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歲的陳滋英住在金融街90平米的房子裏，小區平均房價超過12萬元/平米，但空蕩蕩的房子常讓她覺得孤獨、慌張。她決定，不能自己一個人住下去了，搬進了到處都是人的養老院；
郭京花活到71歲都匆匆忙忙，終于在養老院的理發室剪了個年輕、時尚的發型，爲了讓臉上的斑淡一點，她每周做一次臉上針灸；
90年代，兩個孩子都出國發展，吳堂嬌兩夫婦決定和更多的老年人“抱團”。吳堂嬌在養老院把自己出生、上大學、工作，做成三個視頻：人生的開始、行醫的道路、家庭幸福生活。最後一段關于老年生活的，還在剪輯之中。
70多歲的王中齊每天堅持在電腦上寫文章，他的自傳已經有一本《紅樓夢》那麽厚，他講述了自己化解孤獨和寂寞的辦法，“每天的時間安排得比較緊，一直到晚上吃完晚飯才沒事，這一天我就過得很充實。”
衰老對所有人一律平等。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7年，全國人口中60周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17.3%，意味著我們身邊每6個人中就有一位60歲以上的老人。這些老人們有的在家中安享晚年、有的選擇了養老機構。
我們找到其中四位老人，他們講述了選擇養老機構抱團養老的經曆。
“住進養老院，心裏踏實了”
1992年退休的時候，陳滋英擁有了第一架鋼琴，現在擺在養老院她的房間裏，蓋著白色碎花的布防灰。這架木質結構的鋼琴已經陪伴陳滋英26年，剛買鋼琴的時候，她跟著4歲多的外孫女一起學，到現在，外孫女已經取得碩士學位、在美國工作，只有鋼琴還陪著她。
女兒和女婿在意大利定居，2005年，女兒把她接過去住了一年半，逛遍了意大利100多個教堂。在那裏，“我自己又不會開車，我沒法生活，所以我還是很孤獨。”2006年5月回到北京以後，陳滋英的老房子拆遷、回遷房安置在金融街附近，那是全北京最富裕的地方之一，現在每平米房價超過12萬元。
白天，數以萬計的白領隨著車流湧入這一地段，金融街區域金融機構管理的金融資産總額達到16.2萬億元，占全國金融資産總額的60%，控制著全國90%以上的信貸資金、65%的保費資金，每天的資金流量超過100億元人民幣。
對陳滋英來說，這棟價值不菲的房子也僅僅是一個“家”而已。2010年老伴去世，90平米的兩居室只留下她一個人。陳滋英覺得無聊的時候，把老朋友叫來家裏聊天。因爲工作的關系，過去的朋友們大都住在北京的西北邊，弟弟更遠在回龍觀，地圖距離超過20公裏，搭公交往返得兩個小時。
長期一個人待在空蕩蕩的房間裏，陳滋英覺得害怕，每到晚上六點，做任何事都提不起精神、琴也不想練了、總覺得有人藏在房子裏、外面敲門也不敢答應，她睡不著覺，只能靠安眠藥助眠，躺在床上，血壓會突然升高到200，心率也超過了100，心髒“嘭嘭嘭”的跳動。女兒聯系朋友、親戚把她帶到醫院，心電圖、核磁共振都做了，什麽生理病症都沒查出來。
到2017年，每個月都要鬧上這麽幾次，前前後後僅呼叫的120救護車就不下5次，在一家以精神科爲長的醫院，醫生判斷，80多歲的陳滋英患了“焦慮症”。
她決定，不能自己一個人住下去了。2017年5月，陳滋英搬進了養老院。進了養老院，陳滋英心裏踏實了，養老院到處都是人，“吃飯也吃得很好，睡覺也睡得很好”，馬上胖了六斤。
養老院平均年齡86歲，陳滋英81歲，算是個小妹妹，同住的老人們有文學家、雕塑家、醫生和演員。她的朋友“有當過新四軍的，有當過志願軍的，有當過野戰軍的，還有參加過板門店談判的英文翻譯。”
養老院內，很多老人的孩子都不在國內，住在她隔壁的是一位92歲的書法家，兒子女兒都在新西蘭。平常，陳滋英想和女兒通個電話都要算時差，隔著6小時的時差，北京的夜裏十二點，意大利的天剛亮。
81歲生日那天，女兒給她定了一盆蘭花，快遞到了房間裏，擺在沙發旁邊的桌子上，每一朵花都開得燦爛。那天，女兒的兩個朋友來養老院接走陳滋英，帶她在外面吃了頓西餐，算是代替女兒盡孝心了。
“所以我就覺得她雖然說那麽遠，但是我們還是很近的”，科技多少拉近了和女兒之間的距離，每天，女兒通過微信消息能知道她的動向。陳滋英的桌子上常年放著一個放大鏡，她眼睛不好，要通過放大鏡看手機上的消息。
陳滋英和女兒開玩笑說，“小的時候我們把她送到托兒所，因爲我們要上班，兩歲就全托，我老了以後她把我送到老人院，送到這兒全托。”
陳滋英說，“我現在狀態就是，身體無病、心中無事。”
“我這頭是不是有點時尚”
剛搬進養老院的時候，郭京花推著坐輪椅的老伴下樓遛彎，老人們都主動和她打招呼，勸她多帶著老伴出來走走。
年輕的時候，老伴得了血栓，腿腳不利索。身體上的不適影響著心情，今年4月，老伴突然不想吃飯、整天叨叨“怎麽還不死”。
78歲的養老院鄰居于大姐專門寫了三篇文章，討論《對待疾病我的親身體會》，送過來，讓郭京花念給老伴聽。
郭京花的房間門口，有人給送來新鮮蔬菜，要她給老伴做飯；有人送來酸奶和小吃；有人邀請她推著先生一起去晚上7點的音樂健步走，即使不能下輪椅走走，來一起熱鬧也能對心情好。
養老院裏，老人們有一種說法是，“這應該是最後一站了，就是咱們家吧。”
郭京花住在一層，把房間外面的一塊空地布置了一下，鋪上木地板、建了圍欄、擺上茶幾，能利用這塊地方平常讓老伴曬曬太陽。
曬太陽，在過去也是奢侈的事。老伴出門得推著輪椅，老兩口原來在家的時候，輪椅把小區裏普通人行走難以察覺的不便放大了：路面不平的顛簸、石子多、路窄不方便輪椅轉方向、車停的到處都是走不了輪椅……因此，老兩口大多數時候待在家裏，只能對著電視消磨時間。
對健康的人來說，坐沙發是個再簡單不過的動作，但老伴可能就會一屁股坐在地上，以郭京花的力氣，她一個人沒法把他扶起來。“要是在家裏，除非去找要好的街坊，人還有不在的時候，是不是？”
養老院組織了各種活動，有練書法的、唱歌的、教畫畫的，品嘗餐廳的小點心、喝咖啡、量血壓、按摩、中醫問診、洗眼鏡和剪頭發。即便已經到了“七張”的年紀，老人們愛美，郭京花一只手指卷著自己的頭發問，“我這頭是不是有點時尚？”
過去，她出去剪頭發，“一看你這麽大歲數就隨便剪剪”，拿給男士剪頭發的推子，在她腦袋上忙活十來分鍾就好了。這次剪頭發，老人們領了號碼牌，坐成一排等著，挨個剪。剪頭發的小夥子也細致，一邊剪頭發，一邊“爺爺奶奶的叫著”，剪完了走出理發間，郭京花的朋友說，“哎呦，年輕了。”
每周三，有組織來做針灸，郭京花會找她們紮臉，“我試試，你這能斑淺點。”女孩說。郭京花指著臉上問我，“有點效果吧？”
兒女都出國了，老兩口決定“自力更生”
醫學院畢業以後，吳堂嬌被分配到了一家綜合醫院的內科科室。退休前15年，她是醫院的業務院長，形容自己“賣給醫院了”，只要有重病患者就不能離開。老伴說她從來沒放過假，“不管哪個科有搶救的，跟她都有關系”，即使有節假日，心裏也得憂著病人。
今年，吳堂嬌80歲，還沒徹底退下來。前些年她被醫院返聘，每周上三個半天班，給新醫生講課、爲重病患者把關。醫院來了重病患者，吳堂嬌過去一瞧，情況准有好轉，醫生們都叫她“福奶奶”。
兩個孩子長大後都學了醫，兒子學的是運動醫學，女兒學了口腔科。畢業以後，兒子在北京一所大學的運動醫學專業留校當助教，他教書教得好，“做的那標本，腦子神經都做得准”，女兒進了一所醫院的口腔科。在她看來，都是體面、穩定的工作。
上世紀90年代的留洋潮，兩個孩子都嚷嚷著要出國，“不是我給他送出去，他自己非要走，”吳堂嬌說起來，多少還帶著點遺憾，兒子去了日本，女兒去了新加坡，兩個人都不再從醫。
因爲出國的事，老伴不同意，和兒子“打了一架”。打架的結果是，“誰出去我們都不管了，半年我都沒理他，”老伴說，直到有去了日本的朋友做了說客，找兒子見了一面，他“感動了，跟我做個檢討”，父子倆的關系才緩和。現在，每年兒子回家一趟，女兒把外孫女一起帶到了新加坡。
他們決定“自力更生”——住進養老院，與更多年齡相仿的老人待在一起。
以前上班的時候，吳堂嬌把所有時間投入在工作上，直到退休以後才在老年大學學書法、在養老院學唱歌。第一次上音樂課，她緊張得不知道怎麽出聲。
唱歌小組唱俄文歌、英文歌，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雪絨花》和《想你的365天》，有住戶一句句教他們回憶俄文的讀音，大家跟著唱下來，逢年逢年過節上台表演。
除此以外，吳堂嬌還在老年大學上電腦課，學Photoshop和視頻剪輯，給自己做視頻。她把自己出生、上大學、工作，做成三個視頻：人生的開始、行醫的道路、家庭幸福生活。最後一段關于老年生活的，還在剪輯之中。
“人忙起來，也就沒空去想別的了”
2014年1月8日，王中齊搬進了養老院。他精確地記得這個日期，將此視爲人生中的重大轉折。他的大女兒在美國定居、小女兒在北京成家，入住養老院以後，房子挂在網上租出去了。
在養老院住了一年後，老伴去世，生前，老兩口商量好，去世後不火葬，把遺體捐獻給協和醫學院。老伴離開的當晚，一輛車子把她帶走，從此，只剩下王中齊一個人了。他把房子徹底賣掉，“我一個人絕對不可能再回去”。
王中齊聊起“晚上的寂寞感”，他給自己設定了規律的作息：每晚坐著看電視、洗澡，一定在十點前睡覺，“再好的晚會我也不看”。規定了睡眠時間後，每天六點起床，鍛煉、七點半吃早飯、九點鍾做眼保健操、然後看書讀報紙、寫文章、十一點打台球、幫前台分發報紙、十二點准時吃飯、飯後散步、一點午休、兩點起床後繼續看書讀報紙、寫文章、下午四點下樓散步、五點半吃晚飯。
每天，王中齊在電腦上寫文章，寫《我的養老觀》、《我住養老院的原因》，他寫的《我的人生》打印出來有半本字典的厚度。
“怎麽化解孤獨和寂寞，就是我把每天的時間安排得比較緊，幾點到幾點幹什麽？幾點到幾點幹什麽？一直到晚上吃完晚飯才沒事，這一天我就過得很充實。”他說，人忙起來，也就沒空去想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