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THE)公布了2020年度最新世界大學排名。
今年已是THE世界大學排名榜推出的第16個年頭,也是中國大陸大學迄今拿出最好的一張“成績單”。
那麽,這張榜單的“成色”到底如何?
什麽樣的大學才算得上“世界一流”?
中國大學的水平到底如何?
文 | 陶短房 旅加學者
編輯 | 李雪 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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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 Global Top 30”這張最引人矚目的榜單中,英美院校仍“霸占”排行榜前十位(美國7所,英國3所,牛津大學再次“霸榜”高居第一),並分別以19所和6所位列上榜總數的第一、二位。
中國大學同樣成績斐然。其中,清華大學名列第23位,北京大學名列第24位,分別列亞洲第一、第二位,排在曆史上曾長期占據該榜“亞洲冠軍”位置的新加坡國立大學(25位)之前。
亞洲僅有這三所大學入榜。
另外,在該榜單排名前200位的大學中,中國大陸有多達7所入圍,除北大、清華外,中國科技大學、浙江大學、複旦大學、南京大學和上海交大均上榜。
“成績單”甫出,便引發廣泛關注。
1 中國大學勇往直前
THE榜單標榜以教學、科研、引文數量、産業投入及國際化程度等多項指標衡量全球大學綜合實力,覆蓋面廣、參數多元,因此受到普遍重視。
今年榜單涵蓋國家/地區多達92個,涉及全球知名大學1300多家,是該榜單設立以來規模最大、覆蓋面最廣的一次。北師大、電子科技大、外經貿大、江蘇師大、廣東工業大、上海財大、西南財大、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溫州醫科大、浙江工大等10所內地大學首次入圍。
正如《泰晤士高等教育》雜志首席知識官巴蒂(Phil Baty)所說,中國近年來高校全球競爭力確實在不斷提升,進步是有目共睹的,THE榜單排名的提升有相當參考價值。
並且,過去幾年中國大學世界排名的進步,並非僅限于THE一張榜單。
在2019年6月19日公布的英國QS全球教育集團世界大學排名中,清華、北大分別列第16、第22,雙雙斬獲曆史最高排名;複旦、浙大、上海交大和中國科技大也進入前100名。在入圍當年QS世界大學排名的42所中國大陸高校中,QS論文引用指數有32所同比上升。
在“世界研究類大學TOP200”榜單中中國大陸有19所入圍,而3年前這一數字只有12所。
QS排行榜側重于科研成果、尤其論文引用指數,中國大陸高等院校在這張排行榜上的成績甚至遠好于在THE榜單。這表明,其在上述兩個領域進步尤爲突出,這也和近年來中國大陸在每年專利申報和權威期刊論文發表數等方面的進步一脈相承。
因此,中國大陸大學排名的進步,是建立在整體科研、教育水准進步基礎上的水漲船高,並非“人工催肥”。
此外,8月15日,“2019世界大學學術排名”(ARWU)也已公布。清華(43名)名列中國入圍大學第一,北大、浙大、上海交大位列前100名(其中上海交大首次入圍);複旦、華中科技大、中山大學、中科大列101-150位;入圍前500位的中國大陸高校數2019年高達58所,而2003年(2004年第一次列榜時評估)年只有9所。
當然,各類高校排行榜存在一些廣受爭議的問題。
如THE排行榜,雖以“綜合評估”自诩,但是,多年來國際上許多觀察家指出,這張榜單存在嚴重的“英語篩選”和“語言歧視”——許多科研、教學水平不俗,但不屬于“英語系”的大學在排名上十分吃虧。
在THE2019年“TOP30”榜單上,除兩所中國大陸大學外,只有排名第11位的瑞士ETH蘇黎世大學一家“非英語系”大學入圍,德、法、意、日等公認高校科研、教學水平不俗的“非英語系”大學居然都“剃了光頭”!
如此篩選難言公允,也嚴重影響了榜單的“含金量”。
QS排行榜在“英語篩選”問題上稍好,卻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學術論文重量不重質”,以及只注重專利申報數、不注重“有效專利比例”等缺憾;即便公認較客觀、權威的ARWU,也同樣存在“過于看重署名論文”等爭議。
2 成績單背後是巨大投入
榜單僅能反應高等教育的一個側面。
《泰晤士高等教育》雜志指出,中國大學排名的進步,得益于“中國對高等教育的巨大投入”。報道稱“根據我們的觀察,2019年中國對教育的投入首次超過其它國家,居于世界之首”。
報告具體提到“2019年中國大陸高校在‘引文影響力’和‘研究收入’兩項參數上得分特別高”,這“正可表明,中國大陸近年來高校排名的進步,是和持續大量的投入息息相關的。
讓我們暫且抛開榜單,縱覽一下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的概貌。
按照中國教育部最新(截至2019年6月15日)統計數據,全中國高等院校總數爲2956所,其中普通高校(含獨立學院)257所,成人高校268所,軍事院校44所。
在這些大專院校中包括人們耳熟能詳的“985”、“211”大學,以及“一本”、“二本”、“三本”,大中專等,其中“一流大學建設高校A類”36所,“一流大學建設高校B類”6所(以上爲綜合類大學),一流學科建設高校(專業學科類大學)95所。
2018年QS列舉“全球大學數量最多國家”,中國(2595所)僅次于印度(4004所)、美國(3281所)名列世界第三。
在1998年高等教育普及前,中國每年普通高校應屆畢業生數量徘徊在100萬人左右,2009年已突破500萬,2019年則高達834萬,較2009年又增加了26%,較2004年則增加了197%。
高等教育的全面普及,大學生數量的大幅提升,極大改善了中國勞動力結構,改變了中國社會面貌,爲中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的提升,科技水平的發展和産業的升級,提供了充沛的動力。
但問題也同樣存在。
3 待改之處,仍然不少
近年來中國高校建設、發展經曆了“合並”、“升格”、“新建”和“系科學院化”等一系列重大變化,對整合寶貴的教學、科研資源,提升中國“拳頭”大學、大專院校的國內外知名度、競爭力等,都起到一定作用。
但是,毋庸諱言,在這些變化過程中存在許多問題:
一些名校特色不再鮮明,重點不再突出;
一些地方單純爲“拼排名”、“打品牌”搞大學“拉郎配”,人爲炮制一些“虛胖”的“一流大學”,一味升格、擴容,卻缺乏應有的實際科研、教學競爭力,被譏諷爲“想用100條駁船焊成一艘航母”;
許多地方一味擴大綜合類本科院校數量、規模,忽視更契合經濟需要、市場發展和就業狀況的專上類、再教育資源投入;
一些新辦院校和所謂“三本”素質有待提升,教學甚至經營存在一些不規範現象,導致許多爭議和混亂;
部分地方、專業和院校偏離大學“教書育人”、“培養合格人才,滿足經濟建設和就業市場需要”、“推動就業市場發展”等既定軌道,將一些院、校、系辦成變相的“交際平台”和“圈金場合”,擾亂了高校發展方向;
在國內外形勢劇烈變化的大背景下,某些部門、領域和地方一度“步子邁得過大”,導致一些連就業經驗都十分缺乏的應屆畢業生甚至在校生輕率走上“創業”、“創新”之路,這類“校園式創業”在全球範圍內都是“高風險、高‘死亡率’”範疇,在當前經濟下行、就業形勢嚴峻的背景下問題更加突出,中國是個人口多、底子薄、基礎“欠賬”較多的發展中國家,這樣的“高風險”、“高死亡率”會造成人力、物力、財力的巨大浪費。
上述問題已在不同範圍和程度上得到新的認識,並在逐步改進中。
《2017年高等學校科技統計資料彙編》顯示,當年中國全國各類高校全年專利授權數共229458項,合同形式轉讓數爲4803件,轉化率只有2%,科技成果轉化率及産業化程度遠低于工業化國家40-60%的平均水平。
一些研究學者指出,中國高校考核體系長期以教學、科研爲指揮棒,具體表現爲重科研、輕轉化,重專利、論文,輕“變現”,科研成果、論文發布率和專利申報批准率等直接和高校教師評定職稱、教職和評獎等實際利益息息相關,而科技成果轉換卻“無關痛癢”。
大多數高校科研成果考核以專利授權而非專利轉化爲標的,一方面令許多專利“爲申報而申報”,缺乏“成色”,另一方面也令大量産生在“象牙塔中”的科研成果遲遲得不到應有的轉化。
中國對接高校和企業的程序複雜,過程“行政化”嚴重,缺乏市場主導性,影響了科研成果轉化的效率和積極性,也讓創新經濟的發展受到極大掣肘。
某些項目政府及其主管部門人爲色彩過重,中標人一味緊盯指標,交差了事,看似“成果豐碩”,實則缺乏經得起市場和時間考驗的“幹貨”。
保護、鼓勵性政策雖頻頻出台但針對性、專業性和落實均遠遠不夠,有學者指出,“鼓勵創新”、“鼓勵科研成果轉化”喊了幾十年,連最基本的“保護知識産權所有者”、“嚴厲打擊‘山寨’、提高‘山寨’違法成本”都尚未真正落實到位,“我們在這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還應看到,越來越多人清醒認識到,中國自然科學類高等院校和國際先進水平及時代需要有相當差距,但對在社科領域的差距、不足認識不夠,或一味以“中國特色”等搪塞回避;
社科領域學科提供的是各學科組織、管理、協調、指導型人才,其重要性並不亞于自然科學類院校、學科,卻因存在巨大的國別、體制和文化差異,很難通過各類國際排名、榜單來體現,因此更易被忽視。
4 如何保證大學含金量?
“擴招”在院校數量和招生能力上最大限度適應了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但由此造成的“大學含金量稀釋”問題,其嚴重性遠遠超過了大多數人的想象程度。
智研咨詢發布的《2018-2024年中國職業就業中心市場供需預測及發展趨勢研究報告》顯示:2017屆大學畢業生的月收入4317元比2016屆3988元增長了329元。其中,本科院校2017屆畢業生的月收入4774元比2016屆4376元增長了398元。
本科畢業生就業半年後,月收入增速雖然保持增長,但是相比與城鎮單位在崗職工收入增速以及物價增速,依舊處于極爲弱勢的地位。
就業市場結構差異明顯,熱門行業就業崗位競爭加大,對于就業新人而言具有較大的難度。市場競爭加劇,導致企業用人標准以及薪酬待遇未能及時擬合。2017屆本科畢業生對就業現狀不滿意的主要原因在于集中在收入低和發展空間不夠等。
在行業細化分看,應屆大學畢業生就業滿意度最高的用人單位爲政府機構/科研等事業單位,高達77%;滿意度最低的爲民營/個體企業,僅65%。這表明新一代大學生的就業偏好已從新興國家普遍的“進取型”,迅速向老年社會特有的“穩健型”轉換。
同一份資料顯示,過去五年間,盡管大學應屆畢業生就業率普遍穩定在90%左右,但畢業半年後離職率卻都在30%以上;中國大學畢業生投身第一、第二産業的人數,以及這兩個産業的就業人員總數分別自2009年和2013年開始淨下滑,第三産業總就業人數也自2014年起出現增速下降的趨勢。
這些都表明,國內宏觀經濟下行對就業市場構成巨大壓力,而中國當前高校教育尚未能契合這一迅速改變的形勢需要,這對于高等教育投入、對于學生本人及其家庭,都是一種浪費。
舉個例子:原本一個導師帶幾個學生,一個實驗室供10多人使用,如今卻常常是一個導師帶幾十個學生,一個實驗室供百來人使用,有些名義上的導師只重“經濟價值”高的研究生、博士生,對本科生不聞不問,甚至大學念完,畢業論文指導老師都沒見過所帶本科生幾面,加上教材、教學體系跟不上時代發展,知識陳舊,學生貶值不足奇。
還有些畢業生眼高手低,不符合用人單位需要,所學知識難以立即轉化爲生産力,單位不得不另起爐竈重新培訓,如此畢業生,在用人單位眼中自然是貶值的。加之技校學生可以召之即來,來之即用,且待遇要求低、管理難度小,在嚴峻市場競爭氛圍下,很多應屆本科畢業生就顯得“中看不中吃”了。
5 什麽大學才算“世界一流”?
如何解決上述問題?大學到底應該怎麽建?什麽樣的大學才算世界一流?
是論文發表數、專利數井噴?還是看英才産出率?抑或通過各大學“強強聯合”?
其實並沒有確切的統一標准,從社會各界約定俗成的評價來看,下列因素很重要。
首先,重質甚于量。
一所“世界一流大學”不一定發表最多的論文、獲得最多的專利,但其論文和專利的質量一定是過硬的,而非爲論文而論文、爲專利而專利。而且,要符合本校的研究傳統和學科布局,具有傳承性和持續性,可以獲得階段性成果,而不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
其次,踐行自身辦學理念,並廣受認同。
一所“世界一流大學”未必是培養出最多頂級人才或政商大腕的學校,但一定是成功實踐辦學理念、並獲得社會認同和接納。
如美國“常春藤盟校”的理念是“培養世界各方面的領導者”,畢業生們活躍在全球各個領域的精英層面,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法國楠泰爾學院被稱爲“人文思想的搖籃”,索邦學院被稱作“工程院院士的母校”,而巴黎高師則向來有“政治精英集訓地”、“諾貝爾獎孵化器”的美稱,它們也無愧于這些響亮的稱號。
第三,無論規模大小,一定要有自己獨特的風格和特色。
如英國的劍橋和牛津,前者走“大學校”路線,推崇平民化教育;後者則走“小學院制”路線,頑固地恪守貴族精英教育的傳統。它們各自堅持自己的特色分別長達數百年不動搖,並殊途同歸地獲得了令人仰望的成就和榮耀。
同處加拿大大溫哥華地區的兩所公認“世界一流大學”——UBC大學和西門菲沙大學,都號稱“北美門類學科最全面的大學”,也都是文理科兼收的著名學府,但風格迥異。
前者集中了全省60%的科研項目,主張學生在校培養;後者強調學生的社會屬性,4個學年的課程除第一學年外,都是把兩個學期分爲“在校學期”和“實習學期”,讓學生在畢業前即獲得一年半的社會經驗。
這種風格的延續是十分頑強的,像法國經過高教改革,大多數公立大學實行“教師輪換制”,並刻意回避“名校”概念,但楠泰爾、索邦等名校獨特的氣質仍然無法壓抑,一望可知。
第四,擁有充分的自主權。
一所“世界一流大學”可以沒有國家巨額撥款,但一定要擁有充分的招生、財政和學術研究自主權。
歐洲許多大學采用免試入學,寬進嚴出,而美國常春藤盟校雖然有號稱“美國高考”的SAT綜合測試,但測試分數只占考核比重的50%左右。並且,這種測試也更多以衡量學生綜合能力、智商和反應爲主,學校是走基礎研究爲主還是走應用科學爲主的道路?是依靠籌款資助維持,還是走高學費道路?是董事會說了算還是教授聯盟甚至學生聯盟說了算?這些都是各校自己能夠決定的事。
另外,學校也充分尊重、鼓勵學生的自由思想、自主創新。
在“世界一流大學”裏,研究生不會將自己的導師稱爲“老板”,更不會有從准備論文到畢業答辯都見不到幾次面的導師,學生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老師的學術夥伴,是社會而非老師,決定學生的人生軌迹和命運。
6 中國需要什麽樣的大學?
很顯然,拿這些“世界一流大學”的標准來衡量,中國的高等學府近年來雖進步明顯,但的確仍存在很大差距,而且這些差距更多體現在“軟件”方面,如學術傳統、辦學思路、學術氛圍、招生原則、培養方式,等等。
這些並非僅靠增加投資、擴大辦學規模可以彌補,強行把幾座學校“強強組合”弄不好反倒讓各校原有的風格磨滅殆盡,一味強調論文數、專利數更容易滋生學生造假和學術腐敗,至于招生自主、教學模式的靈活性等問題,則涉及整個教育制度、用人制度的調整,解決起來就更非旬日之功、也不是教育口自己力所能及的。
事實上,“世界一流大學”都是在漫長的辦學過程中逐步形成的,而且任何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也不可能僅靠“一流大學”支撐。
在北美,遍布各地的城市大學、社區學院和再教育學院構成高等教育的主體,它們不僅爲社會輸出了大量棟梁和骨幹,也成爲學術研究和高等教育的堅厚基石。
許多今天的名校,正是從這些不起眼學校中慢慢發展、最終脫穎而出的;在歐洲,許多古老的“小型大學”已經有數百年曆史,它們不爲喧囂所動,恪守著自己的風格和辦學思路,爲社會貢獻著大量有用之才。
中國是個發展中的大國,人才需求量極大,既需要潛心學術的基礎學科研究者,也需要與社會緊密結合、學以致用的應用型人才——
對于社會而言,希望高校能夠紮紮實實研究,拿出有分量、經得起考驗的學術成果,論文和專利不一定多,但一定不要“水汪汪的”;
用人單位希望高校培養出的學生“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而不是那種還需要在“社會大學”重新回爐一遍的半成品;
作爲學子,希望自己經過高校的學習,不論未來從事哪行哪業,都能拿得起、放得下,不辜負數年苦讀所耗費的時間和金錢。
中國所需要的,正是這樣的一大批高等學府,而通過努力,讓自己成爲這樣的一所高等學府,大多數中國高等院校是可以、也應該辦到的。
日積月累,滴水穿石,通過長期的積澱,這樣一大批高等學府中,將自然而然曆練出一些“中國一流”,乃至“世界一流”的大學。
“世界一流大學”不是靠資金堆砌、院校合並、大肆擴招和論文專利“放衛星”所能速成的。
有志于此的中國高等學府,不妨將近期目標放在建成一所有價值、有特色、有貢獻的成功學府上,至于“世界一流大學”,是“功到自然成”,急不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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