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丨新浪微博@三慢子
近期的重慶無疑像是開放方面的“過年”，從八月份的智博會開始，到十月份的中新雙邊合作聯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和重慶的“開放大會”、十一月份的中新金融峰會和英才大會，在重慶舉辦的大型會務、會議越來越有“國際範”。就拿這個月召開的中新金融峰會來說，最亮眼的無疑是“開放”方面的話題，本次峰會的主題就是“金融互聯互通·服務‘一帶一路’——金融開放創新助推陸海新通道”，還舉辦了“跨境投融資助力‘一帶一路’”“物流金融賦能陸海新通道”等分論壇和“金融支持陸海新通道建設”等對接會，力圖助開放、見成效。
可以說，重慶的開放之路上，新加坡是最重要的夥伴和“教練”。那麽，在新加坡與重慶攜手共拓陸海新通道、尋找亞歐大陸的市場機遇的時代裏，做好新加坡與重慶之間的開放要素比較，借鑒新加坡，同時發揮好重慶自身的優勢和特點，是重慶進一步促進開放能級提升、開放質量提高，進一步在西部帶頭開放、帶動開放的必經路徑。
一、開放背景的比較
新加坡是中華、東南亞、阿拉伯、南亞、歐美五大文明的交彙點，人口中華族（華裔）占比在74 %以上，其余的族群爲馬來族、印度族、歐亞裔。這個多元化的城市，正與200年前開始的自由貿易港的曆史相得益彰，地理位置優越、基礎設施完善、政治社會穩定、商業網絡廣泛、融資渠道多樣、法律體系健全以及政府廉潔高效等要素對新加坡的開放支撐有力。近年來，新加坡發展中的老齡化短板、發展空間不足短板等日益明顯，一方面積極引進外來人口，以增加發展潛能，改善人口結構。一方面大力開展“海外新加坡”建設，在東盟諸國以及中國大陸的投資在新加坡總的海外投資中，占有重要地位。
重慶是巴蜀文明與關隴文明、中原文明、荊楚文明、苗文明等的交彙地，近代以來也是中國內陸開放的前沿之地，湖廣填四川以來，特別是1890年重慶開埠以來，與新加坡一樣，重慶成爲一個移民城市，在世界上的名聲越來越響，重慶圖書館裏就藏有聯合國成立初期的一些文件，這反映了聯合國等重要國際組織成立時重慶這座城市的貢獻。但目前，重慶在開放方面、特別是在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商貿和消費中心建設，以及帶動和輻射區域發展等方面，重慶還需要向新加坡加強學習。
那麽，相比之下，重慶目前最大的短板無疑是城市人口的老齡化和人才相對不足，亟需進一步加大吸進外來人口特別是招才引智的力度。據《重慶養老服務發展藍皮書》顯示，2018年重慶市60歲以上戶籍老年人口達到了719.55萬，占總人口的21.13%。其中，65歲以上老年人口56.24萬，占比爲15.17%，由此可見，重慶即將進入超老化社會。據預測，到2035 年重慶老齡人口將達到871萬，2050年將接近1000萬。各國的開放型經濟發展中有個普遍規律，就是與年輕型的人口結構密切相關，無論是發展加工貿易的階段所需要的大量青壯年勞動力，還是服務貿易發展、服務業開放，還是智能化大數據等決定重慶未來的産業的發展，都需要一大批素質上具有全球競爭優勢的中青年人口。重慶的開放型經濟的發展，必須堅定不移地執行好“近悅遠來”，讓重慶本地的年輕人能在重慶“待得住”，也能吸引更多的外地英才來重慶發展。
新加坡
新加坡在面對老齡化率不斷提高和本地人才不足的現實，爲了改善人口結構和增加城市發展潛力，積極引進外來人才。新加坡統計局的數據表明，2016年，在新加坡近561萬人口中，竟有40%來自國外。新加坡擁有的400多家跨國公司裏有10萬多名外籍高、精、尖人才，平均年收入達到19萬新幣（近100萬人民幣），3萬多名信息與通信專業技術人員中30%來自國外，高等院校中近40%的教授和講師爲外國人。
重慶目前在人口、人才方面的多樣化國際化程度還遠遠達不到這個水准，此次英才大會雖然引進了一些“海歸”和外籍人士，但是我們還要清醒地意識到，重慶尚未出現像武漢的東湖高新區、蘇州工業園區那樣的高度國際化區域（東湖高新區集聚了4名諾獎得主、61名中外院士、399名國家級高層次人才、182名省級高層次人才、1699名“3551光谷人才計劃”、6000多個海內外人才團隊，高層次人才中70%擁有海外背景、80%從一線城市和海外回流。蘇州工業園區下轄的獨墅湖科教創新區集聚了29所國內外知名高校，被稱作“世界名校區”。）重慶在兩江新區的兩江協同創新區、國家海外人才離岸創新創業基地，以及重慶高新區等的建設中，要堅持“一張藍圖幹到底”，紮紮實實爲國際化、科技型産業發展引好人才，留足空間，做好實事。
二、開放路徑的比較
1819年開埠的新加坡，1942年開埠的香港、1843年開埠的上海、1890年開埠的重慶，這一時間線反映了英國等西方列強的殖民勢力在東南亞、東亞擴張的曆史，同時客觀上也是這些城市被納入世界體系、走向近代化和現代化的時間線。而最近數十年來，新加坡、香港、上海、重慶等城市的發展走了一條借助東亞、東南亞崛起的“天時”，港口和區位、通道的“地利”，積極拓展經濟腹地和城市發展“朋友圈”的“人和”的道路。現在回頭看，香港回歸後的教育和思想、媒體領域的“去殖民地化”不徹底，已經導致了香港社會今天的不穩定，影響了香港國際自貿港的地位。而新加坡則因爲能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在歐美的意識形態外有自己思維和主見，看好中國大陸，看好重慶等城市的發展，其作爲國際金融中心、國際物流中心的地位正日益得到升級。
新加坡港口 來源：白鯨出海
新加坡是從自由貿易港起家，依托港口發展了裕廊工業園區，同時也依托港口和交通要道的地位發展了電子、石油化工、金融、航運、服務業，是典型的以交通和區位爲核心的外貿驅動型經濟。而重慶在開埠後的航運、貿易、金融等産業迅速發展，並且在抗戰時期、三線建設時期、改革開放起步時期、直轄時期四次獲得中國東部産業轉移的支持，在今天也是重要的承接中國東部産業轉移的基地，可以說，重慶在深處內陸的劣勢下，一直以來在不斷地提升工業實力、增強樞紐和口岸、通道功能，目前正在積極補齊服務業發展的短板。
開放首先要有開放的環境，在這方面，李光耀先生推動新加坡在1976年以後，全民使用中國大陸簡體字，與此同時不再使用台灣標音，轉而使用大陸的新式漢語拼音。1979年李光耀推行“多講華語，少講方言”，在新加坡推廣普通話，逐漸取代客家方言，這是新加坡對中國大陸的長期持續看好。可以說今天新加坡能夠深度參與中國的改革開放，與重慶攜手推進內陸開放，這是數十年前就種下的因果，新加坡在推廣普通話、簡體字、漢語拼音方面，爲與中國大陸合作減少了巨大的溝通成本，也增加了彼此的理解溝通。
今年以來重慶印發了《全市大力推廣使用普通話工作實施方案》，旨在進一步提升市民素質，改善營商環境，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展示重慶開放包容的良好形象，打造“近悅遠來”的美好城市。當然，普通話的推廣還需要一個過程，就實用性來說，目前有個很大的助力，就是我市的市領導中有不少是外來幹部，彼此溝通上自然而然地是盡量按普通話來發音，以方便大家理解，市領導既然說普通話，各個市級部門的領導在開會和彙報時候也肯定盡量說普通話，這樣慢慢地就會在公職人員中形成一種講普通話的風氣，以帶動整個社會。我市在文旅融合、內陸開放高地建設、服務業開放、人才高地建設等方面，進一步加大普通話的推廣力度很有必要。
新加坡的“多講華語，少說方言”運動，推廣中國大陸的普通話
三、開放互聯的比較
世界銀行今年對中國的營商環境測評中，中國排名躍居全球第31位，相比去年提升15位。北京作爲樣本城市，得分爲78.2分，在去年大幅提升的基礎上，今年再次提升4.6分，排名28位，排在日本東京之前。據悉，世界銀行對中國大陸的營商環境測評中，在取樣城市的選擇上將不再限于北京、上海等強一線城市，中國內地的重慶、武漢、成都等城市也可能被納入測評範圍，如果是這樣，重慶等城市的營商環境將被納入全球的橫向比較中，這是壓力，也是動力，重慶只有積極發揮“三個作用”，實施好開放通道拓展、開放平台提升、開放口岸完善、開放主體培育、開放環境優化等“五大行動”，做好中國西部的開放和投資的增長極，在中國西部帶頭開放、帶動開放。
成渝城市群區位圖
在開放中，區域經濟一體化無疑是最重要的競爭優勢，中國國內的粵港澳、長三角的城市群近年來一直在打造開放的集群優勢，媒體稱粵港澳的發展在交通和政策等方面越來越同城化，珠三角正發展成“一座城”，而長三角正進一步將安徽整個省納入其中，長三角的發展正逐漸打破行政區劃的藩籬，而發展成經濟意義上的“一個省”。那麽與之相比重慶所在的成渝城市群無疑是落後了，目前既沒有打破川渝兩地的行政區劃限制而讓成渝經濟融爲一體，成渝城市群內部整合也不夠好更沒向外拓展城市群的動力，近年來成都和重慶在交通和通道建設上也沒有實現“相向而行”，成渝城市群自身存在不必要的內耗，也限制了向區域外輸送發展動能。
與之相比，新加坡自上世紀60年代開始就著力推進東盟的整合工作，促進東盟各國在分工協同、步調一致，構建區域産業鏈和價值鏈上不斷深化力度，近年來在推動涉及東盟10國和澳大利亞、中國、印度、日本、韓國、新西蘭6國的《區域全面經濟合作夥伴關系協定》（RCEP，屬于世界最大自貿區）盡早簽署、與重慶攜手打造溝通中國西部與東盟的“陸海新通道”等方面持續加大力度，可以說新加坡走的是一條推動區域一體化而使自己成爲區域經濟中心的路。
重慶作爲陸海新通道的運營組織中心、中新（重慶）項目的運營中心，其在發揮協調力、互聯力方面還有不少要向新加坡學習的地方。特別是最近重慶商社化工這樣的中國規模領先的橡膠貿易企業（盤子約占中國天然橡膠年消費量的20%）出了一些事，導致其遍布全國的供應鏈上下遊的橡膠貿易商、輪胎生産企業、橡膠物流企業等，從全國各地趕往重慶與重慶商社化工進行溝通談判。
這反映了重慶作爲一座全國、全球性的供應鏈節點城市，對于供應鏈“控鏈”企業的監督管理能力等方面需要進一步加強。因爲供應鏈核心企業起到整合行業供應鏈物流、信息流和資金流的關鍵作用，一旦其在經營和信用上出現問題，必然會隨著供應鏈條擴散到上下遊企業，容易引發供應鏈金融風險。那麽新加坡作爲全球供應鏈中心城市、供應鏈金融領先城市，其在加強對供應鏈核心企業監管、供應鏈金融風險防範，加強區塊鏈等高新技術的運用等方面有不少成熟的經驗，重慶可通過中新（重慶）項目，中新金融峰會等機制來學習和引入。這樣可以更好地助力陸海新通道等國際大通道和國際供應鏈、産業鏈、合作鏈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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