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當前局勢，香港確實應該好好思考一下，與自己極其相似的新加坡，到底有哪些值得借鑒的地方。
香港亂局仍在持續，問題解決之日看似遙遙無期。此時，大家開始談論香港亂局最大的受益者是誰，不少人給出的答案是新加坡。
兩個城市確實太像了，都是國際金融中心（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排名中，香港和新加坡經常爭奪三、四名），均是華人社會、前英國殖民地、國際港口、國際貿易中心、國際化大都市、“亞洲四小龍”，且GDP總量相當……若香港一蹶不振，很容易聯想到新加坡會受益。
然而，新加坡內閣重要成員之一、內政兼律政部長尚穆根並不這樣認爲。他在近期針對香港局勢接受訪問時表示：
包括香港在內的本區域維持穩定，才能讓新加坡受惠。如果區域整體表現良好，新加坡也會有好的表現。而‘香港的局面讓新加坡獲益’的說法是很膚淺的。
尚穆根接受采訪（圖片來源：央視新聞客戶端）
面對香港局勢，新加坡沒有幸災樂禍，而是放眼全局和未來。這也折射出新加坡精英階層的戰略眼光和思維。
這樣的事例還有很多。1965年新加坡建國時，就制定了詳盡的“組屋政策”以解決百姓住房問題，還有降低對外淡水依存度、選取英語爲通用語並推行雙語教育、參加北冰洋航線討論等，都將新加坡精英階層的戰略眼光體現得淋漓盡致，讓這個彈丸小國在波雲詭谲的國際局勢中，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和發展道路。
戰略思維的差異，也是造成今日香港逐漸被新加坡甩在身後的重要原因。
1
“政治家”與“辦事員”
新加坡精英階層的戰略思維主要體爲其擁有幾種能力：做中長期戰略決策的能力、戰略執行能力和政治擔當。
香港的政治精英，卻時常出現決策能力不足、治理能力赤字和逃避責任的現象。
換句話說，新加坡的政府官員多是極具戰略眼光的政治家，而香港特區政府官員更像事務性官員和只會按流程幹活兒的“辦事員”，沒有人幫其做決策就找不著北。
最近在應對暴徒一系列無法無天的破壞行爲時，特區政府高官們居然“雪藏”多日未出面表態，只留下“裏外不是人”、士氣低落的香港警察苦苦支撐。
直到後來港澳辦和中聯辦聯合在深圳召開香港局勢座談會，特區政府才算找到方向，“鼓足勇氣”召開新聞發布會。好不容易盼到林鄭女士發聲，講的卻是一些不痛不癢的話。發布會過程中，被無良香港“記者”嗆聲後，她還數度哽咽。
應對亂局都無法果斷堅毅，毫無魄力，何談做出戰略決策並擁有政治擔當的勇氣？
香港官員遇到問題時傾向于不做決策，抱持“能拖則拖，不犯錯就行”的心態，缺乏有擔當的政治家。而自己不做決策，有人指路後當個“辦事員”，對他們有個“好處”：若政策效果不佳還可以甩鍋，最後誰冤枉背鍋也就不言自明了。
再看新加坡。
建國之初的李光耀面對一個多元種族的社會時，力排衆議，沒有選擇中文爲各種族通用語，而是選了對各族都更公平的英語。
20年後的事實證明，他當年的戰略決策讓擁有英語優勢的新加坡搭上了全球化快車，其雙語政策也讓不同種族的新加坡人能和自己的母國保持經濟和文化上的連接，遊刃有余地遊走于東西方之間，進而有助于形成獨特的新加坡認同。
新加坡當年也遇到過機場癱瘓和罷工事件，而李光耀卻強硬地對罷工機師稱：
如果你們繼續罷工，我必定窮盡一切辦法教訓你們，也發動全民給你畢生難忘的教訓。
他還說：
無論誰治理新加坡，都必須有鋼鐵般意志，否則放棄算了。我付出畢生心血鑄就了新加坡，任何人休想把它搞垮。
一番強硬的表態後，罷工很快結束。
新加坡如何應對機場癱瘓？（截圖來源：YouTube）
李光耀知道，新加坡作爲國際港口，國家航空公司和機場的形象至關重要。也正是他面對罷工時的政治擔當和戰略執行能力，爲後來新加坡航空和樟宜機場成爲全球最佳航空公司和最佳機場奠定了基礎。
2
“窮人的孩子”與“被寵的孩子”
造成這種戰略思維差異的原因是什麽？首先是不同的曆史和地緣因素。
1959年，英國同意了新加坡的完全自治地位。從那時起，新加坡基本走上了“新人治新”的道路，英國對新加坡的介入趨弱。
經曆了幾年的自治，新加坡于1963年加入馬來西亞聯邦，最後又因與聯邦政府不和而在兩年後獨立建國。雖然從自治到獨立建國期間並非一帆風順，但新加坡官員很早就開始自己做決策，比“港人治港”早了近40年。在東南亞紛繁複雜的種族、政治、意識形態環境中，新加坡政治精英們積累了寶貴的“實戰經驗”，爲建國後的一系列長遠戰略規劃做了積累。
而在地緣戰略環境異常凶險的東南亞，土地面積不到香港70%的新加坡要想在強敵環伺的困境中生存，其所做的一切決策必須深思熟慮，否則一個不小心，獅城隨時會面臨生死存亡之險境。客觀上，這也有助于戰略思維的養成。
而香港則不同，曆任港督一直由英女王指派，英國人對香港的直接管制延續到1997年6月30日。在回歸之前，香港本地人（包括在西方留學的海歸香港精英）在政府中都只是事務性官僚，因此港人缺少做決策的“鍛煉機會”，任何重大決策基本由英國人操刀。
這也直接導致香港回歸後，有擔當的香港本土政治家極其匮乏的窘境。“港人治港”所出現的決策短視、政策執行不到位等情況，反映出的就是特區政府官員治理能力赤字。
新加坡獨立後，沒有了腹地（馬來西亞或英國）作爲靠山，只能自食其力，逆境中求生存。而香港的背後先是有英國，後來有祖國大陸，從來都有人罩著。就算吃了點苦，也是“大樹底下好乘涼”。
新加坡是“窮人的孩子早當家”，而香港則更像“被寵的孩子毛病多”。
3
不同的“人”注入了迥異的“基因”
兩個城市走上截然不同的路，還因爲不同的“人”。
兩地第一代領導的不同性格，給政府和城市注入了不同的“基因”。
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是個極具戰略眼光，敢爲、有爲的政治家，這對于獨立後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的新加坡來說是一種幸運。
從獨立建國起，他審時度勢，建立了一套包含國防、經濟、教育、醫療、住房、就業、語言和文化等方面，完善且行之有效的施政體系和管理系統，培養了一批極具戰略眼光的政治精英。
人有人格，家有家風。李光耀和這批政治精英的特性，也給往後的新加坡政府注入了“有戰略眼光，有危機意識，果斷敢爲”的“基因”。
再看香港。
首任特首董建華先生其實也有一定戰略眼光，但他在政策執行和政治擔當方面與李光耀比起來就有些相形見绌了。香港房價在1997年到達高點，爲解決港人住房難的問題，董先生上任後旋即推出了“八萬五公屋計劃”（每年建造不少于8.5萬個政府公屋單位），其實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香港公屋（來源：文彙報）
但由于對政策産生的外溢效應考慮不足，“八萬五”計劃在遇到亞洲金融風暴時未能及時調整，導致香港樓價在此後數年間暴跌7成，造成了香港逾10萬宗“負資産”案例和數起房東“燒炭”自殺的悲劇。
香港成千上萬的房東抗議這一政策導致房價暴跌，迫于壓力董先生也暫停了這一計劃。
香港房價走勢（圖片來源：中原地産）
在第二任期還未結束時，董先生也辭職了。
“八萬五”政策的副作用和特首提前離任，爲香港往後遇到有爭議的議題時，做出了壞示範。
首先，香港市民認爲只要是自己不滿意的政策，就可以通過“示威”來逼特區政府妥協，政策的決定權在“街頭”；而特首提前離任，也養成了特區政府高官推卸、逃避責任，沒有政治擔當的壞習慣。
因此，香港特區政府第一批官員決策和施政時的遊移不定，給特區政府注入了軟弱、遇事逃避、短視等“基因”。香港政府在隨後與各方利益的博弈中，變得越來越“弱小”，從此再也無力解決解決住房、産業結構、教育和國家認同等重大問題，讓香港積重難返。
曾在香港金管局任職，目前擔任南洋理工大學副教授的葉秀亮認爲：
香港特區高官因深居脫離群衆的官邸、出入皆專車而不懂民間之痛，更因怕被問責丟官，每遇輕微障礙或反對就會避責自保，以至在房屋、發展經濟和民生方面累積了許多問題，是造成今日亂局的根本原因。
他認爲，不宜過度期望這些高官能幫助香港解決問題，因爲他們本身就是問題之源。依靠充斥著避責高官的香港政府去解決亂局，要做好隨時狀況連連、甚至結果難料的心理准備。
以房屋政策爲例，新加坡在建國初期就設立了建屋發展局，其營建的“組屋”爲該國80%以上居民提供了居所，而留給私人開發商的市場空間只有不到20%。面對房地産投機行爲，新加坡政府的打擊也是絲毫不留余地。
反觀香港房屋政策，自從“八萬五”計劃叫停，特區政府營造的公屋越來越少。美其名曰“不幹預市場、小政府”，實則赤裸裸地逃避責任，不想、不敢也無能力解決住房和其它民生問題。
社交軟件WhatsApp的香港年輕用戶中流傳著這樣一則令人唏噓的消息：
上一代人申請公屋只要等幾年，現在的年輕人申請公屋從18歲排隊到50歲都未必能等到，還不知道年輕人爲什麽不滿嗎？
4
結語
新加坡最羨慕香港的一點，就是擁有廣闊的中國大陸作爲腹地。然而，香港沒有用好這一優勢，更沒有做好“溝通東西的橋梁”。
從當年中國內地走向世界的“超級聯系人”，到如今“既不了解‘中’，也不了解‘西’”的一根雞肋，短視、逃避責任和無戰略大局觀的香港精英階層難辭其咎。
而新加坡的戰略思維也使其人均GDP高居世界第7，對香港的領先優勢越來越明顯。
當然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社會，筆者也不是只說新加坡各方面都好的“新吹”，獅城自然也會有各式各樣的問題。
但面對當前局勢，香港確實應該好好思考一下，與自己極其相似的新加坡，到底有哪些值得借鑒的地方。
Copyright 原創作品 | 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 歡迎分享朋友圈
推薦閱讀
香港年輕人的價值觀從何而來？
雷鼎鳴：香港經濟的問題在哪裏？豪宅對籠屋，香港的貧富差距到底有多嚴重？林鄭月娥是香港最後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