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沉迷于重溫《紙牌屋》的我，怎麽也想不到，2020年第一個“出圈”的國際新聞，竟然比美劇還刺激。
“開年大戲”《戈恩跑了》的大致劇情如下：在東京被監視居住的著名嫌犯、日産汽車前董事長卡洛斯·戈恩，在2019年最後一天發表簡短聲明，稱自己已經身在黎巴嫩貝魯特。隨後，黎巴嫩外交部證實了這一消息，但表示不知道戈恩是如何離開日本、抵達貝魯特的。
號稱不知道內幕的黎巴嫩很淡定，日本看起來是真懵了，畢竟日本和黎巴嫩之間連引渡協議都沒有。1月2日，國際刑警組織針對戈恩發出“紅色通緝令”。但還是沒有人說得清楚，一個大活人，還是接受嚴密監視的嫌犯，是怎麽在日本警方眼皮子底下金蟬脫殼，進而瞞過海關邊檢、逃出生天的？
“不明覺厲”的逃亡
這種時候，“知情人士”向來最聒噪。在“知情人士”們提供的各種說法中，流傳最廣的版本是，戈恩妻子雇傭了一隊僞裝成樂隊的前特種兵，進入戈恩在東京的豪宅，表演完後把戈恩藏在樂器箱裏，運上私人飛機，從大阪關西機場離開。恐怕只有好萊塢的編劇敢這麽寫，吃瓜群衆能不興奮麽？不過除非日本警察、海關集體犯傻，這個故事不大講得圓。黎巴嫩透露的信息，則讓劇情更加撲朔迷離，比如他們聲稱戈恩是用法國護照合法入境的。但戈恩的四本護照按說都不該在自己手上。戈恩自己的回應更充滿“霸道總裁”範兒，逃亡計劃都是他獨自一手操辦的。彼此對不上的信息、甚囂塵上的陰謀論混雜在一起，千言萬語彙成四個字，不明覺厲。
在汽車行業，戈恩幾乎是帝王般的存在。身陷囹圄之前，他一手推動了“雷諾-日産-三菱”聯盟，一度同時執掌這三家公司。但不懂車的人，比如我，此前對這個神似憨豆先生的汽車大亨幾乎一無所知。
戈恩的逃亡之所以能“出圈”，除了百思不得其解的劇情，還因爲背後的“權鬥”元素。2018年11月，戈恩在羽田機場被捕，隨後被控以瞞報巨額薪酬、挪用公款等多項罪名。之後的半年內，戈恩經曆了四次被捕、兩次保釋，最終保釋金累積達15億日元，折合成人民幣將近1億元。許多人相信，是時任日産CEO西川廣人在背後捅刀。而西川和戈恩一度是“親密戰友”，2017年西川出任CEO，還是戈恩推薦的。戈恩讓西川接手，自己則更專注于雷諾以及促成更廣泛的聯盟。陰謀與背叛，仿若權鬥戲裏的常規橋段，不禁讓人想起《紙牌屋》裏安德伍德說的“不做獵手，就做獵物”。
據說戈恩最愛的電視劇是《權力的遊戲》，不知道他當時有沒有心生被拉下“鐵王座”的悲涼感？
“逆襲神話”的AB面
“鐵王座”，權鬥戲，豪宅裏的007。“勝利大逃亡”之後，戈恩把權鬥與諜戰元素湊齊活兒了。但“戲劇化”這個形容詞，顯然只觸及到了戈恩事件的表面。
雷諾和日産的聯盟，加上後來加入的三菱，曾被視作全球化時代的革新模範。上世紀九十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的影響蔓延到制造業，日産連續七年虧損。1999年，戈恩及其身後的法國雷諾接過燙手山芋，以雷厲風行的改革讓日産在短短兩年內就扭虧爲盈。戈恩的手腕其實很招人恨：裁員2.1萬人，關閉5家工廠，減少一半零件供應商。這不僅沖擊了當時在日本企業中還很根深蒂固的“終身雇傭制”，也顛覆了企業間大家庭般的合作關系。然而在逆襲神話面前，日本人的興奮和震驚掩蓋了背後的文化沖突和利益觸動。戈恩那時候在日本幾乎成了半人半神般的存在，從媒體到政界，都試圖借助戈恩方案反思“日本式經營”。更關鍵的是，日産改革的成功仿佛證明，通過技術合作共享，截然不同的文化也能無縫融合。
然而這只是故事的A面。B面是，汽車制造業在日本是引以爲傲的民族産業，也自然牽扯巨大的本土利益。走出困局之後，戈恩的進一步國際化舉措，比如公司內部英文化、積極啓用外國管理者，引起的不適逐漸凸顯。改革時期，戈恩的大刀闊斧實用有效，但改革成功之後，牢牢掌握控制權的強勢風格卻容易引起反彈。在日籍管理者那裏，“獨裁”成了對戈恩被抱怨最多的點。
在他2007年的一本書中，戈恩把他締造的汽車聯盟中的夥伴關系比喻成“夫妻”，還說聯盟之所以不斷進步發展，是因爲它尊重個體和文化特性。但在一些日本批評者口中，他們之間是“母子”關系，本質並不平等。而且處于“子”位置的日産很憋屈，他們的銷量遠超過雷諾，在聯盟內的占股比與話語權卻遠不如雷諾。這種關系結構，是這個松散聯盟中矛盾的核心。從大約2011年起，戈恩就開始推動兩家公司之間更緊密的關系，這讓矛盾逐漸激化起來。
權力失衡、利益沖突、“大戰一觸即發”，這些國際關系理論中的經典話語，套用在兩家企業的恩怨之中毫不違和。
故事該如何講下去？
更何況，戈恩事件前前後後，始終與民族主義情結糾纏。日産最大的痛點是“獨立性”，它最怕看到的就是被雷諾吞並，從而“淪爲”一家法國企業。事情發展到戈恩被捕這麽慘烈的一步，也是這種恐懼的極致表現。法國政府持有雷諾15%的股份，日本政府養老投資基金是日産的股東之一。兩家公司的博弈背後，隱約也有國家意志暗中較量。尤其日子都不好過的時候，算盤就打得響。2015年法國曾試圖增持雷諾股份，當時的經濟部長正是現在的總統馬克龍。馬克龍在總統選舉時就呼籲“作爲生産國東山再起”，汽車制造産業鏈長、又很能拉就業，被惦記也是意料之中。還有日本專家擔憂，日産問題會變成“日本優先和法國優先之間的碰撞”。
跟汽車聯盟沒什麽直接關系的黎巴嫩也很有意思。在這個國家，戈恩被視作在海外成功的公民典範。2018年11月戈恩被捕的時候，貝魯特街頭出現了一塊廣告牌，寫著“我們都是卡洛斯·戈恩”，其内政部长更信誓旦旦，“黎巴嫩的凤凰不会被日本的太阳烤焦”。
戈恩出生在巴西，父母都是黎巴嫩後裔。幼年時戈恩隨父母搬回黎巴嫩，青年時代在法國求學，畢業後進入跨國企業，開始在商界縱橫捭阖。他同時擁有法國、巴西、黎巴嫩三國國籍。戈恩的個人經曆，和全球化的時代背景微妙互文。
放在眼下全球化受挫、民族主義擡頭的時代語境中，戈恩身陷囹圄又完成“好萊塢式逃亡”的離奇經曆，也算是貢獻了一個“經典”故事。以自由開放爲原則的全球化經濟秩序中的裂痕，也能從戈恩事件中管窺。
目前看來，日産與雷諾的聯盟關系並未崩塌。尤其是法國政府，將其上升到戰略高度，去年6月甚至含糊放出口風，爲了鞏固聯盟關系，可以考慮減持雷諾股份。但這個昔日“革新模範”的故事怎麽講下去？“全球化”這個大故事，又會沿什麽樣的故事線發展？這很值得憂思。
（文/張靜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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