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湖北石首以前相對閉塞，我離開時外地人還不多。小時候在村裏見到的外地人，有幾個是從四川、湖南逃荒來的女子，她們沿途乞討，經過我們村子，就嫁給了當地人。記得有一個湖南來的，讀完了小學，認識很多字，在當時當地，已經很稀罕。當地有個地主的兒子，有點殘疾，找不到老婆，就收留了她。她也就在我們村安家落戶，生兒育女，過了一輩子。還有一個湖南來的，經常講她有兩個弟弟，一個在開飛機，一個在開火車，我們以爲她是在吹牛，但後來改革開放，村人得知她還真有個弟弟在嶽陽火車站工作，我們都感覺新奇。
由此，我自小對外地人不敢小觑，除了好奇，還有幾分羨慕和敬畏，即便他們不一定很有能力，很有水平，但至少他們比我們走得遠，比我們眼界開闊，有見識。後來到了深圳，自己也成了外地人，身邊也都是外地人，因爲接觸少，不知道當地人對我們是什麽感覺，只看到到處都寫著標語：“來了就是是深圳人”。再後來到了蘇州，到了新加坡，接觸到一些當地人，曾經問他們對我們來到他們家鄉是什麽態度。我有點驚訝于他們的回答是那麽迥然相異，各執一端。有的表示歡迎，表示感謝，說外地人給他們的家鄉出力出汗，功不可沒；有的表示不滿，甚至憤怒，說外地人搶了他們的工作，做人做事也不符合當地的規約，還給社會治安帶來了嚴重問題。
而市場經濟時代，人口流動成了常態。哪個地方經濟發達，工作機會就多些，待遇也高一些，自然就會吸引更多的人。都是同一個國度，總體上還算和諧，但問題也有不少。我印象比較深的是地域歧視。以前聽說外地比較排斥湖北人，說湖北佬九頭鳥，壞得很，但我到深圳後，只聽一些人說不願意與東北人打交道，我有點不解，說東北人不都是活雷鋒嗎？他們說，東北經濟欠發達，騙子蠻子多。後來到蘇州，聽一些人說不喜歡蘇北人，因爲最早來到蘇州的，大都是蘇北的，也是給他們留下的印象不佳。最倒黴的應該是河南人了，在哪裏都聽人說他們不招人喜歡。對此我有點敏感，因爲河南上蔡是我們蔡家人的發源地，追根溯源起來，我也是個河南人。曾經有個朋友，初次結識，我問他是哪裏人，他說北方的；我問哪個省？他說離湖北很近；我問具體是哪裏？他說我是湖北的女婿；我打破沙罐，非要問他是哪裏人，他最後才說，我是信陽的。也真是難爲他了，總是不肯說自己是河南的。
其實人口遷徙，自古就有。我們的祖先在采摘狩獵時代，追逐著季節和水草，可是滿世界跑的。後來國人一次次南遷，還衍生出一個名叫客家人的族群。那時候土客相爭，也是血雨腥風。這種現象也絕非中國所獨有，全世界都同條共貫，同病相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時至今日還是摩擦不斷，兵連禍結，一切仇怨都是起源于一個民族大規模的播遷。最近這些年，爲了如何應對外來的移民和難民，歐美各國的政要們也都吵得不可開交。說白一點，他們爭吵的內容其實和我們這裏也差不多，無非是同意還是反對接納這些陌生人，只不過我們這裏稱爲外地人，他們那裏稱爲外國人。
可是國家這個東西，最早卻是沒有的，原始人遊走天下，哪有什麽國界。後來有了國，先賢們還懷有一個萬裏同風、天下大同的理想。所謂天下，那可是超越國界的，是包孕萬國的。以前學馬克思主義，也是說到了共産主義，紅旗插遍全球，世界一統，也就沒有了國家。而今的全球化，雖然各國異政殊俗，但經濟已經連爲一體，越來越多的人跨過國界，尋求溫飽和安全，尋求財富、自由以及美好的未來，應該也是生而爲人的基本權利，否則我們的自由度就連候鳥都不如了。
一般情況下，除了極個別特殊例子，絕大多數國家都應該是歡迎移民的，只不過會附加一些條件。新加坡那麽狹小，人口密度那麽高，他們還是在不斷地引進人才，引進勞工，如果你沒有什麽技能，也不肯做體力勞動，有錢也可以，把錢帶過來，做投資移民。但是政府有政府的考量，民衆有民衆的想法，在移民這個問題上，並不容易達成共識。倒是有一種特殊的人群，我們稱作“難民”的，比較難辦。難民中雖然也有人才，也是一種人力資源，但一下子進來太多，那就是一種負擔，就會造成一些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相融上的壓力。在如何面對難民的問題上，新加坡也有很多爭議。從前越南有過兩次大的難民潮，一次是北越統一了南越，南越很多人往外跑，還有一次是中越戰爭前後，越南排華，很多華裔也是倉皇出逃，把生命和未來托付給怒海。當時香港接納了很多越南難民，新加坡也讓很多人上了岸，但只是建了難民營臨時安置一下，最終還是要他們去別的國家。我聽一個新加坡老人講，那時候他就在做服務難民的義工，他說難民中還有個軍人，身上還背著手榴彈。
面對中東的難民，西歐也頭痛。二戰之後，人文主義主導西歐，對深陷困境的人們普遍心懷憐憫，對異質性的文化也頗多包容。這促使他們接納了很多難民，也引發了很多問題和爭議。這些問題，有的是宗教方面的，有的是治安方面的，還有恐怖襲擊、文化差異等。這些問題和爭議，限于篇幅，不便展開說。我想說的只是，作爲旁觀者，我們的視角可能大都聚焦在西歐一邊，很少注目那些逃難的人群。中國有句老話叫將心比心，我總是想，假如有一天，我們也淪爲難民，我們會希望別人怎麽做？“像你希望別人對你那樣去對待別人”，從小我的父母就是這麽教育我的。可是最近幾年，我們的很多朋友，言談之中卻很自然地流露出了一種可怕的種族歧視、宗教歧視、文化歧視、身份歧視等，對外來移民滿懷敵意。這讓我非常不解。
我們好像是忘記了，或者渾然不覺，華人其實也被歧視過，現在世界上仍有一些地方歧視華人，甚至說我們是劣等民族。我們可能有意無意間認同了白種人是上帝的驕子，黃種人僅次之，因此也沾沾自喜，也跟著某些種族主義的白人一起來歧視別的有色人種？每當有人問我在新加坡會不會排斥黑人、印度人、馬來人，我說他們不排斥我就不錯了，因爲他們的文明程度並不低于我們。事實上並沒有什麽種族優劣，有的只是文化的差異。不同的文化長期熏陶，的確會給某些族群打上特殊的烙印，對接時容易産生糾紛。以前看過一個電影，一個華人外祖母在美國，給外孫刮痧，美國法官看到小孩子背上傷痕累累，大驚失色，認定這位外祖母犯下了虐待罪。看起來好像不可調和，解決起來其實很簡單，那就是這位外祖母需要入鄉隨俗，做好功課，否則你的好心有可能會觸犯人家的刑律。
只要我們取一種開放的心態，有些文化差異其實是一種難得的多姿多彩。譬如很多人嫌印度人髒，說他們上廁所後不擦屁股，其實人家廁所裏都安裝了水龍頭，水洗只怕比紙擦更幹淨吧。在新加坡的巴刹開餐館的，中國來的大都從早忙過到晚，周末也不休息，新加坡本地的往往中餐後就收攤了，其中的差異無非是一個想賺更多的錢，一個想要更多的休閑，各取所需，實在沒必要由誰來同化誰。真正難以相融的是價值觀的沖突，是利益之爭，但這些與種族根本無關。古今中外，同類相殘起來，其酷烈度一點都不低于異族之間的爭戰。
我們既然唱讓世界充滿愛，那就至少要對陌生人心懷善意。當市場經濟進一步深化，我們身邊的陌生人甚至外國人會越來越多。而我們似乎還沒有學會對陌生人微笑，和陌生人打招呼，表達我們的問候和友善，尤其是一些公職部門的人，服務態度與新加坡的公務員比起來，那真有雲泥之別，要拿掉他們面上的那種冷漠與生硬，換上溫暖與真情，可能千難萬難，遠非一日之功。我們甚至還不理解人家。曾經聽一個新加坡朋友說，他說到中國出差，在路上和人打招呼，居然被當成了神經病。
（文：菱葉兒 文章原載于微信公衆號Leafy主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