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你要吃什麽？”
“白雞腳套餐。哎，怎麽這個時間還有這樣多（沒賣出去）？”
“你們都不來了啊，學校都沒有人。”
這是我和學校食堂賣海南雞飯老板的對話。這家“賣完爲止”的攤位原本下午5點半就差不多收工了，但現在到了6點還有五六只雞挂在那裏，難覓食客。
新加坡如何防疫？
老板說得沒錯，學校最近確實沒人了。
新加坡國立大學有3萬學生，我以前沒少吐槽學校太擠，上下課時間校園巴士根本上不去，但現在車子也就坐滿了一半——50人以上的課程已經被學校強制要求網上教學，同學們都不必來學校了。
社會上的狀況也差不多。中國遊客不許來，本地人也人心惶惶，商場比以往空曠很多。
上周去吃火鍋，就連火鍋店老板都說：“你們是真朋友，現在還敢一起出來吃飯！”午餐時段，只有3桌客人，老板和員工也都顯得無所事事。
新加坡的疫情嚴重嗎？截至2月26日，新加坡已經確診了90例新冠肺炎感染，在全球排名第五。這90例病患中，本地社區傳播已經超過了輸入性病例。
由于新加坡天氣炎熱，這似乎讓高溫可以消滅病毒的說法顯得不甚可靠。何況，新加坡的人口密度世界第三高，人們很自然擔憂病毒蔓延開來。
就連李顯龍總理都在2月8日表示，如果感染人數持續上升，那麽輕症病患只能居家治療。
總理的這番“醜話”或許沒錯，畢竟此次肺炎大多數病患症狀較輕、死亡率亦不算太高，但這讓心裏打鼓的新加坡民衆更感到束手無策。新加坡政府一向以專業、高效著稱，但這次也廣爲民衆批評。
雖然自2月2日起新加坡政府便禁止所有過去14天到過中國大陸的人士（持短期簽證者）入境，也要求所有工作或學生身份持有者回新後必須請假14天，所有確診病例被送往國家傳染病中心，但新加坡政府似乎並沒有警惕起來。
我就在房東邀請下，參加了2月1日Ayer Rajah社區的千人宴，106桌各族同胞高朋滿座；盡管有上萬人聯署反對，但2月7日新加坡洛陽大伯公廟萬人宴照舊舉辦。不僅如此，在物資調配上，新加坡政府也不甚如人意。
照常舉辦的洛陽大伯公廟萬人宴
爲了解決口罩短缺問題，政府在2月初給每個家庭一次性發放了4個口罩，並一再聲明“沒有症狀就不必戴口罩”。但4個口罩顯然是杯水車薪，更不必說新冠肺炎的潛伏期長達14天，許多感染者起初並無症狀。
而至今爲止，口罩短缺的問題並沒能真正解決——我的朋友們紛紛表示，藥店依然很難買到口罩，消毒酒精也早已售罄。
民衆“爆買”的背後
持平而論，新加坡政府的防疫效果實屬不錯，絕非一些人所說的“放棄治療”。拒絕疫區來客立竿見影；而請假14天雖然不具有法律強制性，但新加坡政府會發送短信給隔離者，要求其在1小時內向政府部門發送定位。
迄今爲止，新加坡的確診病例每日僅呈個位數增加，而80多例感染者中亦未出現死亡病例，其中近半的患者已經治愈出院。
然而“心病難治”，特別是在新加坡這個“家長制政府”國家，一旦政府不能“安排”好民衆的生活，恐慌似乎是必然的。
更何況，新冠肺炎喚起了民衆17年前的“非典”記憶——2003年，SARS肆虐全球，新加坡共有238人確診、33人死亡，死亡率高達13.9%，名列世界前茅。
3年前我剛到新加坡時，老師說新加坡的國民性是“怕輸”“怕死”。我總調侃說“怕輸”也怕不過我們中國人，“怕死”我沒機會見，不曾想這次便見識了新加坡人的“怕死”。
2月7日，新加坡政府將疫情警告從黃色調整到了橙色，這已經和17年前的SARS級別持平，而更高級別的紅色從未在曆史上出現過。
這次調整迅速點燃了新加坡人的情緒。當天晚間，各大超市都出現了“爆買”生活用品的情況，肉菜、水果、衛生紙等生活必需品一售而空。
即便在晚上12時左右，許多24小時營業超市的人流依然絡繹不絕，結賬排隊至少需要1小時。
李顯龍總理也在第二天用英文、華文、馬來文三語表示物資充足、不必恐慌，而職總平價超市更實行限購以應對“爆買”。
這次“爆買”行爲之後，一些民衆又將去年10月前新加坡駐聯合國代表許通美教授“新加坡是第一世界國家，而人民素質是第三世界的”之觀點拿出來討論。
新加坡的生活物資主要依賴附近國家出口，在附近國家供應並無減少的情況下，新加坡民衆“爆買”確實沒有必要。
但我很難隨著這種輿論去指責、笑話“爆買”的民衆，17年前的曆史記憶擺在那裏，何況此次新加坡政府又難使民衆安心，那麽民衆除了“自救”又能怎樣呢？
自1月下旬疫情在新加坡發生以來，新加坡並沒有采取停班停學的措施，盡量維持社會正常運轉。對于這個相當依賴商業、服務業的小型經濟體而言，其所能承受的代價畢竟有限，但經濟不景氣已經顯露出來。
農曆新年時，媒體便紛紛報道年貨攤販和餐廳生意大幅下滑，一些餐飲業者的生意甚至下滑了5到9成。
不久前，新加坡貿易和工業部下調了2020年經濟成長率展望，由0.5%~2.5%下調爲-0.5%~1.5%——剛剛開年便預告經濟可能呈現負增長。
疾病易治，“心病”難醫
“不事生産”的學校所受的影響也不算小，我一直盡力維持生活的秩序，但完全不受影響卻是奢望。
1月26日，新加坡政府宣布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新加坡管理大學的部分宿舍需要在次日清空，以供隔離使用——這一政策不但讓被迫遷出的同學有些抓狂，也讓不必遷出、但和隔離單元成爲鄰居的同學更加抓狂。
隨後，學校要求50人以上的大課完全采取網上教學，但遠程授課畢竟不如現場教學來得好，而一些課程必要的外出參訪已經被迫取消。
至于學校的公共服務，打印店提早關門，部分食堂攤位也礙于生意冷清提早收攤。
若說以上變化多加留意畢竟可以克服，但緊張的情緒卻彌漫各處。雖然我不算害怕，也采取了充足的應對措施，但這種緊張感是無孔不入的。
平日人山人海的校園如今空空如也，購買食物前必須出示學生卡，每人每日兩次網上填報體溫並拍照存證——這些細小之處都在提示如今的生活“不正常”，至于何時能恢複正常則難以預知。
在與開頭那位海南雞飯老板對話一周之後，我依然每天都到學校，也漸漸習慣人少的校園——“非常”逐漸變得“正常”起來，但我又知道這背後的代價與成本。
我也不時用曾經台灣師長勉勵我的“處變不驚，莊敬自強”自勉——讓自己的生活少被不可控的因素影響，專心讀書思考，也算是作爲人文研究者的自尊與原則。
新加坡的情況也在好轉，連日以來每日確診人數下降、治愈人數上升，疫情控制似乎曙光初現，民衆也不再像一兩周前那般慌張。
以如今的醫學技術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將在不久之後被人類打敗不成問題，然而疾病易治，留下的“心病”卻需要長期治療。
就以新加坡本地的狀況而論：新加坡民衆還會堅定地信任“專業”“高效”的新加坡政府嗎？新加坡居民能從“爆買”的恐慌中學到什麽嗎？
新加坡華人遊客在澳洲遇到種族歧視，疾病所帶來的種族汙名化又該如何處理？人們又應該如何與不時到來的天災人禍共處？
疫情還在進行中，我們期盼它早日結束，也期盼人們從痛苦中走出，但還應該從痛苦中學到些教訓。
作者 | 王昱霄
特約編輯 | 姜雯 [email protected]
排版 | 唐俊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