信任度。9 月 25 日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華人對少數種族的信任度明顯偏低，而所有受訪者對華族、馬來族和印族的信任度也呈現出顯著的梯度。《聯合早報》近日刊登了調查的主要結果。
所有受訪者中，只有 45% 認爲華人歸還錢包的概率低于 50%，53.1% 認爲超過一半的馬來人不會歸還錢包；而以 “50%” 作爲信任與否的分界線，57.2% 的受訪者對印度人投出了不信任票。華人在所有受訪者中都得到了最高的信任度，同時也是最不信任印度人的群體，不信任度高達 61.5%。
IPS 的調查附屬于一項關于恐怖主義與種族宗教的課題。綜合各項調查結果，IPS 認爲，盡管新加坡並沒有發生過恐怖襲擊，但族群與宗教偏見的狀況依然嚴重，極端組織有可能借此煽動對立，打擊社會團結。
不過，種族並不是造成偏見的唯一因素。更具體的調查表明，年齡、教育程度、經濟地位都與族群偏見密切相關。
以華人受訪者爲例。53.4% 的年輕華人（21-34 歲）相信一半以上的印度人不會歸還錢包，持同樣觀點者在 50 歲以上華人中則高達 64.9%；小學以下文憑的華人中，78% 對印度人表示不信任，這一比例在持大學文憑的華人中低于 50%。
落差同樣顯著的是不同經濟水平的華人對印度人的觀感。以住房條件爲指標，居住在一房或兩房式組屋中的華人有 87% 認爲一半以上印度人不會歸還錢包，而居住在私宅的華人中，只有 53.6% 對撿到錢包的印度人表示不信任。
需要注意的是，這僅僅是一項針對觀念的研究，它並沒有得到真實犯罪率數據的支持。研究者關心的不是某種觀念是否“正確”，而是觀念本身帶給社會的不確定性，比如在恐怖襲擊發生後通過謠言的傳播進一步撕裂社會。
雖然美國政治學者帕特南（Robert Putnam）和犯罪學家希普（John Hipp）曾經指出，種族多元化會影響社會互信，導致犯罪率升高，但 IPS 此前的研究表明，新加坡的犯罪率高低與種族多元化程度並無顯著的關聯性。在種族最多元的兀蘭區，犯罪率只有 0.053%，這一數字在種族相對單一的馬林百列區反而有 0.096%。
根據 IPS 的調查，影響犯罪水平的更主要因素是居民的經濟條件。像馬林百列這樣的規劃區之所以犯罪率較高，更可能與該區的貧富差距有關。事實上，帕特南和希普的研究也將社會經濟條件和家庭背景作爲社會凝聚力的影響因素。
在新加坡，種族是一個敏感問題。新加坡被認爲是一個多元文化種族的社會，擁有馬來語、華語、泰米爾語和英語 4 種官方語言；雖然人口以華人爲主，但馬來裔、印度裔加起來也超過總人口的 20%。與此相關的是宗教的多元性，三分之一人口信仰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信徒也分別超過了 15%。
種族問題改變了新加坡的戰後曆史。1964 年，種族權利分配爭議造成了馬來人與華人之間的嚴重沖突，導致新加坡被馬來西亞聯邦除名，成爲獨立國家。建國總理李光耀隨後承諾建設一個跨種族的國家，保護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的平等地位。新加坡政府爲此推出了包括雙語教育在內的一系列種族融合政策，以促進社會團結。
政策支持、族群自助團體的努力以及整體的經濟發展，緩和了各族群之間的沖突。但客觀的社會經濟差距依然存在。印度裔學者 Sangeetha Thanapal 曾用“華人特權”（Chinese privilege）一詞描述華人在政治、經濟等場域的優越地位，華裔學者 Adeline Koh 也同意，在經濟增長中，華人享受到了更多成果。
盡管曆史形成的社會經濟結構更可能是社會矛盾的主因——華人在英國統治時期也處于一個更普遍的殖民體系的低端，但種族往往放大並且簡單化了這些因素，作爲一種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影響著人們對待他者的方式。
一個微妙的對比是，IPS 2013 年的一份調查顯示，超過 9 成的華人受訪者聲稱他們願意和印度人、馬來人當鄰居和同事，85% 的華人聲稱樂意和後者交朋友；但與此同時，超過一半的新加坡人都沒有來自其他種族的密友。
今年公布的調查結果進一步揭示了種族觀念的複雜性。
對于調查結果的政策意涵，IPS 的研究人員將社會經濟地位較低、年滿 50 歲的華人視爲特別容易被有關種族宗教的假消息左右的脆弱群體。研究人員建議，政府應該爲這部分群體提供甄別敏感信息的渠道，並組織更多的基層活動，讓不同背景的人在交往中加深對彼此的信任。
題圖來自：Chan Walrus / Pexe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