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統計局發布的2019年住戶收入數據顯示，新加坡的基尼系數從2018年的0.458降低到去年的0.452，爲2001以來的最低點。如果加入政府的財政轉移和稅務減免，這個系數則進一步降至0. 398，是過去20年來的最低點。
這說明社會收入不平等的問題有了明顯改善，主要的原因則應是政府近幾年來加大了幹預力度，出台了各種措施，從多方面協助低收入者提升技能，改善收入，同時也通過財政轉移，給中低收入家庭各種生活補貼和經濟援助。比方，住在一房和二房式組屋的家庭，去年每名成員平均就獲得總值1萬零548元的政府轉移。
提升收入的措施則包括在保安、清潔、園藝等行業實行的技能培訓漸進式薪金模式，加薪補貼計劃，放寬低薪員工的定義，把基本月入上限從1300元調高至1400元，使更多低收入者能享受到各種政府轉移的好處，一定程度上改善弱勢家庭的處境，並縮小貧富差距。
由于去年是新加坡經濟相對低迷的一年，大大影響高收入群體的加薪幅度，相形之下，低收入階層收入的增幅就顯得更加可觀。據上述報告的數據，收入最高10%的住戶群體去年收入增幅僅爲0.4%，而從第一至90百分位收入群體的實際收入增長幅度則是3.5至5.6%。這突出了政府轉移所起到的作用。
但必須指出，高收入群體收入幅度縮小只是暫時現象，一旦經濟好轉，這個群體來自花紅和其他獎勵的收入就可能會迅速回升，並重新拉開收入差距的幅度。此外，他們一般也享有資産所帶來的獲利，這一部分的收入是基尼系數不會反映出來的。
今年，除了經濟增長持續放緩，加上2019冠狀病毒疾病突然來襲，百業受傷，不排除出現衰退的可能性，所有收入群體今年的收入恐怕也難有很好的增長預期。政府在日前公布的財政預算案中，就推出總值16億元的“關懷與援助配套”，協助低收入家庭和年長者緩解生活開銷方面的壓力。
由此可見，不論是常態時期或非常時期，政府轉移的不可或缺性或持續需要是越來越明顯了。這意味著政府的財政壓力，尤其是在社會開支方面，將會越來越大。錢從何來，也是一個越來越棘手的問題，除開國家儲備投資回報貢獻，設法開源是不得不做的事。但面對世界競爭，提高公司稅和個人所得稅空間有限，剩下來的就只有諸如消費稅這樣的稅源了。
無論如何，若從社會不平等的角度看，收入差距也只是其中一環而已。基尼系數降低固然可喜，要對治不平等課題，政府還需再接再厲，在其他多個方面繼續著力。長遠而言，最重要的是保持社會的流動性暢通無阻。
新加坡人民這些年來的不斷自強和奮進，以及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主要即因爲有高度的社會流動性。而促成這種流動性的關鍵因素，則在于教育和唯才是用的社會制度。建國之初絕大多數貧困家庭之所以能晉升爲今天的中産階層，都是因爲孩子有機會接受良好的教育，出人頭地，有了好的收入，從而逐漸改善家庭的經濟條件。
因此，新加坡必須確保社會的變遷以及新科技的出現，不會給這種流動性造成障礙，使社會上的弱勢群體無法像過去一樣，通過教育與努力擺脫困境。社會變遷，可能使原來的唯才是用制度失效，成功的群體掌握了大量的資源，而弱勢群體更加處于劣勢，結果被迫長久困守在最底層。新科技的層出不窮，也在不斷的顛覆職場，加劇不平等現象。這些都需要政府有效的幹預，包括協助人們掌握新的技能，改變整個教育制度，創造更多樣性的職業途徑等。
總的說，社會不平等原因是多面和複雜的，要對治也必須有全盤性的對策。政府在2018年將社會不平等現象上升至國家要重點解決的問題，並在社會、教育、就業等方面連續出台了針對性措施，以防社會分化。新加坡相信，只要持之以恒，這些新措施的成效將會日益彰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