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娃娃可以不問世事，無憂無慮，但我們成人能夠在困難時期依然生活安穩實爲不易，要感謝很多人幕後悉心的付出。
口述 | 陳先生
整理 | 金 姬
我是上海人，20年前因爲新加坡教育部的一個項目而有機會到當地念大學，畢業後留在那裏工作生活至今。
因爲上海人的“拎得清”，所以我在講究規則的新加坡很適應。我感覺，此次新冠疫情之下，兩地的防控措施各有千秋，都很有效。
今年1月18日，我帶著太太和2歲的女兒回上海父母的家過春節，回來前並沒有看到關于武漢疫情的任何消息。在滬前幾天照例走親訪友，出門遊玩。可不久武漢宣布封城，上海也緊急采取措施，一時上海各大公共場所、公園紛紛關閉，市民被要求在家自我隔離，減少不必要外出。雖然我們並不緊張，但也還是老老實實宅在家裏過年了。
宅在上海家中的同時，還得不時關注新加坡對于疫情的一舉一動。新加坡是1月23日出現第一例確診病例的，最初的幾個病例都是來自武漢的遊客。當時曾有新加坡民衆建議政府禁止所有中國人入境。新加坡教育部長王乙康當時代表政府出聲，說要“將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號召新加坡人不要對外來人口有排斥心，應當齊心協力共渡難關。這給了年後即將回新的我們吃了些許定心丸。
我們一家三口根據預訂的行程于1月27日年初三飛回新加坡。我們戴著口罩前去浦東機場，在上海也好，在轉機的香港也好，遇到的每個人也都是口罩嚴實，行路匆匆。機艙裏交談的人變少了，不少人閉目不語，氣氛有些沉重。但淩晨時分抵達新加坡樟宜機場後，卻並沒有發現有嚴格的檢疫措施，特別令我驚訝的是，作爲機場海關門戶的邊檢人員，居然沒有一個人戴口罩。
我在上海機場時就接獲信息，新加坡政府規定教育部旗下的所有大中小學校和幼兒園，對近期訪問過中國的職員和學生須強制14天在家隔離。
對于員工來說，這是特別應對疫情的缺席假(Leave of Absence)，不扣薪水，不計入年假病假。在學校工作的我和上幼兒園的女兒必須從回新後立即遵行。太太所在的銀行由于太多員工回中國過年，基于安全的考慮也要求所有中國返新員工遵守缺席假規程。新加坡政府爲申請缺席假的員工向公司補貼每人每日100元新幣（約合人民幣500元），以減小公司損失。
于是我們一家三口在向公司學校彙報確認後，都開始了在家14天自我隔離的體驗。幸好最初的缺席假只規定減少不必要的外出，並不絕對禁止外出。天一亮，我們第一件事情就是趕到超市，采購了很多食材和生活用品補充空空如也的家庭物資儲備。當時超市內貨源充足，人很少，戴口罩的人更是見不到幾個。
這些加上在機場的所見，讓我們初次體驗了新加坡與中國不同的應對疫情方式。
居家隔離14天，疫情愈來愈嚴重
在家隔離期間，生活上倒沒有什麽影響，工作也可以上網做，最難熬的倒是我家小朋友。平時我們家的帶娃風格就是常常帶著外出，周末兩天幾乎都是早出晚歸在外面玩得嗨。她打自有記憶以來就從未那麽久不出門的，非常不習慣。因此，一開始家裏的這只小“神獸”時不時發點小脾氣，要求我們陪她玩，隔三岔五還嚷嚷著要“陪爸爸媽媽”去樓下轉轉。這些天，我們夫婦把家裏囤積的玩具玩了個遍，實在娃忍不住會乘人稀少的時候在家附近轉上一會。之前不怎麽看動畫片的娃還養成了每天晚上八點看上半小時的作息習慣。小朋友學習能力非常強大，14天不到，用手機點看視頻玩得遛遛的，還會突然用遙控器關掉老爸老媽看的起勁的電視節目，以求得關注。
隨著中國之後患者人數的大量增長，新加坡出現更多的輸入患者，新加坡針對疫情的政策漸漸緊了：
我回來後沒幾天，缺席隔離令就強制推廣至所有公司。
2月7日，在我居家隔離第12天的時候，由于新加坡開始出現最近未出過國的本地公民感染新冠肺炎，新加坡將疾病暴發應對系統應對級別從黃色調高至橙色，開始禁止最近14天去過中國的普通訪客入境（新加坡公民和在新長期工作者例外）。
新加坡民衆一時間緊張起來，超市出現了搶購人潮，貨架上生活必需品被一掃而光。好在“恐慌式”的搶購只持續了一兩天，隨著生活物資迅速補充而迅速平息。
與此同時，各方對于防控疫情更加嚴格。就拿居家隔離來說，我因回來的早，這十幾天是沒人來檢查的，全靠自覺。比我晚到新1周的隔離人士則會每天早晚兩次收到人力資源部的短信，必須立即回複以確認位置，判定是否在家隔離。到2月14日，政策又進一步嚴格，所有居家隔離人士被禁止離家，會由政府安排的人員提供生活必需品。
新加坡2月中旬規定，從中國入境人員必須居家隔離14天，其間不得外出
確診人數日漸增加，我卻選擇摘下口罩生活
我家解除隔離後，小朋友歡歡喜喜回幼兒園，我也照常去公司上班，太太公司則選擇分流上班，一周去公司，一周在家辦公。
一開始我還戴著口罩出門，但是兩個星期後漸漸放棄了。一方面，外面戴口罩的人不多。我每天通勤單程要1小時，公交換地鐵。據我目測車上乘客戴口罩的比率平均只有1/3左右。車廂照例擁擠，乘客間貼得很近。偶爾聽到一兩聲咳嗽，我起先心裏難免會有一些疑慮，也有看到有乘客循聲而視，卻沒有任何人有避開的動作。
另一方面，戴口罩時間長了，反倒有呼吸不適，喉嚨幹燥的感覺。想要咳嗽，但衆目睽睽之下又怕引起不必要的誤會。時間一久，憋得難受，心跳也不由得更快，人的心理不由得起了微妙的變化，會憂慮自己是否中招了，越想就越不舒服。找機會趁人不注意退下口罩，猛地呼吸幾口無過濾的空氣，頓時舒暢無比，不適“症狀”也煙消雲散。這麽幾次下來，我就果斷放棄了戴口罩。
至于女兒就更不樂意了，往往剛給她戴上，小手兒立馬就褪下來。我心也大，根據確診記錄中嬰幼兒患者比率極低，且嬰幼兒自愈能力較成人強的信息，索性不戴就不戴吧。
看到這裏，難免有朋友會責怪我“佛系”。正巧新加坡的防疫政策也被很多國內的朋友诟病爲“佛系”。
這最早和新加坡總理李顯龍2月8日對公衆關于疫情措施的講話有關。李顯龍在講話中提到：“如果確診人數持續攀升，進行密切接觸者的追蹤也將無濟于事，若繼續讓所有可疑病例住院和接受隔離，醫院將應付不來。一旦出現這種情況，而新冠病毒的死亡率維持在一般流感的低水平，政府將鼓勵只出現輕微症狀的人去看家庭醫生，在家休養。只有年長者、孩童和有其他並發症的人得入院，以便集中醫療資源。”
李顯龍告知民衆正確面對疫情
另外，政府應對口罩缺貨，所宣傳的預防傳播最有效的方法是保持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即勤洗手、避免用手觸摸臉部。若有咳嗽或流鼻涕等呼吸道疾病症狀，才需要戴口罩。
光看這段文字，包括我本人在內、經曆了中國國內嚴格的隔離控制陣仗的人們自然會有擔憂。但經過更多的了解，我感到新加坡如此“寬控”的背後，有著非常細致的考量。
首先科學研究發現冠狀肺炎病毒不耐高溫高濕的環境。新加坡常年溫度30度以上，濕度更是達80%-90%。病毒的活性因此大大減弱，傳播危害性較國內冬季環境低了許多。這是新加坡“寬松”政策的首要前提。
再者，病毒目前還沒有有效的治療方法。所謂治愈主要是靠個人的抗體來殺滅病毒。醫院的有效治療手段主要是幫助特定弱體質人群控制病毒影響的其他並發症狀。所以，讓症狀輕微的患者和疑似患者在家隔離，通過與醫院密切聯絡及時反饋，效果也不會有什麽差別。新加坡人以遵紀守法聞名，絕多數人也不會在隔離期到處亂跑傳播病毒，這點也還是信得過的。新加坡就醫本就有二級體制，生小病都去私人小診所，要去大醫院，除急症外，也要先通過私人診所醫生預約才能成行。這樣有效緩解了大醫院的資源緊張問題。在特別疫情下，這個體制當得到維護，以保證有效醫療資源最有效地使用。這也是“不接收輕微病人”的原因所在。
至于不“鼓勵”戴口罩，倒是個無奈之舉。當前市場上口罩確實非常緊缺，只能優先供應醫務工作者。在2月初，新加坡政府曾通過多渠道收集，給每戶居民派發了4個口罩，共500多萬個，也算盡了點本分，但依然杯水車薪。
新加坡政府發放的口罩上面寫明：健康人不需要戴口罩
有趣的是，2月18日新加坡貿工部長陳振聲和中華總商會的內部會議中曾私下就此事吐槽：有居民問我，“我一家五口人，四個口罩不夠用怎麽辦？”陳回答說，“生病了才用。”繼續問，“五個人同時病了怎麽辦？”陳說，“那就全家送入醫院治療隔離，都不需要用到你家那四個口罩了。”
吐槽歸吐槽，會意一笑了之。但陳部長指出，即使有數千萬的口罩，也是遠遠不夠用，應當優先使醫護人員得到保障。國人應當保持冷靜，理性渡過難關，並且還要考慮得更長遠一些，要對之後可能的經濟難關進行應對。這說的其實都是大實話。
其實，新加坡防疫治療工作還是非常細致負責的。衛生部會對每位確診病例的傳播史都進行詳細的排查，如何感染，接觸了哪些人群，去過哪些地方都要試圖搞清楚，並且盡可能聯絡上所有病患密切接觸過的人，安排他們的隔離，檢查措施。相關資訊公衆都可以在新加坡衛生部的網站上查詢到，讓大家及時確切地了解到疫情的發展情況。這些細致的工作不怎麽爲國外媒體所報道，卻是保障新加坡疫情安全可控的重要措施。
新加坡國家傳染病中心（NCID）負責收治確診病例
時至今日，中國國內的疫情俨然已經漸漸順利進入下半場，但疫情在世界很多國家大面積暴發，新加坡的確診病例也隨之猛升至212人（3月14日數據），形勢依然嚴峻。
而我一家在新加坡的日常生活依舊安穩地繼續著，似乎也沒有受什麽大的影響。現在我還時常回想起在上海時一家三口坐在公交車上的一段經曆：彼時全國疫情剛剛開始，氣氛有點小緊張，但女兒在車上依然天真無邪地哼起“what a wonderful world”（何爲精彩世界）的歌。我想起自己一邊聆聽稚音，一邊望著窗外夜景的情景，感慨萬分。小娃娃可以不問世事，無憂無慮，但我們成人能夠在困難時期依然生活安穩實爲不易，要感謝很多人幕後悉心的付出。正是有了這些周到的考量和細致具體的措施，讓像我一樣生活在新加坡的人，能夠盡可能以以往正常的生活方式，安心地面對疫情。我覺得新加坡疫情依舊是樂觀可控，有信心可以安然渡過難關。
征集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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