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創作者：兒科醫生高峥
2018年8月，我摘下了新加坡國立大學兒科的胸牌，與科室裏的師長和同事們告別，並從新加坡回到上海執業。2個月後我在卓正醫療的深圳總部領到了期待已久的新胸牌，成爲了加入卓正醫療的第47名兒科醫生，也是卓正醫療在上海的第一位兒科醫生。
高峥在卓正醫療的胸牌
調換胸牌的同時，也意味著相伴而來的三個轉換：
從新加坡這個“熟悉的異國他鄉”回到了“陌生的祖國”；
從公立醫院轉換到私立執業；
從遇事可以隨時請示上級的住院醫，成爲了需要爲自己的每個臨床決定負責的主治醫生。
兒科博士高峥
知己知彼
The “Reverse Cultural Shock”
離開上海五年之後又回國執業，在享受國內方便的城際交通、觸手可及的美食、發達的物流和外賣等服務的同時，當然從某種程度上也需要重新適應這種社會環境和醫療環境。
在新加坡成熟的醫療體系和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之下，我似乎已經習慣了做臨床醫生的“單純”：作爲門診和病房的普兒科醫生，只要盡可能地全面獲取診療相關信息、審慎分析、循證診療、清晰地解釋病情、必要時轉診給專科醫生，就完成任務了。如果需要多學科聯合診療，那麽優秀的學院派亞專科醫生也都在同一個科室工作。此外還有藥劑師、呼吸治療師、康複治療師等等輔助臨床的專業人士（allied health professionals）組成完整的團隊。如果患者的家庭情況複雜或經濟方面有困難，自然會有社工（social workers）來幫忙處理。
然而我意識到在國內的醫療環境之下，事情並沒有那麽簡單：
對于較複雜疾病，國內尚缺乏真正的多學科聯合診療模式，轉診路徑有時也並不暢通，很多時候都要依靠患者（和家屬）自己收集信息、求醫問藥和相互交流經驗；
不夠規範的診療隨處可見，過度檢查及其帶來的過度治療和無端的焦慮……有時讓簡單的事情變得複雜，讓就醫變成一種如履薄冰的體驗；
“生物醫學模式”依然深入人心：不做點檢查怎麽都不太放心、不開點藥就好像沒看過病、醫生難免在緊迫的時間壓力之下只顧交代“病情”而忽略了患者的理解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和期望值。
關愛、尊重和“客服意識”
Compassionate Communication
盡管新加坡和上海的醫療資源布局、醫療人文環境千差萬別，但我回國後卻不無驚喜地發現，在國立大學醫院培養出的醫患溝通方式和溝通技巧，卻幾乎與國內私立醫療執業之間無縫接軌，即便轉換了一種語言也沒有絲毫障礙（更何況是換回母語）！
“從來沒有醫生給我們這麽仔細地解釋過”是我屢次得到的患兒家屬點評，其實我只是在門診花幾分鍾給家長解釋孩子的病毒感染引起哮喘急性發作的機制是什麽、或某種心髒雜音所代表的幾種可能性以及接下來需要做什麽檢查。起初還不太習慣，但當這種習以爲常的溝通方式屢次被稱贊有加時，我才更加意識到回國做一名普兒科醫生的個人選擇放在時代的背景之下其實是一件挺有價值的事情：
我和我的同事們每天都在身體力行地踐行嚴謹循證的診療方式、普及平等溝通的理念、重新獲取久違的信任感、說服和贏得一批高素質患者爲醫生的專業素養和時間付費……這些醫療行爲中的常識性認知（common sense）竟然顯得有些稀少。
新加坡大多數公立醫院的硬件設施很難用“豪華”來形容：由國家醫保承擔的普通病房是4-6人一間，也通常沒有電視，大多數病房甚至沒有空調而只靠電風扇。但醫療服務要讓人滿意和受人尊重，有時硬件投入並非是唯一的途徑。
國立大學醫院以“患者和家屬體驗”爲主題的宣傳海報
新加坡國立大學醫院這張以“患者和家屬體驗”爲主題的宣傳海報中，列出了鼓勵醫護人員重點關注和改進的三個方面：同理心（Empathy）、溝通技巧（Communication）和候診體驗（Waiting Experience）。比起豪華的裝潢，一大批擁有這些軟技能的醫護人員、有一定底蘊的醫院文化、和能自我修正的管理體系，才是一家醫院有把握長期提供優質醫療體驗的發動機。
新加坡公立醫院高峰時段的兒科急診可能需要等候4-6個小時才能見到醫生。爲保證基本的便捷度和患者尊嚴，某些必要的硬件條件還是需要的：急診候診區裝有空調和足夠多的長椅、有一個並不寬敞的母嬰室，旁邊設有24小時開放的食堂和超市。但面對資源稀缺、供不應求的情況，有什麽措施能在硬件條件的限制下盡量提高就診體驗呢？一進入急診大門就會看到一個告知等候時間的顯示牌（提前做好患者的預期管理），分診護士也會告知家屬“如果候診期間發生某些情況需要及時告訴我們”（病情出現緊急變化可以插隊，降低醫療風險）、如果離開候診區域請保持您的電話通暢……等等。這些基本尊重和客服理念其實已經在餐飲、酒店、銀行等“服務”行業被習以爲常，然而卻在信息不對稱更明顯、服務對象更脆弱的醫療行業依然稀缺。
國內的一些公立醫院幾乎達到巨無霸級別，雄厚的資本進入私立醫療領域後同樣是風生水起，最不缺少的可能就是“廣廈千萬間”了；然而稀缺卻不太受重視的是真正“以患者爲中心”的診療理念，和真正懂得客戶需求的管理團隊。
堪稱土豪級酒店式醫院的“檢驗科”
不妨看看這張設計圖裏堪稱土豪級酒店式醫院的“檢驗科”：縱使把候診區裝修得再寬敞，可抽血的人員依然需要在櫃台後面一個一個叫號。這樣的設計既不利于保護患者隱私，也不會提供真正好的就醫體驗——因爲你即便被真皮沙發和秦磚漢瓦包圍，不還是在被動等待擴音器裏叫你的名字（或者是一個號碼）、然後到櫃台上遞胳膊撸袖子嗎？溫暖的醫療應該是基于專業素養和同理心的人對人的服務——如果不尊重這條的規律，那麽高額投入恐怕也很難帶來好的體驗。
線上咨詢：新的挑戰、新的使命
我在回國執業之初本著“嘗鮮”的心態開始接受線上遠程問診咨詢。然而一年來這種“工作方式”帶給我的嶄新視角、豐富體驗和額外收入都超出了當初的預期。
首先，線上問診這種形式讓我接觸到的疾病譜非常多樣，從兒科最常見的普通皮疹和腹瀉病，到川崎病、周期性發熱，有時涉及到對病程很長的亞專科疾病的鑒別診斷、以及對並發症和危重症的識別和告知等等。這樣的責任和挑戰，當然也在敦促我不斷的自我更新和學習：“以病例爲基礎的學習”（case-based learning）往往事半功倍、記憶深刻。
其次，因爲很多家長對當地兒科醫生的診療方案存疑，他們都通過這樣的形式來征詢“第二診療意見”（Second Opinion），因此我還學習和總結了醫學倫理學原則下醫生提供第二診療意見時應該注意的事項和措辭。例如，詳細詢問第一診療意見的診療思路和當時的溝通情況；在提出第二診療意見時盡量整合信息、分析思路、就事論事，解釋病情婉轉而留有余地，避免主觀評判其他醫生、醫院的水平或其行爲動機，等等。
這樣的情況下，也時刻提醒我自己在門診提供診療意見時盡量全面分析不同選擇之下的利弊。如果有我自己的患者在就診後再到線上或線下征詢其他醫生的第二、第三診療意見，也應該持有開放的態度和平常心。盡管這種“兼聽則明”甚至“貨比三家”的就醫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對醫療資源的浪費（尤其是常見病和自限性疾病），但在現有的醫療資源分布之下如果有人看病恰恰就是要圖個明白，我們當然需要尊重患者的選擇。
患者線上對高峥的評價
再次，線上咨詢與線下的診療可以相互銜接配合、相互轉介。從這一點來說，國內的“遠程診療”（tele-health）單從技術成熟性和可及性上其實已經超過了香港、新加坡和大多數歐美國家。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全國各地醫生不夠同質化的問題。卓正醫療的同事們還在不懈努力，開拓性地開發出了（或即將實現）線下診療之後通過掃描二維碼實現的醫患互動隨訪、將門診病曆系統和線上咨詢記錄相互連通、線上一鍵轉診給其他醫生等功能，完美地實現了線上線下的立體化服務場景。當然我也十分期待移動互聯網技術在未來帶給我們更多驚喜，例如按照症狀描述進行智能分診、將更多診斷工具和量表系統與客戶端對接、AI讀片和輔助診斷、緊急情況下醫生視頻聯線指導，等等。日新月異的互聯網技術如果被仁心仁術所駕馭，完全有可能幫助中國大陸在智慧醫療的時代實現“彎道超車”的壯舉。
自我定位與持續學習
當今醫學界的很多標准治療手段在二三十年前根本不存在：而我們有理由相信同樣的技術革命在當前仍在繼續。持續的學習是一位臨床醫生所必備的技能和修養，在公立與私立執業皆是如此。
很慶幸新加坡國立大學的臨床培訓給了我紮實的臨床思維和過硬的專業外語，也感謝卓正醫療爲每個臨床醫生都提供充分的自由和充足的基金去參加海內外的繼續教育。我希望能在接下來的職業生涯中繼續做好一名普兒科醫生，也會努力在發育行爲兒科的領域有更多臨床經驗的積累和探索。
這既是雄心，其實也算是“初心”。
上世紀80年代，新加坡國立大學兒科的創始人王福文教授（Professor Wong Hock Boon, 1923 – 2008）曾有一句激勵後輩的箴言： “If you want to do pediatrics, you’ve got to live pediatrics, eat pediatrics, sleep pediatrics.”（“如果你選擇了做兒科，就要與兒科同吃同住、如影隨形。”）
這樣孜孜不倦的治學精神感化著一代又一代的後繼者。他當年的學生們如今已經是科室裏臨近退休的元老主任和教授，回想起王教授在兒科領域的建樹還不無欽佩地說“He was a specialist in all paediatric specialties.”（兒科學的每個亞專科都是他的專長！）幾乎可以稱爲“walking paediatric encyclopedia”. （會走路的兒科百科全書）作爲他的徒孫輩之一，我還時刻都能感受他當年的情懷和正能量。
基于循證醫學的理論支持，在卓正醫療上海世紀公園診所首次開展兒童語言落後家長培訓
也如我昔日在上海新華醫院的領導和師長孫锟教授所言：“並不是隨便什麽人都有資格成爲兒科醫生的；而一位真正的兒科醫生能夠給這個社會帶來無窮的財富。這財富是信仰的財富。”
最後，希望與更多海內外的醫生同道共勉：時代賦予了我們這一代人以更寬廣的視野和更艱巨的使命：師夷長技、因地制宜，讓醫學這個職業重歸科學的土壤和人文的光輝。無論在體制內外，都可以實現一名醫生的執業理想和社會責任。希望經過我們這一代人的努力能贏得與經濟發展速度相匹配的臨床質量和行醫環境，重新贏得國際同行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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