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清史研究學會成立至今，一些人總是好奇地問：“新加坡和清朝有什麽關系？”，有網民認爲就算清朝和新加坡扯得上關系，那也是從孫中山到新加坡策劃革命，意圖推翻大清皇朝那時候開始的。
不僅如此，還有人認爲清朝和新加坡的關系更多只是移民史，是中國南來新加坡“過番客”的民間故事，在官方正史中沒有任何記載。
“黃埔先生”胡亞基
可是根據史料，早在1877年（光緒三年）清朝就已經在新加坡正式設立領事，由當時的廣東幫領袖“黃埔先生”胡亞基擔任，而這距離辛亥革命還有34年時間。
1881年，清廷直接委派了一位專業外交官左秉隆來擔任領事。十年後，清朝駐新加坡領事館升格爲總領事館，領事也升爲總領事，兼轄海門（海峽殖民地）等處。這無疑顯示了新加坡在清廷眼裏的重要性。
清代的華人出國
據史學家估計，1860年時，新加坡華族人口占了總人口的61%，達到50043人，華族在當時的社會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就在1877年大清朝設立駐新加坡領事之時，英國當局亦在新加坡設置華民保衛司，專以治理華人事務爲首要任務，意在與清朝領事爭奪華人，時人記載：“護衛司專管華人一切事物，名爲護衛華人，實則事事與華人爲難。華人生聚既繁，事端日出，亦有領事可辦之件，皆爲護衛司侵奪，動多掣肘。”[1]
在中國明清時期，世界地理的概念並不是很清晰，中國人尤其是統治者都以中國爲中心看待世界，因而有了“北洋”、“南洋”、“西洋”之分，南洋是明清時期對東南亞一帶的稱呼，那時華僑到東南亞一帶謀生被稱爲“下南洋”。
華工大規模出國是晚清中外交涉的主要內容之一，由于多數的契約華工是被誘騙到國外的，因此對誘騙拐賣華工的不法之徒的懲治一度引人注目，成爲清政府僑政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考察法律及實踐中，清朝政府對此態度及其演變，對了解清末僑務政策的轉變提供了有價值的證據。
清代的華人出國，直到1860年爲止都屬于非法行爲，自從清朝立國開始，各種法律、法令都嚴禁當時的中國人移居海外，否則將之視爲“天朝棄民”。
順治四年（1647年）清朝以《明律》爲範本編寫了《大清律》，並將之頒布通行全國，其中規定：“凡官員兵民私自出海貿易，及遷移海島居住耕種者，懼以通賊論處，斬。”[2]
清朝和明初的形勢類似，統治者都面臨著沿海大量人民逃散的局面，而清政府的情況較爲嚴峻，他們還需要應付平定南明小朝廷與鄭成功長期的抗清鬥爭。在雙方數十年的武裝對峙時期，清政府執行了嚴格的禁海政策，以嚴刑峻法阻止人民出洋，無論其出于何種原因，從事何種事業。
身著清朝官服的駐新加坡首任總領事黃遵憲（左二）
經曆了兩次鴉片戰爭後，大清皇朝開始從慘痛教訓中蘇醒，當政者漸漸地改變天朝大國、故步自封的世界觀。此外，西方列強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並從清政府手裏勒索到了一系列殖民特權，使中外關系開始發生本質變化。
由于1807至1848年，英法先後在西印度群島各殖民地廢除了奴隸制度，禁止販運黑奴，引起勞動力一度極端缺乏，他們爭相向印度和中國尋找勞動力供應。
英國人戴維遜目睹了這個時期，華人移入新加坡的情形，說每年運來的華人移民爲6000至8000人，其中99%除了隨身穿的衣物外，一無所有。[3]
但是，這些離鄉背井到南洋謀生的“過番客”，在原本蠻荒的土地上站穩腳跟後，其後的下南洋者不僅僅是去當勞工，也有不少主動去創業或淘金，當中不少成爲當地的富豪，更有甚者成爲頗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
牛車水舊照。
今天，當你漫步于牛車水的街頭，幾乎可以看到當年華人下南洋時留下的奮鬥足迹，在當今中國和新加坡的交往合作中，這裏林立的華人商會、宗鄉會館等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此可見，早期的新加坡並不像一些人認爲，是一個落後及與中國沒有正式往來的地方。除了外出打拼的福建、潮州、廣東過番客，到訪新加坡的清朝政府官員也有很多，當中更不乏威名顯赫的達官貴人。
清朝官員訪問新加坡
訪客中地位最爲顯赫的應屬末代皇帝宣統皇帝溥儀的生父、第二代醇親王載沣。醇親王此行是因爲義和團鬧事，導致德國駐北京大使被殺害，所以必須到德國代表清廷向德國皇帝道歉，在赴歐途中經過新加坡。[4]
醇親王載沣
正史中所載，光緒二十七年，即1901年7月31日下午，時任清朝駐新總領事羅中堯、海峽殖民地副總督和本地多名華紳登船拜谒。這些登船的華紳共有大約30人，他們身穿清朝官服，見到醇親王時都跪倒叩拜，行的是三跪九叩大禮。[5]
醇親王一行人前往同濟醫院參觀，並受到本地先賢林文慶、宋旺相等獻上頌詞，他之後也到了李清淵的振裕園遊覽，到夜晚才回到船上，隔天清晨續程前往德國。醇親王以皇親國戚的身份到訪新加坡這個看起來不太起眼的地方，這個舉動對當時的華人來說是非常特別的，雖說在他之前也有別的清廷官員來過，但醇親王的角色更接近清政府的權力核心，這種象征讓海外華人越發覺得自己的重要，也與中國的距離越來越近，可以激發華人的愛國之心。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德皇尼古拉二世舉行加冕典禮，已高齡七十多歲的李鴻章奉命作爲頭等專使前往祝賀，途中也在新加坡留下了足迹。作爲朝廷重臣，李鴻章所到之處自然備受尊重，連英國方面也特別指示海峽殖民地總督，在他抵新之時，鳴炮十九響以示尊敬。[6]
同濟醫院舊照
在李鴻章還未到達新加坡的前幾天，本地華文報章已事先發布消息，而且領事館也將碼頭的布置及相關人員安置妥當，務必讓他能感覺到被尊重。
當李鴻章終于在4月7日淩晨抵達時，受到衆華人的熱烈歡迎，清廷駐新總領事張振勳、華民政務司、日本領事及多著名華族紳商登船谒見，隨後同李鴻章等人登岸。當時碼頭上擠滿人群，大家爭睹李鴻章的風采。[7]
據《新加坡華人通史》記載，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下南洋時，不僅沿途受到海外華裔熱情接待，就是當時的殖民地駐新總督也設宴接風，本地不少先賢如陳金鍾、林文慶、佘連城等都是座上客。
清政府在新設立領事館
隨著清朝海外移民持續大增，在東南亞具有較大經濟實力，引起了清政府重視，所以當首任出使英國欽差大臣郭嵩焘倡議在新加坡設立領事館時，朝廷並沒有異議。
如本文之前說過的，于是1877年，清朝駐新加坡領事館成立，還“兼轄海門等處交涉事務”（“海門”指是指英屬海峽殖民地：新加坡、馬六甲和槟城），從此至1911年清皇朝倒台爲止，一共有11名清廷駐新加坡領事及總領事。首位駐新專業外交官是精通英文和法文的左秉隆。他之前在駐英使館擔任翻譯官。
左秉隆到任後大力推廣中華文化，積極辦教育，掀起了興學之風，還把自己一部分的薪水捐作獎學金鼓勵莘莘學子。他先後兩度受委爲駐新總領事，前後在新加坡待過13年。
首位駐新專業外交官是精通英文和法文的左秉隆。
不過早在清廷于新加坡正式設立領事館之前，本地廣東幫僑領胡亞基受委擔任領事。胡亞基15歲從中國南來新加坡，在其父創辦的黃埔公司工作，人稱黃埔先生，今天惹蘭勿刹一帶的黃浦區地名由此而來。
由此可見，清朝與新加坡的關系並非如網民所說的“始于孫中山”爲籌募革命經費的時代，無論是官方或民間在此很早之前就有了千絲萬縷的聯系。
本地著名曆史學者，也是《新加坡華人通史》主編柯木林先生在《導論》中說：“從清廷駐新領事到維新變法、辛亥革命乃至1930年代的抗日救亡運動，本地華族社會都有深度參與”，因此新華曆史脈絡與清史不僅有交織，甚至還有很多內容有待深入研究。
新中兩國在2015年慶祝建交25周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在那年11月7日到訪我國，並受到了我國政府高規格的接待與民衆熱情的歡迎，兩國的曆史又進入了新的篇章。
一轉眼，新中兩國在今年慶祝建交30周年。
注釋：
[1]（見李锺珏《新加坡風土記》）
[2]《大清律例全纂》，卷二〇
[3] Gunther Barth: Bitter Strength, Harvard Univ.Press, p54, 1974
[4]《清季駐新加坡領事之探討》第九十七頁
[5]《叻報》，一九〇一年十月二十八日，第二版
[6] 崔貴強，《晚清官吏訪問新加坡》
[7]《清季駐新加坡領事之探討》第九十六頁
關于作者
沈斯涵，80後，生于新加坡，曾任新加坡新傳媒中文新聞與時事組《焦點》節目編導、新加坡《聯合晚報》意外組記者、電台883中文新聞主任。閑暇時陶醉在明清曆史的殘垣敗瓦堆中，工作時與方塊文字早晚作伴。2012年創立新加坡清史研究學會，並擔任會長至今。2015年出版詩集《睹物斯人》。
其他社團職務：新加坡作家協會財政、新加坡五月詩社總務、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學術委員會委員、新加坡南洋沈氏公會青年團兼會員股主任、新加坡錫山文藝中心受邀理事、新加坡全真教化協會執委、新加坡教育部屬下推廣華文學習委員會委員、新加坡國家圖書館屬下中文讀書會委員會委員、新加坡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屬下刊物出版咨詢團成員。
新加坡清史研究學會 —— 一個以研究清朝曆史爲學習目的的社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