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界面新聞發表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馬亮教授的文章，曆數京牌亂象之後，開出數起藥方。總的說來，馬教授針對京牌亂象的藥方相當有針對性，也戳到了需要進一步改革的痛點。但是馬亮教授認爲治理京牌亂象或可引入新加坡式的車牌拍賣制度的建議，卻值得商榷。
大都市行車難的問題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在全世界範圍內，只要人口稠密的大都會地區，行車難是常態。就是在古代，大都會長安也居不易。只不過伴隨著中國奇迹經濟增長，北京私人汽車數量井噴，基礎設施和交通管理都沒有及時跟上，使得這一問題變得極爲尖銳和突出。
要治理大都市行車難，關鍵是要對交通問題的本質和人的欲望有充分的了解。公共政策制定者需要洞察人性和事物的本質，方能未雨綢缪，防患于未然。解決都市交通擁堵問題的關鍵，是要看交通是一個公共物品呢，還是一個私人物品？很顯然交通不是純粹的公共物品。交通盡管有公共物品的屬性，但是不是非競爭和非排他的。然而交通也不是私人物品，交通有巨大的外部性。因此治理交通擁堵，既不能靠完全的市場化手段也不能靠完全的行政手段來解決。
到底是靠市場來解決還是要靠政府有形的手來解決？ 在不同的政治、經濟制度和文化條件下又各有不同。
從人性的角度看，人的本性有自私和貪、懶、饞的一面。人們對交通的需求是盡可能的方便快捷和便宜，最好馬路上只有自己和所到之處都是綠燈。在交通工具的選擇上，私家汽車擁有公共交通無法比擬的靈活性和便捷性。同時擁有私家車還有社會地位和虛榮等非功能性和象征性需求。想擁有和購買高檔私家汽車是人性的本能驅動。京牌亂象就是沒有對這一問題進行充分和有前瞻性的思考，而導致的。
馬亮教授認爲應該取消車牌的終身擁有權，這一解決方案是對的，因爲車牌是政府授予的使用道路的權益許可，不是私人可以終身使用的財産。但是馬教授認爲可以采用新加坡式的拍賣制，確是只看到了拍賣制可能帶來的直接政策效應（路面汽車數量減少了）卻沒有看到這一政策帶來的其他社會和經濟效應。任何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都是在價值之間的權衡和選擇。如馬教授所觀察到的那樣，新加坡汽車拍賣制確實使新加坡的汽車擁有率大幅度降低。有數據顯示只有大約三分之一的新加坡家庭擁有私人汽車。從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和家庭收入中位數來看，這一比例是相當低的。
然而看待新加坡的車牌拍賣制不能僅僅從這個角度看。新加坡車牌拍賣制可以被采納和執行的背景也需要被充分考慮。新加坡的國土面積和人口僅僅相當于北京海澱區的1.5倍左右。新加坡的公共交通（地鐵和公交）整體說來相當發達和便利。新加坡恰恰讓我們看到，私人小轎車的競爭對手並非公共交通。在相當小的地理範圍內，即使公交和地鐵相當便利，新加坡政府仍然需要使用相當嚴厲手段（拍賣）阻止居民購買小汽車。
新加坡入門級小汽車的價格是中國同款價格的至少5倍。之所以如此，是因爲在新加坡選擇購買小汽車不是一個簡單經濟的成本核算。公共交通再方便也無法和小汽車帶來的24小時全天候便利相提並論。通過拍賣車牌極大提升了擁車的成本，也帶來了各種各樣的負的社會效應。一個很顯著的效應是，由于擁有小汽車的成本非常高昂，是否擁有小汽車成爲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因爲有錢就可以購買價格非常昂貴的小轎車，只要有錢想買幾輛就買幾輛。擁有私家小汽車成爲新加坡人人生追求的目標之一。新加坡人著名的5C人生目標之一即是小汽車Car（另外四個分別是，鈔票Cash、信用卡Credit、公寓Condominium、鄉村俱樂部會員資格Country Club Membership）。有錢人就可以自駕車享受四通八達的公路，各種公用設施的便利，有錢人就可以開車遠上馬來西亞甚至泰國享受旖旎風光。爲了追求虛榮，不少新加坡剛畢業的大學生不惜向信用卡高息貸款和向高利貸借債購買汽車，滿足自己不切實際的消費需求。擁有汽車的價格相當高，直接拉高了新加坡的物價。新加坡連年被評爲世界生活成本最高昂的城市，擁車價格高昂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
由于擁有汽車的費用非常高昂，低收入有快速便捷24小時通勤和工作需求的人士只能選擇非汽車的機動交通工具（摩托車、電動滑板和電動車）。他們在馬路和高速公路上的行駛帶來了交通事故和人身傷亡。最近因爲接連發生電商送快餐快遞員在人行橫道和組屋區撞死和撞傷行人的事件，新加坡陸路交通局開始全面查禁送餐員在人行橫道和居民小區使用電動滑板和電動車。這極大影響了收入微薄的送餐員的生意，大大提高了居民的生活便利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影響電商的發展。
設想這樣的情景發生在北京，人們可以接受嗎？ 新加坡政府一直都是以經濟學的理性經濟計算來指導自己的公共政策設計。新加坡人也早已習慣了把自己看成理性經濟人。新加坡人對貧富懸殊差距和公平正義的感知比中國人低得多，而容忍度也高得多。
公平、正義和平等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優越性。按照美國著名政治哲學家羅爾斯的觀點，最公平正義的政策制定是在無知之幕後完成的。抽簽決定誰可以擁有車的制度正是公平、平等和正義的制度選擇。馬教授列舉的種種京牌抽簽制的問題，其實只要通過大數據等現代化精細管理手段和提升政府內部權力監督和控制以及反腐都可以克服。
沒有一系列政府內外部制度和機制的保證，拍賣就可以保證腐敗不發生？就可以使牌照通過市場機制分配給需要用車的人？通過拍賣，拍賣帶來的收益就可以爲政府所得？ 上海拍賣車牌帶來的各種問題先不說，既使在新加坡，由于很少個人直接拍賣車牌，車牌的拍賣其實是幾大車行來進行的。經過多年拍賣的實踐，少數幾個大車行發展出各種行動策略來影響汽車的拍賣價格，謀取利潤。最後的拍賣價格未必是政府希望看到的最優市場均衡價格。同樣馬教授認爲通過拍賣得到的財政收入可以用到公共交通的基礎設施改善上。這樣的想法沒有制度保證，也很難落到實處。
新加坡的例子也表明私家汽車的競爭對手並不是公共交通。公共交通再發達，人們還是願意購買私家汽車。現在真正能影響新加坡人購買私家汽車決策的不是便利的公交，反而是價格相對低廉的Grab （相當于中國的滴滴打車）。
因此，改善北京交通難的狀況，需要從根本上意識到擁有私家車的美式生活模式不適合中國大都市。只要有讓中國家庭以私家車作爲日常主要代步工具的幻想，任何政策都是治標不治本。
未來中國都市交通發展的方向，必然是極大地發揮城市公共交通的便利，極大限制私家車的擁有（如果不是不允許擁有的話）。
當前北京交通難的可能解決之道是：
一、 繼續疏散城市資源，改變資源高度集中的狀況。
二 、進一步優化道路交通，路網和橋梁的設計，進一步完善公共交通路網建設。
三、 通過大數據分析和視頻監管技術，更精准地對道路車輛容量和車輛流動進行管理，通過強行淘汰和退出的方式實現道路汽車最優保有數量，嚴格限制家庭擁有私人小轎車。
四、采用更精細化的包括各種政策助推手段，改變人們使用汽車的習慣。即使在汽車發源地的美國，其大都市也爲汽車擁堵而煩惱。紐約和加州的洛杉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來抑制和改變人們汽車使用的習慣。比方說一輛車內必須承載一名或多名乘客才可以使用快車道和過橋。在這方面借助大數據等現代化的技術手段，北京在精細化道路管理和汽車使用的管理上還有大量的技術改進空間。
五、 抽簽決定擁有車牌仍然是最公平和正義的。當前出現的亂象需要加強政府內部管理和反腐敗。通過大數據和視頻監控等各種現代化手段對車牌的擁有和使用進行精細化管理，廢除車牌終身制，使車牌流動起來，分配給真正需要使用私家車的用戶。
六、私家汽車的競爭者不是公共交通，而是計程車和共享汽車服務。擁有私家車是最不環保和最不經濟的交通出行方式。北京應該通過政府直接控制、參股、補貼等形式大力發展計程車和共享汽車業，極大提升市民使用計程車和共享汽車的頻率和降低使用成本，抑制家庭汽車購買需求。
七、著眼未來，大力研發和布局無人駕駛汽車和無人駕駛飛機技術以及相配套的基礎設施建設。通過高科技手段的設計、采納和面向未來的城市規劃和交通手段，最終消滅依賴傳統汽車的交通形態，通過軌道交通和無人駕駛汽車和飛機等多種形式從根本解決大都市交通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