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亞洲，單人戶是增長最快的一種家庭類型。
年輕人不願意結婚生孩子，
成爲東亞各國的共同難題。
其中問題尤爲嚴重的是新加坡，
去年，新加坡的華人生育率低至0.98，
平均一名華人女性一生生育不到一名子女。
華人占新加坡人口70%以上，
而全靠馬來人、印度人的生育率，
新加坡才沒有“淪落”爲一個“零生育率”的國家。
新加坡政府舉辦的“火花連接”約會活動海報
與之相對應地，是從1984年開始，
新加坡政府就意識到了人口危機，
三十多年來，花樣繁出地
鼓勵年輕人結婚生孩子：
你畢業我給你找對象，
你約會我組織，
你生孩子我發錢……
饒是如此，新加坡人還是不願意結婚，
30歲以下的女性單身率，
從十年前的50%攀升到66%，
男性單身率則從75%升到80%。
面對持續嚴重的“嬰兒荒”，
新加坡只能大量引進外來移民，
目前有超過40%的新加坡人都是外來人口，
長此以往，新加坡會不會“國將不國”？
我們飛赴新加坡，
傾聽了本地年輕人的心聲：
“不是我不想結婚，
是找不到願意一起對家庭付出的人來結婚。”
撰文 倪蒹葭
新加坡克拉碼頭
梁秀蓮（Liang siew lian）今年35歲。不久前，她還像很多新加坡女孩一樣，在戀愛中，但沒怎麽考慮婚姻和孩子。
她約我們在新加坡的克拉碼頭見面，這是一條河邊的酒吧街，“我以前是這裏的熟客，”她笑著跟酒吧老板打著招呼，一邊從保溫杯倒出菊花茶。她已經懷孕15個星期，懷了孩子之後，就滴酒不沾。
懷孕是一次意外。確診之後，醫生說由于她的身體狀況，孩子並不穩定。她發現自己願意付出一切代價，只要孩子健康就好，“每天早晨一醒來，都會感受他的心跳在不在。”
她原本沒有打算爲新加坡的生育率做貢獻，因爲覺得孩子很麻煩，在經濟上也不劃算。“如果沒有孩子，我現在應該和20多歲一樣，只是薪水比較高，旅行去的地方比較遠，但是現在，要爲寶寶將來計劃房屋、保險，度假是我最不會考慮的事了。”
新加坡是一個“唯才是用”的國家，對個人能力和成功極爲重視，每個人都很努力在工作，實現自己的價值。“我們這一代人缺乏對家庭的責任感，會有些自我中心。”
梁秀蓮
女性率先用腳投票，走出婚姻
懷孕之前，梁秀蓮已經和男友交往了一年多。因爲孩子，兩人討論過未來的家庭規劃。
“我希望我的另一半對家庭也是完全地參與，但是明顯地，他覺得孩子應該由媽媽帶，他更願意工作掙錢，付補習班的費用，而不是花時間陪孩子。”
男友的想法是既然有了孩子，那兩人就結婚，但是因爲對家庭看法的分歧，梁秀蓮並不願意結婚，兩人分手，她又回到了單身狀態。
梁秀蓮做了5年新加坡的小學老師，近年來她開始辦自己的補習中心。她見過非常多問題家庭的孩子，大都是因爲父母的陪伴極少，父母雙方都不願放棄工作，如果是高薪工作，那就會很忙，如果薪水不高，通常需要做兩份工。
“如果有家庭，我希望我和我的伴侶都能夠對孩子負起第一責任，而不是從家傭、祖父母或者補習班老師那裏聽到孩子的消息。”
新加坡電影《爸媽不在家》劇照，父母忙于工作，孩子和家傭感情更親
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教授楊李唯君說，“婚姻越來越不受東亞女性的歡迎，因爲婚姻對她們來說，不僅意味著養育孩童、照顧老人的責任和負擔，還意味著工作收入和職業發展將受不利影響。”
簡單來說，就是婚姻很多時候對于女性來說，付出更多，收獲更少。
“女性參加工作，往往被視爲性別革命的第一階段，人口學家把男性主動參與育兒和家務，稱爲’性別革命的第二階段’。”
新加坡的現狀是，大多數男性還沒有進入“性別革命的第二階段”，于是女性用腳投票，把他們甩在了身後。
盡管在新加坡，政策對單身媽媽並不那麽友好。比如8000新元的獎勵會減少爲2000新元，上學的補助金也會減少。但是在秀蓮看來，所有這些加起來都沒有離婚的成本高。
新加坡的離婚費用非常高，手續辦起來也是非常難的，而且還會有一個爭奪孩子撫養權的問題。爲此她甯願不要邁入婚姻。
新加坡組屋住宅
譚凱文
男性也發愁：結不起婚，生不起娃
譚凱文（Kelvin Tan）今年44歲，去年終于攢夠錢，買了兩室一廳的新加坡組屋。
他早年在墨爾本留學，在那裏喜歡上了電子音樂。回到新加坡之後，他不想馬上做一份普通工作，而是全力追求個人愛好，成爲一名DJ，推廣電子音樂，辦音樂節，並且和朋友一起創立了新加坡最早的地下音樂俱樂部，俱樂部維持了10年時間。
這段時間，凱文的收入很不穩定。我們見到他時，他已經單身了3年，之前的兩段戀愛都是因爲經濟上還不能穩定下來而分手。
2013年，他終于暫時放棄了音樂，回到爸爸的建築公司，幫忙一起經營。這是一個不大的家族企業，凱文要照管方方面面。穩定工作6年後，他的經濟狀況終于好轉。
“我覺得新加坡人單身的一個原因，是結婚的成本很高。” 2019年，根據經濟學人智庫最新發布的《全球生活成本調查報告》，新加坡、香港、巴黎並列成爲了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
跟日常生活相比，結婚需要花更多的錢。“首先是婚禮，新娘對婚禮的期待都很高，但一場普通的婚禮辦下來就已經要三五萬新幣（約合幾十萬人民幣）。再加上買房子，首付又要幾萬塊，到這裏，你工作以來的積蓄就已經基本花完了。”
“但是結婚以後，最大的支出來了，也就是生孩子，養育他們，爲他們計劃未來……如果兩人之間感情不夠堅定，很容易産生裂痕，不再相愛。”
其實在新加坡買房可說是相對輕松。新加坡有一個著名的“居者有其屋”口號，大約82%新加坡人住在HDB中，類似政府建的公屋，工薪階層都能買得起。
但這種房子有單身“歧視”，規定如果是單身人士，必須35歲及以上才能申請，購房的補助也會比一對夫妻少很多。
養孩子方面，雖然政府會給補助金，公立教育也已經做得很好，但在人人力爭上遊的社會，單靠政府和學校遠遠不夠。新加坡商場裏盈利最高的，往往是各種兒童教育機構，每個家長都要想辦法爲小孩報才藝班、補習班，否則會被認爲“不負責”、“不稱職”。
新加坡夜間商廈
華人的“怕輸”文化
新加坡有個獨特詞彙“Kiasu”，源于閩南話裏的一個詞，意思是“怕輸”，2007年，這個詞被收進牛津英語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將其解釋爲”一種貪婪而自私的態度”。
2018年，新加坡社會價值觀調查出爐，“怕輸”榮登第一，（另外4個入圍的詞是投訴、好競爭、教育機會、關懷老人）。2012年和2015年政策研究院做過相關調查，“怕輸”都有入圍。
“怕輸”文化強調成功，競爭激烈的環境導致了超長的工作時間和巨大的社會壓力。
2018年9月份，新加坡員工平均每周工作時間爲44.9小時，2011年還曾高于46小時，超過韓國和日本，位列世界第一。
一對戀人在婚禮設計公司門口
我們訪問了一間新加坡知名的婚禮設計公司，公司有17名員工，其中15名是女性，70%都是單身。
一名30歲的單身女員工說，婚禮設計經常是要在周末工作，她每周工作6天，每天8小時，在旺季的周末，則會更加忙碌，甚至從早上8點忙到夜裏12點。
在中國生活了8年的新加坡DJ王國峰，今年43歲，上個月剛剛訂婚。他除了是上海一家高端酒店的音樂總監，還是夜場DJ，音樂節策劃人。
在他面前，完全感覺不出他的年齡，非常有活力。他說很多新加坡人把事業放在第一位， 他自己就經常出差，忙起來一天工作18小時都有，之前的幾段戀情，大多是因爲自己的投入不夠而分手。
一年多以前，他住在上海法租界，認識了鄰居，一位38歲的上海女孩，“我們年齡相近，她也在學會理解我的事業，我們終于邁入了人生下一個階段。”
Kiasu Parents “怕輸”家長社區
結了婚以後也逃不掉“Kiasu”的壓力。新加坡有一個被命名爲Kiasu Parents（怕輸家長們）的家長社區，分享從幼兒園到中學的各種信息，補習、排名、教學質量評估等等。
甚至老人也要追求“Sucessful Aging”（成功變老）。在中國，老人幫自己的子女帶孩子是很常見的，甚至理所應當，但是新加坡鼓勵大家老了之後也要工作，自力更生。
楊李唯君教授說，“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很多年輕人感到建立一個‘成功的’婚姻和撫養‘成功的’孩子，是困難或者說是不值得的，從而害怕或者逃避組建家庭。”
“我覺得新加坡是一個最適合個人發展的地方，”梁秀蓮說。的確，根據《2018年IMD世界人才報告》，新加坡對人才的吸引力超過香港，成爲亞洲第一，“但也是一個最不適合成家的地方”，她補充道。
新加坡街頭青年
很少催婚壓力的新加坡年輕人
在亞洲甚至于全球，單人戶是增長最快的一種家庭類型。
由于當前不斷降低的生育率和結婚率，不斷提高的離婚率以及人口遷移趨勢，在未來幾十年，亞洲的單人戶將會越來越多。有研究推測，到了2020年，全球單人戶最多的十個國家中，將有四個來自亞洲，而中國與印度將名列前茅。
新加坡因爲是一個城市國家，子女和父母離得近，很多人會選擇住在一起。盡管如此，2018年，單人戶比例還是從2008年的10%上升到14%。
可能和東亞其他國家不同，新加坡年輕人基本沒有什麽被催婚的壓力。我們訪問了一家當地的約會機構，負責人陳瑩瑩說在他們這裏，參加者幾乎都是自願來相親，沒有人是迫于父母壓力不得不來。
譚凱文說，“即便父母希望我結婚，但他們也希望我遇到真正想一起度過余生的人。我覺得婚姻必須是兩人真的相愛，如果爲了結婚而結婚，或者因爲某個人是一個理想的妻子、理想的丈夫而結婚，會讓接下來的婚姻生活很可怕。”
熱愛越野跑的卓小姐
卓小姐38歲，從事廣告業，目前爲止還是一個人。比起催婚，她的父母更在意的是她能購買一套自己的HDB住房，作爲生活的一種保障。
她在2年前買了房。因爲政府給單身者的買房補助少，她還需要不間斷地工作25年來還清房屋貸款。時間花在工作和個人愛好上之後，她不覺得生活中缺少了什麽。
卓小姐的業余生活非常豐富，她尤其喜歡一個人就能夠完成的活動，比如說越野跑、射箭、騎馬。
2012年，爲單身旅行者設計的APP在新加坡 興起，因爲單獨旅行的人越來越多。輸入目的地，你能看到同一目的的旅行者，還能參考他們的攻略，非常方便。
30歲出頭時，卓小姐也認真考慮過凍卵、人工受孕，但是因爲當單身媽媽在新加坡難度很高，就沒有進行下去。
“幾年前我也嘗試過約會活動，但是活動之後，就沒有再保持聯系。婚姻是很好，但並非必要。如果沒有遇到那個人，就是沒有遇到。”
新加坡華人生育率在2018年跌到0.98
新加坡會垮掉嗎？
新加坡有三大群體，華人、馬來人、印度人，華人約占人口比例的70%。2018年，華人生育率下降到了0.98，意思是一名華人女性，一生中所生孩子的平均數是0.98，也就是不到一個！
在華人生育率如此之低的情況下，華人數量能夠增長，主要就是移民的貢獻。
因爲新加坡的嬰兒荒，政府不得不大量引進移民。根據《2019年新加坡人口簡報》，新加坡目前的總人口570萬，比去年增長了1.2%。而新加坡的小目標是，在2030年，人口增加到650-690萬。很多人猜測，需要通過開放的移民政策來實現。
目前外來移民已經占新加坡總人口的40%左右，新加坡人已經在擔心自己的文化身份會受到沖擊。
人口老齡化是低生育率帶來的另外一個問題。東亞各國，因爲生育率迅速下降，帶來的結果是加速老齡化。世界各國65歲以上人口的比例從7%增加到14%，法國、澳大利亞和美國分別用了115年、73年和69年，而新加坡、韓國、日本分別只用了17、19年、24年。
2019年，新加坡65周歲及以上的老人占總人口的16%，到了2050年，這一比例將超過47%，新加坡將成爲徹底的“老人國”。
2015年，新加坡人口當中每100名20歲—64歲的勞動力，對應要養50名無工作能力的老人與小孩。預測到了2030年，這一撫養負擔要翻一番。
新加坡建國之父李光耀2012年時曾經說：如果不能扭轉生育率下降趨勢，新加坡”將會垮掉”。
新加坡紅娘陳瑩瑩
“計劃婚姻”能成功嗎？
早在1984年，新加坡政府成立了SDU（社交發展署），目的是“促進婚姻，樹立一種文化觀念，使單身者將婚姻視爲人生最重要的目標之一”。
在個人隱私權頒布之前，每個大學畢業生，都會自動地變成SDU的會員。2001年，24歲的黃田洋大學一畢業，就接到SDU打來的電話，表示根據個人資料，他和某位同屆畢業的女生，十分匹配，“當時就很尴尬，忽略了那個電話”。
新加坡人調侃SDU是指“Single”（單身）、“Desperate”(絕望)、“Ugly”(醜陋)。最早，SDU有100多名工作人員，除了替大學畢業生配對，他們還舉辦聯誼活動，由政府出錢，不同機構的部員們在周末一起去附近海島玩耍。
第一年開展工作時，SDU花費近30萬美元，只促成了兩樁婚姻。雖然成功率很低，但是到2000年初，SDU聲稱它已經促成了3萬對戀人的婚姻。
到了2008年，也許是考慮到效果以及人們覺得尴尬，SDU停止運行，改組成只有7名工作人員的SDN。
SDN進入一種新的“計劃婚姻”的模式，它不再自己舉辦約會活動，改爲支持和監督私人機構，在新加坡100多家約會機構中，考核選出10家左右。
新加坡人黃田洋後來和來自中國吉林的女孩陳瑩瑩結婚，兩人一起經營一家約會機構，也成爲SDN支持的機構之一。我們參加了一次他們舉辦的16人下午茶約會，不少參加者表示，除了來SDN，沒有其他渠道認識靠譜的對象。其中有一位參加者是在新加坡學習工作多年的中國女孩，她說如果在中國，她可能不會參加這類約會，擔心有虛假信息，但在新加坡，感覺比較正規。
新加坡單身人口百分比，2008年對比2018年
參加SDN的青年會有壓力，不希望身邊的人知道，曾經一對新人通過黃田洋的機構牽手，婚禮上邀請了他們來，但是始終不介紹他們是誰，模糊地說是朋友，“我們被邀請參加婚禮的時候很開心，但到了那，也不知道該怎麽介紹自己，全程很尴尬。”
每年兩次，SDN聯合這些私人機構，推出聲勢浩大的“火花連接”（spark connection）約會活動，比如“2個比1個好，威士忌單身之夜”、“做我的誘餌吧”（是一種外出捕蝦活動）等等。只要來注冊參加，就能獲得100新元（約520人民幣）的獎勵金。
政府發的嬰兒獎勵，14000新元約爲72500元人民幣
2012年，新加坡國慶節那天，官方聯合曼妥思（Mentos）薄荷糖公司，推出了一首說唱歌曲，歌詞大意是“這是國慶之夜，讓我們制造焰火，我想要個孩子，你看8月9號到了，是時候履行我們的公民責任了！”
從2015年開始，在新加坡生孩子的獎勵金由之前的6000新元提高到了8000新元（約41500人民幣），加上給新生兒的其他補助，生第一個孩子的獎勵總額已達到14000新元（72500人民幣）。如果願意生第二、第三個孩子，政府的獎勵還要更多。
但是目前來看，盡管有這麽多努力，新加坡人還是越來越不願意結婚。據統計，2008年，在25-29歲的新加坡人口中，一半的女性是單身，四分之三的男性是單身。十年過後，這一數據分別變成了三分之二、五分之四。
新加坡攝影師@Mindy Tan拍攝的“她在入睡前”系列之一
改變的出路可能在于幫助人們平衡工作和生活，以及構造更加平等的性別秩序。
2016年政府做了一項關于婚姻和育兒的調查，發現人們都渴望彈性工作制，尤其是有孩子的人。87%的人認爲彈性工作制會讓他們更容易組建家庭，79%的夫妻認爲會讓他們願意有更多孩子。
在寶寶0-6歲的期間，相比全職工作和兼職，能彈性安排時間的全職工作是最受歡迎的。看到希望的新加坡政府決定，要促使雇傭者提供更多的彈性工作制職位！
研究表明，年輕人結婚的障礙之一是工作場所和家庭內部不平等的性別規範。現代化進程給予了當今女性更多發展自身、拓展事業的機會，但同時，女性照料家人、打理家務的傳統角色卻並未對等地削弱。
雖然亞洲職場女性和男性比例基本一致，但是亞洲男性更強烈認同“男主外，女主內”的秩序。與西方國家相比，亞洲父親在育兒和家務上的參與度較低。
2017年，新加坡政府推出新辦法，1月1日及之後出生的孩子，父親可享有兩周政府補貼的帶薪陪産假。此外，從7月1日起，父親還可以從母親16周的帶薪産假中，共享四周的産假。這反映出父親照顧幼兒的責任越來越在整個社會的層面上得到重視。
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楊李唯君說，“男性參與撫育兒童，會增加夫妻生育第二個小孩的概率，也有助于婚姻幸福指數的提升”。
“也許這類鼓勵爸爸顧家的措施，能推進亞洲進入了’性別革命的第二階段’，從而真正扭轉韓國、日本和新加坡這些國家結婚和生育率雙低的趨勢。”
特別感謝：陶若芸、新加坡國立大學助理教授穆峥
參考資料：《家庭與人口》，楊李唯君、湯玲玲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