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和成長在新加坡的多元文化環境中，大學畢業後到美國留學、結婚和生活，之後回到新加坡任教多年，然後于13年前加入中歐，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管理學教授李秀娟自認爲是一個“文化邊緣人”，可以比較容易地適應不同的文化。
在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互動和共事的過程中，她深刻地體會到了“君子合而不同”。
合才有力量，不同才更精彩。“合”也是中歐的Logo，代表中外合作、中西融合。她堅信，
在全球化和本土化不斷博弈的今天，中歐的立足意義非凡，因爲“這個世界需要‘合’的力量”。
恭賀中歐成立25周年，正值風華正茂之年。
中歐是中國政府和歐盟于1994年合作創辦的高等管理教育機構，是唯一一所由中外政府合作創辦的商學院，致力于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積極承擔社會責任的商業領袖。這種中外合作辦學的模式有時難免會被質疑：中歐應該更有“中國特色”還是“國際範”？這是中歐在成長過程中不斷要面對的靈魂拷問。
25周年之際，中歐亮出了MBA和Global EMBA在英國《金融時報》全球排名中雙雙位列世界前五的成績單，還提出了“合”文化的塑造。在往高處追求卓越目標的同時，也往深處打造“合”文化的軟實力。“合”是中歐的logo，我覺得它意義非凡，代表中外合作，也代表中西融合。
我來中歐不久後參加了一個中歐主辦的論壇，台上的嘉賓來自世界各地，台下的聽衆也來自五湖四海，不同膚色、不同文化背景的聽衆在同一個平台上相互交流、分享心得。當時我就覺得中國需要更多這樣的平台，讓世界和中國接軌，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對話。中歐希望創造這樣一個平台，這是我解讀的“合”的意義。
來中歐13年了，我寫一下對“合”文化的感想。
我來中歐時，她剛13歲，而我已經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執教了15年，過著安穩的日子。我在大學前對中國大陸是非常陌生的，只知道父親每年都會通過香港公司給家鄉買電視、冰箱、自行車和鋼筆，還會幫助家鄉建校建房。那時的我與中國並無太大交集。
上世紀90年代，我從美國回到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開始接觸許多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當時正值改革開放初期，企業紛紛派送高管到新加坡接受管理培訓。早期的學員都來自外企，後來是國企居多，然後是民企學員的占比更高。十年間，我在這些高管身上見證了中國的發展和改變。他們就像海綿吸水一樣饑渴地學習，最初的西方管理理論和實踐課程逐漸無法滿足他們的需求。一個新興的市場正面臨著各式各樣的挑戰，他們提的許多問題我都回答不上來。但同時我也對這些問題充滿好奇，到底東西方的文化差異會對管理産生多大的影響？我有位在強生公司擔任總裁的新加坡朋友，他本來一句中文都不會說，去了中國幾年後說得非常流利，還送了我一本英文翻譯版的毛澤東語錄。他說未來的世紀將見證中國的崛起，要了解世界就一定要了解中國。抱著好奇和探索的心態，我開啓了職業生涯中一段精彩的旅程。
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個“文化邊緣人”。出生和成長在新加坡的多元文化環境中，我能講流利的英語和華語，也懂粵語、閩南語、潮州語和海南語等方言。大學畢業後，我到美國留學、結婚和生活。新加坡多元的文化環境、華商的家庭背景和留學美國的經曆使我比較容易適應不同的文化，這種“文化邊緣人”的特質成爲我在生活和事業上的優勢，讓我在教學和研究中擁有獨特的思維和視角。我的合著作者張燕教授用“inside-out”和“outside-in”來形容我們兩個人的合作：她在國內長大，現在在美國執教，用“inside-out”的角度看中國的發展；我是一個外國人，現在在國內執教，是“outside-in”的視角，所以我們每一次的交流都很有意思。
但“文化邊緣人”也有身份認同的尴尬時刻。比如說許多中國同事會理所當然地把我的名字誤寫成拼音 Li Xiujuan，在機場和酒店，我被卡住不知多少回，因爲我的身份證上沒有漢字或拼音，只有外國人的名字Lee Siew Kim Jean。我的名字不中不西，文化認同也介于兩者之間。
初到中國，我本以爲自己是新加坡華人，會說中文，應該會很快適應環境，後來才發現中國好大好複雜。中國和新加坡在價值取向、做事風格、爲人處事、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異。中國重視做人，建立關系更重要；西化的新加坡則重視做事，人情關系比較簡單，建立法治比建立關系更重要。早期，我直接坦率、就事論事的溝通方式常被誤解成強勢和高要求，後來我漸漸地學會了妥協和包容。這些年來，我深刻感受到強調“做人”的東方文化和強調“做事”的西方文化需要時間的磨合，更需要相互的包容和尊重。
2016第五屆中國家族傳承論壇
文化是非常奇妙的東西，它是人類共享的價值信仰，通過社會概念構建人群的組織結構和權力關系。若個體是珠子，文化則是那根柔弱又強韌的細絲，它將不同珠子串在一起，形成合力。
文化的核心差異是思維的差異，東方思維的特點是先合後分，整體大于個體，講究實用理性；西方思維的特點是先分再合，個體先于整體，強調理論理性。所以東西方思維的差異容易造成溝通的誤解和沖突，但兩者之間的碰撞也會産生創意的火花。
可能是生長環境的緣故，我喜歡東西融合的文化環境。我負責招聘教授時，常會被問到：“中歐最吸引你的是什麽？”我始終如一的答案是：中歐的同事和學生。許多朋友以爲我在中國，同事理應是中國人，事實上，我現在的同事比在新加坡時更國際化。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個夏天，有位同事要回國，我組織了個小聚餐，13位同事來自世界的各個角落，包括美國、德國、英國、西班牙、印度、加拿大、澳洲、韓國、新加坡、中國（包含香港和台灣），每人至少在3個以上的國家居住、生活過，正是這種跨文化的經曆讓我們的交流豐富而多彩。平時大家各忙各的，上自己的課、做自己的研究、寫自己的書，但偶爾聚在一起，總是那麽愉悅，不抱怨、不炫耀，相互調侃、分享，充滿正能量。在這種跨文化的交流中，我深刻體會到“君子合而不同”。合才有力量，不同才更精彩。
中歐第二屆行動領導力戈壁遠征
和中歐教授一樣，中歐的學生也非常多元化。早期我和MBA的同學特別是國際學生相處更多，他們常常到我家聚會閑聊，聊中國、聊人生、聊情感、聊跨文化笑話，把酒言歡。我想起我的導師曾送我的一段話：A mediocre teacher tells. A good teacher explains. A superior teacher proves. A great teacher inspires. （普通的老師講述問題；好老師闡釋問題；卓越的老師證明問題；而偉大的老師則會激發學生去思考。）知識是蒼白的，只有打動人心才能帶來改變。而教育如果不能帶來改變，那是失敗的。年輕的MBA同學正處在人生和事業上的關鍵點，需要的不僅是知識，還有人生、職場上的輔導和激勵。
如果說MBA的精彩之處在于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那麽EMBA的精彩之處則在于來自各行各業的同學們。他們來自國企、外企、民企，從30歲到50歲不等，有苦過來的一代，有拼過來的一代，也有被扶上來的一代。他們的價值觀和日常行爲模式都大相徑庭，在討論中經常相互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我最常碰到的提問是：企業如何選才、育才、用才、留才？怎樣挑選和培養企業的領軍人？經過40年的經濟發展與改革，中國企業已經越跑越快，對人才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全球化的時代，企業更需要一批有全球化視野的領導人。
中歐也意識到未來企業需要培養一批全球化的領導人才，這幾年開發了許多海外實境教學模塊，開闊學生的國際視野。我負責新加坡的海外模塊，十年前我站在新加坡的視角去給中國企業家上課，十年後我站在中國企業家的視角去了解新加坡。不知道是時代變了，還是我變了？我發現自己的語境和思維已經變得不太一樣，新加坡的企業也變得謙遜了，對中國大陸企業的那份優越感也減少了。能夠爲中新企業家相互學習建立橋梁，我覺得很有意義。
2019中歐亞洲校友年度聚會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裏路，盡管遊學能開拓視野，但並不能加強一個人的文化情商。我覺得未來應該把“合”文化也帶入教室。早期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時，每個班的學員都來自七八個各地國家，課程特別重視跨文化的學習和交流。但讓我印象最深刻的跨文化課程是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的領導力課程，我被邀請參與執教。近80名學員來自30多個國家，我第一次接觸到阿拉伯國家的學生，還有來自南非、日本、韓國、俄羅斯、羅馬尼亞、挪威、荷蘭、瑞典等國家的學生，這讓我真正感受到什麽是“多文化、多宗教”的群體。8個老師也來自5個國家，合作起來需要時間溝通磨合，每天下課後，我們都得複盤到半夜。課程創造了這樣的跨文化學習環境，就是爲了幫助學生體會文化差異對商業管理的影響，培養學生的文化情商。
在全球化和本土化不斷博弈的今天，中歐的立足意義非凡。“合”提醒我們不忘初心，方得始終。
這個世界需要“合”的力量。
你如何理解“合”？在你看來，如何才能增強跨文化交流能力？歡迎留言。我們將選擇走心留言，送出中歐國際工商學院25周年紀念版微信書筆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