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王磬
意大利“鎖國”了。
早已處于歐洲新冠肺炎疫情風口浪尖的意大利，又迎來新一輪史無前例的風暴。3月9日當地時間晚上，意大利總理孔特緊急宣布了迄今爲止最“硬核”的防疫措施：因新冠疫情嚴峻，人員流動緊急管控措施將從北部三大區推廣至意大利全境。從3月10日開始，如非工作或健康需要，禁止人員跨省流動。全國學校繼續停課至4月3日，同時暫停體育賽事與公共活動。
截至3月9日，意大利累計確診病例達到9172例，位列全球第二；累計死亡463例，致死率高達5.04%，一躍成爲主要疫情國家中致死率最高的一個。
如果將時鍾往回撥一點：在中國疫情爆發初期，意大利其實是最早對中國停航的國家之一，也是歐盟內部最早宣布全國衛生緊急狀態的國家。在2019年“全球健康安全指數”（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發布的榜單上，意大利應對大流行病的綜合能力排名爲31/195，屬于全球中上遊的水平，並在“監測疾病”、“跨境應對”等多項指數上排名全球第一。
一個醫療條件優良、應對迅速、信息透明的歐洲國家，何以被疫情肆虐至此？從2月下旬爆發社區傳染以來，意大利又經曆了什麽？
姗姗來遲的“一號病人”
僅有兩萬人口的科多尼奧（Codogno）是倫巴第大區的一個小鎮。這裏出現的“一號病人”引爆了意大利北部的社區傳染。回過頭看，沒能更早地確診這位“一號病人”，是病毒在日後得以肆虐全國的第一個伏筆。
意大利最早出現的新冠病人是一對來自武漢的遊客夫婦，于1月31日在羅馬被確診。一周之後，另一名剛剛到訪武漢的男子也在意大利被確診。由于及時發現和隔離，這三例來自中國的輸入性病例並未擴大傳染，因此也不被認爲是流行病學意義上的“一號病人”。
直到2月21日，科多尼奧鎮的醫院裏才確診了首位感染新冠的本國公民。這位名叫馬提亞（Mattia）的38歲男子沒有清晰的中國接觸史，他于2月14日出現了感冒症狀，向家庭醫生報告但未引起重視；2月18日到急診室就診時被認爲有輕微的肺炎，但由于嚴重程度尚不足以住院便讓他回家休息。2月19日，他再度回到醫院時症狀已經加劇。當時醫護人員仍然按照常規的肺炎流程進行檢查，直到一名富有經驗的麻醉師堅持要求院方爲他檢測新冠病毒感染。2月21日，馬提亞檢測呈陽性。
社交活動豐富的“一號病人”馬提亞被認爲是一名“超級傳播者”——在接受隔離之前，他將病毒傳給了至少13名意大利人，包括他正在懷孕的妻子、一位與他共同慢跑的朋友、三位他朋友父親酒吧裏的客人、八位醫院裏的工作人員和病人，並有至少一名年邁女性由于病情過重死亡。
自2月22日起，以倫巴第大區爲中心，意大利北部地區的確診病例呈指數級增長，並逐漸擴向全國。2月23日，意大利政府對倫巴第和威尼托大區的11個市鎮實施了封鎖。
高度老齡化的社會結構
早期的防疫不力爲傳染擴大播下了種子，但真正致命的是意大利高度老齡化的社會結構。
綜合來看，進入疫情爆發期之後，意大利政府的決策其實是相對迅速有力的。在發現社區傳染後的兩天內，政府就迅速封鎖了傳染疫源地的11個小鎮；當疫情進一步擴大時，政府果斷宣布了全國停課；並補貼受到疫情影響的企業。當歐洲大多數國家還在憂心檢測能力踟蹰不前時，意大利已經利用本地大學研發出的新型檢測方法，4-6小時出結果，以最大力度篩查潛在患者。威尼托大區的Vo’Euganeo鎮上有3041名居民，政府對他們全做了檢測，無一遺漏，最終篩查出77名患者。
但這些措施沒能擋住死神的步伐。截至3月9日，意大利已有463名病人被新冠肺炎奪走了生命，死亡人數僅排在中國之後；5.04%的致死率遠高于全球平均的3.4%。意大利的累計確診人數剛剛超過韓國，但死亡人數是韓國的7倍、重症人數是韓國的13倍。
從全球數據來看，患有基礎疾病的老年人是新冠易死人群，而意大利正好是全歐洲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全球排第二，僅次于日本。
意大利衛生部對前105名死者的統計顯示，他們平均年齡爲81歲，大部分爲男性。三分之二的死者生前患有2種以上慢性疾病，最常見的是高血壓，心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新冠病毒入侵後引發炎症風暴，42.2%的死者年齡在80至89歲之間，32.4%的介于70和79歲之間，8.4%介于60和69歲之間。
意大利有全歐洲最高的老年人占比——2018年的數據顯示，社會中有22.6%的人口都是65歲以上的老年人，居歐盟第一。意大利的年齡中位數45.9歲也高于歐盟的中位數42.8歲，居歐盟第二。
接近1400萬的意大利老年人口是個龐大的高危群體。政府一方面建議老人們減少出行——65歲以上、有健康問題的老人、75歲以上的健康老人，都被政府建議盡可能待在家裏；另一方面，政府于3月初宣布了全境停學，其後的考慮之一是，兒童雖然不是新冠的易感易死人群，但很有可能成爲家中老人的傳染源。
然而，一旦錯過了早期控制的窗口，總體感染人數激增，醫療資源出現擠兌，老人就是抗風險能力最弱的群體。
正常狀況下，意大利每10萬人中可保證262.5張監護病床，在歐盟國家裏排在中遊水平。但到了3月初，隨著每日新增1000例以上病例成爲常態，北方三大重災區的醫療機構紛紛發出警報：監護病床已經使用了95%，捉襟見肘。倫巴第大區甚至開始向疫情相對輕微的托斯卡納大區轉移病人。3月8日，總理不得不簽署法令，征調20萬醫護進入重災區抗疫。
醫療機構也不得不做出艱難的倫理選擇。3月7日，意大利重症監護協會SIAARTI發布了關于新冠救治的“倫理建議十五條”，指出爲了使最大多數人的利益最大化，有必要設置進入ICU的年齡限制，將資源留給“最有可能存活的人”和“生命剩余年份更多的人”。也就是說，一旦醫療資源出現短缺，醫生很有可能會優先救治年輕人，而老年人的生命則被放棄。
各自爲政的歐洲盟友
無法從外界、特別是歐洲盟友那裏獲得及時有效的援助，是意大利繼續身陷疫情泥潭的外部原因。
隨著塞浦路斯3月9日首次確診新冠病例，27個歐盟國家終于無一“免疫”。除了疫情最嚴重的意大利，德國、法國、西班牙均已有過千確診。不少觀察人士稱，新冠疫情是2015年難民危機之後歐洲國家共同面臨的最大挑戰。
1月底，意大利剛剛決定停飛中國時，曾希望可以說服其他歐盟國家也采取類似的措施。申根協定之下，如果只有一個歐盟國家限飛，效果將會十分有限。但大多數歐盟國家拒絕了這個請求，只有捷克也決定限飛。
上周，意大利嘗試通過歐盟民事防護機制（EU’s civil protection mechanism）向歐盟請求防護物資的支援，但遭到了成員國的拒絕。意大利原本希望，歐盟可以協調成員國進行物資采購，再按照疫情嚴重程度分發給各國。不過疫情之下，成員國大多自顧不暇，希望把口罩等防護物資留在本國使用。目前德法均禁止了口罩出口。上周末，德國還攔截了一輛開往瑞士的口罩貨車。
作爲一個超國家組織，歐盟對成員國的約束能力非常有限，更多是扮演一種協調的角色。一位歐盟外交官對Politico表示，衛生政策“是國家職能，而非歐盟的職能”，歐盟不能幹涉成員國是否停飛、是否封城、如何調配防疫物資。歐盟職能只是助推成員國讓它們各自進行協調。
歐洲疾控中心（ECDC）是歐盟下屬的傳染病防治協調組織，成立于2003年非典爆發之後。2月24日，歐洲疾控中心同世衛組織一道向意大利派出了專家組。但有批評聲音指出，歐洲疾控中心並未在新冠疫情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英國《金融時報》發表社論，指歐盟應適當放松財政紀律以協助意大利應對疫情。歐盟要求成員國的赤字率不超過3%。目前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北部地區正是意大利的經濟引擎。適當松綁、政府多一點增加預算的空間將有利于疫情防範，而歐盟尚未作出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