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後，美國作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旅程行將告一段落了嗎？很多人認為是的，他們看到一個崛起中的中國正準備趕上甚或在不遠的將來超越美國。畢竟，以很多指標衡量，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縱然放緩了，很多年後仍將勝出美國。國庫充盈的北京動用其新的財富贏得了朋友，遏制了敵人，將其軍事力量加以現代化，並積極在其外圍地區伸張主權。因之，對很多人來講，問題不是中國是否將成為超級大國，只是還需要多久成為超級大國。
但這是一廂情願或糟糕透頂的想法。經濟增長不再如過去那樣直接轉變為軍事力量，這意味著，崛起中大國的崛起和傳統大國的衰落，如今都較過去更加困難。並且，因在科技方面落後許多，作為具備成為美國真正全球夥伴之天然潛質的唯一國家，中國還面對較先前崛起中的國家更令人氣餒的挑戰。即令美國在經濟方面的主導地位已不復巔峰狀態，其在軍事方面的優勢並未喪失，其遍布全球的聯盟體系也是如此，該聯盟體系構成現存自由國際秩序的核心(除非華盛頓不明智地決定予以拋棄)。與其期待國際政治中的權勢轉移，每個人都應當開始習慣於一個美國在未來幾十年里依舊充當唯一超級大國的世界。
持續的支配地位將幫助美國抵禦最嚴重的傳統國際危險，即當代世界主要大國之間的戰爭；還將賦予華盛頓諸多選項，以應對諸如恐怖主義這樣的非國家威脅和氣候變化這樣的跨國挑戰。但也將令美國承擔領導責任，並迫使美國在亟需優先處理的多項急務中做出選擇，特別是在財政狀況愈發拮据的情形下。如俗諺所說，大國就要承擔重大責任，並且，扮演領頭羊的角色將要求華盛頓展示一種美國外交政策一直以來往往欠缺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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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的國家財富
預言中國未來的大國地位時，人們太多強調了該國迫在眉睫的國內挑戰：經濟趨緩，環境受到污染，腐敗無所不在，金融市場危機重重，社會安全網付之闕如，人口快速老齡化，中產階級焦慮不安。但即便這些問題確實有害，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的真正短板卻另有其事：與美國相比，中國的專業技術水平低下。相較於以往崛起中的大國，中國要與領先的大國一爭高下，存在大得多的技術差距。中國或許出口了一個又一個貨櫃的高技術產品，但在一個生產全球化的世界，那並未揭示太多意義。中國全部出口產品的一半由經濟學家所稱的「加工貿易」構成，這意味著中國是進口零部件用於組裝，然後再出口。這些中國出口產品中的絕大多數並非由中國公司，而是由來自更已開發國家的企業掌控。
技術實力更能反映專業知識的國家源頭，一旦以技術實力來衡量，中國的真正地位也就一清二楚了。比如，世界銀行智慧財產權使用付費數據顯示，美國毫無疑問是創新技術的首要來源，2013年以其1280億美元的收入傲視全球，是處在第二位的國家日本的四倍還多。相形之下，中國大規模進口技術，但出讓其智慧財產權使用所獲得的收入尚不到10億美元。技術差距方面的另一個顯著指標是所謂三方專利數量，即在美國、歐洲和日本登記的專利數量。2012年，將近14000件這樣的專利誕生於美國，而中國僅有不到2000件。科學和工程領域最有影響文章的分布揭示了同樣的內情：美國占了這些文章的幾乎一半，超過中國所占比重的八倍。那些文章屬於被引用次數最多的百分之一，由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統計而得。進一步分解諾貝爾物理學獎、化學獎和生理或醫學獎，結果也是如此：自1990年以來，主要在美國從事研究的獲獎者有114人，主要在中國從事研究的獲獎者為2人。
恰恰是因為中國經濟與美國經濟差別巨大，作為引發權勢轉移預期的衡量指標，國內生產總值(GDP)大大低估了這兩個國家之間真實的經濟差距。一方面，中國目前施加於其環境的巨大破壞對計算其GDP有利，即令這種巨大的破壞久而久之將縮短人們的壽命並增加環境整頓和衛生保健方面的費用，而最終削弱經濟能力。另一方面，設計GDP這樣一個指標，最初是為測算二十世紀中期的製造業經濟體，因之，一個國家的生產越是基於知識，越是全球化，其GDP就越是低估其經濟的真實規模。
聯合國新開發的一項統計數據間接呈現出GDP誇大中國相對實力的程度。這一數據被稱作「包容性財富」(inclusive wealth)，代表迄今為止經濟學家計量一國財富的最系統努力。如一份聯合國報告所解釋的那樣，該數據清點的是一國三個領域中的存量資產：「(1)製造資本(道路、建築、機器和裝備)，(2)人力資本(技能、教育、健康)以及(3)自然資本(底土資源、生態系統、大氣層)。」三項總計，美國的包容性財富達到將近144萬億美元，是中國32萬億美元包容性財富的4.5倍。(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2015年中國GDP為67.67萬億元。以2015年12月31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計算，2015年中國GDP總量相當於10.42萬億美元。據媒體估算，2015年美國經濟總量大約為17.87萬億美元。這相當於中國GDP的1.7倍。——譯註)
中國經濟相較於美國經濟的真實規模，或許居於GDP數字與包容性財富數字之間，誠然，後一種測算未曾受到與GDP同樣水準的審核。然而GDP的問題在於，它衡量的是流量(通常是一年內生產的商品和服務的價值)，而包容性財富衡量的是存量。如《經濟學人》雜誌所言：「依據GDP來測算一個經濟體，就好比通過季度利潤而不曾瞄一眼資產負債表來判斷一家公司。」因為包容性財富衡量的是一個政府可令人信服地加以利用以實現其戰略目標的資源池，所以，在考量地緣競爭時，它是更有裨益的度量標準。
但不論如何比較美國經濟與中國經濟的規模，顯而易見的是美國在將其資源轉變為軍事力量時具備強大得多的能力。以往，崛起中的國家與處在領先地位的國家擁有相似的技術水平。比如，十九世紀晚期和二十世紀早期，美國在技術方面並不落後於英國很多;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並不落後於先前的協約國很多;冷戰早期，蘇聯在技術上並不落後於美國。這意味著，當這些挑戰在經濟上興起，它們可以很快就構成對處在主導地位的大國的嚴肅軍事挑戰。但如今，中國在技術方面的相對落後意味著，即便其經濟持續前進，中國要在軍事方面趕上並成為一個真正的全球戰略夥伴而不僅僅是自家鄰近地區的重要角色，也將並非易事。
假如所有美國用來獲得超級大國地位的只是在本地動用武力的能力，那麼中國與美國之間在技術和經濟方面的差別就不會有太多重要意義。但美國之所以是超級大國，是因其具備在全球範圍內採取行動的能力，而獲得那種能力的門檻很高。那意味著擁有政治學家巴里·波森(Barry Posen)所稱的「共有權控制力」(command of the commons)，也就是說，擁有對空中、太空和開放海域的控制，以及用來管理這些勢力範圍的必要基礎設施。當人們衡量形成這種能力的十四類系統(從核攻擊潛艇到衛星再到運輸機的所有一切)時，美國在每一領域所向披靡的優勢也就顯示出來了，這是數十年來多方面進步的結果。對中國來講，在這些領域中的任何一個，要接近美國的實力都可能花費極其漫長的時間，更不要說在所有領域了。(巴里·波森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系教授。——譯註)
一方面，美國已建立起紮實的科學和工業基礎。中國正在迅速拓展其技術輸入，其研發支出和擁有科學和工程學位的畢業生數量也在迅速增長。但任何國家可以在這些事項上躍進得多快，是有限度的，並且中國的進步方式中存在多種多樣的障礙，如缺乏有效的智慧財產權保護、資本分配方式效率低下。考慮到其政治體制僵化，要改變那一方式是極其困難的。雪上加霜的是，中國要追趕的目標並非一成不變。2012年，美國在軍事研發方面花費了790億美元，這一數字是中國估計支出的13倍以上，所以，固然中國進步神速，或許仍不足以彌合差距。
其次，美國花費了數十年時間致力於獲得先進的武器系統，久而久之這些系統卻變得愈發複雜。1960年代，開發飛行器大約需要五年時間，但到1990年代，隨著零部件和代碼行的數量急劇增加，這個數字變成了十年。如今，設計並製造最先進的飛行器要花費十五到二十年時間，軍用衛星甚至耗時更長。所以，即便另一國成功建立起科學和工業基礎來開發賦予美國共有權控制力的那些類型的武器，到其能夠實際上擁有那些武器，也可能存在漫長的時間間隔。甚至中國的國防計劃制定者也認識到了挑戰的規模。
共有權控制力還要求具備管理多門類巨型國防項目的能力。儘管人們對軍工產業集團的罪惡和五角大樓內部的「浪費、作偽和濫權」非議不斷，但在美國，過去許多個十年里，研究實驗室、承包商和官僚兢兢業業，早已具備這樣的專業知識，而它們的中國同行並不具備。這種「從實踐中學習」的經驗屬於組織而非個人，只能經由實物示教和現場授課來傳遞，因之，網絡竊取或其他形式的間諜活動並非獲取這種經驗的有效捷徑。
中國的國防工業仍處在搖籃時期，如學者理察·畢勝戈(Richard Bitzinger)與其同事所認為的那樣：「除開少許卓越的成就如彈道飛彈，中國的軍工產業集團並未展示出多少設計和生產相對先進的傳統武器系統的能力。」比如，儘管已投入巨量資源，中國依舊無法大規模製造高性能飛機發動機，只能轉而依賴次等的俄羅斯樣機。在其他領域，北京甚至不去操心與其他國家一較高低的問題。以水下作戰為例，中國在反潛艇作戰方面裝備低劣，且甚少做出改進。中國只是目前才有能力生產核動力攻擊潛艇，這種潛艇在安靜性方面可與1950年代服役於美國海軍的多類潛艇媲美。但自那以後，美國政府已投資數千億美元並耗時六十年，用於製造目前這一代達到完全靜音水平的維吉尼亞級潛艇。(理察·畢勝戈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譯註)
最後，需要有一整套非常特別的技能和基礎設施，才能實際上啟用所有這些武器。啟用這些武器有難度，不只因為武器本身偏向於極度複雜，而且因為通常需要協調一致才能啟用。比如說，部署一隻航空母艦戰鬥群所耗費的努力複雜到難以想像;數量眾多的編隊艦隻和作戰飛機必須實時協同行動。甚至那種可能看上去簡單的系統也要求具備複雜的周邊環境方能真正發揮功效。比如，只有當一隻軍隊配備訓練有素的人員來操作，並且具備快速搜集、處理無人機獲取的信息並依據那些信息展開行動的技術和組織能力，無人機才能發揮最大的效用。為獲得共有權控制力而開發必要的基礎設施，可能耗費任何一支軍隊相當漫長的時間。並且，考慮到這樣的任務高度重視靈活性和委任制，中國的中央集權而且等級森嚴的武裝力量與之尤其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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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次局面不同了
唯獨在1930年代，日本擺脫了嚴重衰退並異變為一部暴虐的軍事機器;德國從一次大戰後軍備遭到解除的失敗者，改頭換面而成為有能力征服歐洲的戰爭巨頭;蘇聯則從戰爭和革命中復甦，成長為令人生畏的陸上大國。下一個十年見證了美國一騎絕塵，從軍事上的落敗者迅速成長為全球性超級大國、蘇聯緊隨其後的歷史。今天，絕少有人嚴肅預判再發生一次世界大戰甚至是冷戰，但很多觀察人士認為，這些往事只是揭示出，一旦試圖從它們的經濟中攫取軍事能力，國家可以多麼迅速地變得危險重重。
但眼下正在發生的事情，並不是你爺爺那一輩的權勢轉移。擁有必要的經濟資源，是中國由強國成長為超級大國征途中第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中國是否很快就將擁有這樣的資源，這一點可以討論。但只作為一個巨型經濟體，中國將無法成為世界第二超級大國，也不大會克服下一個巨大的障礙，即獲得必要的技術能力。在那之後還存在這樣的挑戰：將這種潛在力量轉化為對全球性力量投射而言是必須具備的全方位覆蓋的系統，並學習如何運用這些系統。這些步驟中的每一步都費時費力，並且困難滿滿。結果是，中國將長期繼續徘徊在強國與超級大國之間的某個位置。你或許會稱其為「新興的潛在超級大國」：因其經濟上的增長，中國已擺脫強國之列，但在有可能獲得經濟和技術能力以成為超級大國之前，中國尚有漫長的路要走。
另有其他事項削弱了中國謀求超級大國地位的努力：迫令中國做出必要獻身的刺激力量微不足道。美國將其無遠弗屆的軍事能力歸因於冷戰帶來的關乎生死的強制性要求。假如決策者不曾面對挑戰，要去制衡蘇聯這樣一個有可能主宰歐亞大陸的超級大國，美國絕無可能承擔它所承擔的重任。(蘇聯崩潰二十五年之後，俄羅斯擁有世界第二強大的軍事能力，這實際上並不令人驚訝。)今天，中國並未遭遇類似冷戰那種推動美國在其軍事領域進行巨量投資的壓力。相較於過去的蘇聯，如今的美國是遠少威脅力的超級大國：不論中國決策者認為美國的外交政策令局面有多惡化，冷戰期間將華盛頓調動起來的那種程度的恐懼都不可能形成。
對中國甚至更加不利的是，因長期以來擁有引以為傲的盟友網絡，美國幾乎沒有動力放棄其控制力。美國的盟友名單可以解讀為囊括了當今世界最發達的經濟體，這些夥伴降低了美國維持其超級大國地位的代價。美國的國防開支在1990年代末期大約相當於GDP的3%，隨後十年間因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發動戰爭而上升到大約5%，目前已回落至接近3%。華盛頓能以相對小規模的付出維持一種全球性的軍事能力，部分要歸功於其盟友提供的軍事基地和它們幫助開發的尖端武器。中國唯一堅定的盟友是朝鮮，但這個國家造成的麻煩往往多過其價值。
考慮到重重障礙橫亘於中國邁向超級大國之路，以及試圖克服這些障礙的刺激力量微不足道，國際體系的未來幾乎就取決於美國是否會繼續承擔那種次要很多的責任，即維持我們和其他國家所稱的「深度介入」(deep engagement)。「深度介入」是包圍全球的大戰略，美國遵循這一戰略已有大約七十年。某種不可思議的意見轉變會造成美國真的放棄發揮其全球作用(而不是形成因美國已經如此行事而間或做出的那種神經質的、政治化了的指控)，華盛頓避免了這種意見轉變，未來數十年間將在維持核心軍事能力和盟友並遵守承諾方面處在有利地位。那些承諾包括，保護關鍵地區、支持全球經濟並在跨國問題上加強合作。
這一宏大戰略的益處會難於辨認，特別是考慮到美國近年來的外交敗筆。諸如入侵伊拉克這樣的慘敗，在在提示人們看清在海外動用武力改變他國國內政治的困難所在。但大國之目標在於阻止不利結果出現，並不亞於推動有利結果發生，在這一點上，華盛頓的成就之優異，遠超出大部分美國人的領悟。
對一個引領國際體系且在很大程度上令國際社會心滿意足的大國來講，有足夠力量去制止或者限制挑戰，事實上比有能力在邊緣地帶進一步提升其地位更有價值。數十年來，美國大戰略的一個核心目標是防止出現一個遠為危險的世界，該戰略在這方面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可以這樣衡量：歷史上常見的結局，如嚴重的安全困境擾亂一些重要地區、分崩離析的聯盟對遏制內部突圍的挑戰無能為力、武器飛速擴散、強國之間爆發軍備競賽，以及形成相互競爭的經濟或軍事集團，均付諸闕如。
假如華盛頓真的從當今世界抽身而退，更多這樣一些挑戰可能浮出水面，跨國威脅的湧現可能比現在甚至更加嚴重。縱然這樣的威脅並未壯大，假如美國不得不同時著力應付一個在穩定性方面差很多的全球秩序，處置這些威脅的任務也可能變得極其困難。即令如今美國要聚攏其盟友應對跨國挑戰間或也是棘手之事，但假如美國放棄其領導地位並退守至其後花園——越來越多的分析家、決策者和數量龐大的公眾今天正如此呼籲——美國要聚攏其盟友甚至可能更加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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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遠離誘惑
自蘇聯傾覆至今，與美國相較於其他國家顯著的力量優勢如影隨形的是其自我傷害的風險，伊拉克發生的事情正是這樣。但美國經濟地位下滑的有利效應或許在於，迫使美國領導人更加專注於美國大戰略的核心使命，而不是被捲入複雜混亂的外圍衝突。事實上，那已是貝拉克·歐巴馬總統外交政策背後的主導邏輯。然而，美國軍事上的支配地位得以維持，經濟上的主導地位正在衰落，這樣一個世界將繼續考驗美國的控制能力。主要考驗方式有四種：
首先是這樣一種誘惑：美國為謀求自我本位的收益而恐嚇或利用其盟友。美國的盟友在許多方面有賴於華盛頓，而指望它們提供贊成票作為回報——不論是支持有爭議的美國政策，避免介入美國反對的行動，還是在雙方互惠的交易中同意不平等條款——似乎是只有笨蛋才會放棄的事情。(想想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吧，他一再聲稱，美國總是在與外國人包括其核心盟友打交道時失手，而他將恢復美國贏得交易的能力。)但是，作為當代國際秩序精髓的基本約定是，假如這一秩序的成員擱置追求相對軍事優勢，加入一張由制度之網構成的密集網絡，並同意遵循共同的規範，那麼美國將不會利用其優勢地位從盟友那裡攫取不適當的回報。期待華盛頓絕不運用其優勢地位謀求更有價值的交易，大約是過分的要求，而且包括約翰·F.甘迺迪、隆納·雷根、喬治·W.布希和歐巴馬在內的多位總統在不同歷史時刻都曾如此行事。但假如太過頻繁地運用其實力以實現拘泥於自我本位的收益，而不是從整體上維護和改進這一體系，華盛頓就將承受真正的風險，即其領導地位和既存秩序的合法性遭到侵蝕。
其次，當其他國家也就是中國運用其在世界舞台上日漸增長的經濟影響時，美國將越來越多地承受反應過激的誘惑。近代多數值得重視的崛起中大國，包括德國、日本和蘇聯，它們在軍事方面的實力要強於經濟方面。相形之下，中國未來數十年間在經濟方面的實力將強於軍事方面。這是一件好事，因為對全球秩序的軍事挑戰很快就能轉變為敵意。但這意味著中國將轉而逐步強化經濟上的挑戰，這些挑戰必須加以明智應對。中國在經濟戰線上的多數舉措可能將只涉及對現存秩序進行細小或者表面性的調整，這對改善北京的聲譽至關重要，但不會威脅到該秩序的基本架構或者原則。對這樣一些舉措，華盛頓理當以克制和優雅來應對，認識到為將北京納入這一秩序而付出適當的代價，要比冒險引發其對這一架構整體發動更加根本性的挑戰更加可取。
近期圍繞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而出現的爭吵是一個有關如何避免不當舉止的有益案例。2013年，中國提議成立該銀行，用以鞏固其地位並在亞洲提供基礎設施投資。這家銀行的放貸標準最終或許較人們所期待的少了一些建設性，但它不可能對該地區造成嚴重傷害或者削弱全球經濟的架構。可美國的回應是，發起一場公共外交戰役，勸阻其盟友加入，而它們迴避了美國的反對意見，早早報名加入。這一本能反應既針對中國人提出的一項相比較而言具有建設性的動議，也針對其盟友的參與其中，這樣一來，華盛頓發起了一場不必要的零和戰役，這場戰役最終以羞辱性的外交失敗宣告結束。(與此同時，假如美國國會未能如期通過《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這可能成為甚至更嚴重的慘敗，造成海外對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嚴重質疑。)
第三，美國將面對一種總是伴隨實力而來的誘惑：在一些未牽涉其核心國家利益的地方進行干預(或者對其核心國家利益進行擴充解釋，乃至於掏空了這一概念)。這樣的誘惑可以存在於一場超級大國之間的爭鬥中——冷戰期間，如同蘇聯在阿富汗一般，美國曾在越南陷入困境——今天，美國已沒有可與其平起平坐的對手，這樣的誘惑顯然是存在的。歐巴馬小心翼翼地避免了這一誘惑。他因為將「不做蠢事」提升到了大戰略座右銘的高度而飽受批評。但假如做蠢事威脅到了美國維持其大戰略以及相關的全球存在的能力，那麼他就得分了。儘管還是遺漏了必然的結論：「保持警惕。」而在將近七十年里，「保持警惕」意味著繼續執行華盛頓的核心使命：鞏固關鍵地區的穩定，確保全球經濟和更廣闊的秩序持續釋放活力。
最後，即令核心利益受到威脅，比如在其外圍地帶遭遇中國日漸自信的立場，華盛頓也有必要避免採取過於咄咄逼人的軍事姿態。北京的「反介入/區域封鎖」(anti-access/area-denial)能力極大提升了美國在中國附近動用飛行器和水面艦艇(但不是潛艇)的成本和風險，這是事實。但華盛頓應當如何應對北京新獲得的局部軍事能力，有賴於華盛頓的戰略目標是什麼。在整個1990年代，美國對全球秩序的主導是非同尋常的，要重新獲得這一時期美國所享有的全面軍事行動自由，確實可能困難重重，而且必要的行動會增加未來發生對峙的風險。但假如華盛頓的目標更有限——確保地區盟友的安全並維持有利的制度和經濟秩序——那麼挑戰理當是可控的。
譬如，即令中國的軍事實力日漸上升，通過採取自己的地區封鎖戰略，美國還是可能制止中國的侵略並保護美國的盟友。這一手段不同於為應付一場太平洋衝突而非常多討論到的空海一體戰(Air-Sea Battle)法則，它不會去設想敵對狀態迅速升級為對中國大陸發動攻擊。相反，設計這樣的手段是用來在一場衝突發生期間將中國運用軍事能力限制在廣為人知的「第一島鏈」 即覆蓋日本、菲律賓和台灣的部分區域之內。基於這一戰略，美國及其盟友或將部署水雷和移動反潛飛彈，這樣的混合裝備與中國自身曾用來將美國水上艦艇和飛行器驅離其海岸線的裝備一樣。美國可能轉弱為強，並迫使中國在它依舊非常薄弱的一些領域與其他國家展開競爭。那些領域中最突出的是水下作戰。
這一戰略的前提是，即便有能力阻止美國水上部隊和飛行器前往接近其海岸線的區域，但中國可能還是無法將那一空間用作衝突期間向更遠地區投射軍事力量的發射台。在這樣的情形下，中國的近海水域可能變成某種無人海域，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在這一海域太多動用其水上艦艇或者飛行器。這與主導1990年代的情形大不相同，當時中國無力阻止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軍事力量無所顧忌地來往於正對著其國界線的空域和領海。但有必要全面理解這樣的變化：在數十年時間裡花費數百億美元之後，中國開始扭轉這一不同尋常的脆弱局面，這只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美國自身絕不可能接受這樣的改變。
這樣的區域封鎖戰略或將有助於解決長期問題，但同時，對應付來自中國的最迫在眉睫的挑戰基本上仍無能為力。這一挑戰是，中國正在南中國海一些人工島嶼上持續修建軍事設施。沒有簡單答案，但華盛頓理當避免做出過於咄咄逼人的回應，因為這樣的回應有可能激發衝突。畢竟，這些缺乏遮蔽設施的小型島嶼可以說並未改變整體上的軍事平衡局面，因為一旦衝突爆發，這些島嶼幾乎無法防禦。中國過分自信，結果甚至可能適得其反。去年，菲律賓歡迎美國軍隊在缺席二十四年之後再度駐紮其濱海地區。這個國家由真正的島嶼構成，擁有極為寶貴的軍事基地設施。並且，美國目前正在與澳大利亞談判，在其軍事基地派駐遠程轟炸機。
眼下，為對抗中國主張其海事權利，歐巴馬行政分支的選擇是實施所謂「航行自由」操作。但是，作為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當下國際秩序的領導國家，美國還有其他很多選擇。為令中國承擔局勢升級的責任，美國——其盟友甚至更為妥當——可以偷師中國，在該地區擴大進行半官方的研究性航行。華盛頓的另一個寶貴選項是國際法。中國正面臨日漸上升的壓力，要求將其領土爭端提交國際法庭仲裁，假如北京繼續抗拒這麼做，它將失去合法性並可能發現自己成了制裁和其他外交懲罰的對象。並且，假如北京試圖從有爭議地區攫取經濟收益，華盛頓可能推動一項流程：讓海牙的常設仲裁法庭來裁定中國非法行動的收益;在裁定中國的主權要求期間，向中國出口商品徵收臨時關稅以積累恰好那麼多的收益;隨後，一旦爭端在國際法庭裁定，即分配那些關稅收益。這一流程類似於按比例懲罰策略(proportional punishment strategy)，華盛頓曾助力將該策略確定為世界貿易組織相關條款的組成部分。不論採用何種手段，對美國的全球利益來講，重要的不是那些島嶼自身或者那些主權要求本身的性質，而是這些刺激為那一更廣闊的秩序帶來了什麼。
儘管用政治學者柯慶生(Thomas Christensen)的話來講，中國可以「製造問題而不跟進」(pose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但要害在於，美國的全球地位予其以騰挪的空間。關鍵在於利用處在守勢所帶來的優勢：如很多戰略思想家都已指出的那樣，挑戰一種固有的現狀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柯慶生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伍德羅威爾遜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教授，2006至2008年間曾擔任負責東亞與太平洋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譯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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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你自己
即令中國正在崛起，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仍要比近來的一些評論或會令人們相信的那般要更加牢固——事實上是相當牢固，乃至於對這個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國的主要威脅可以認為是在美國國內。隨著美國的主導地位從二十年前的巔峰地位有稍許滑落，華盛頓或許是受到了誘惑，因而對一個誠然令人沮喪而且難於管控的世界所固有的一些障礙反應過激，要麼主動攻擊，要麼退守家園——不論哪一種方式，都拋棄了堅忍而富於建設性的手段，而這樣的手段數十年來一直是美國大戰略的核心。這可能是一個嚴重的錯誤。那一大戰略的成功和收益所在，遠遠超出大多數人的見識，因為他們將這一戰略的主要成就——防止出現一個遠不那麼意氣相投的世界——視為想當然之事。
執意推動整頓的一項篤定無疑的做法大約是製造一場類似伊拉克戰爭那樣的災難。美國到目前為止已渡過那樣一場災難而其全球地位毫髮無損，這證明了其超級大國的地位有多麼牢靠。但那並不意味著決策者可以不斷犯錯而不受懲罰。隨著其經濟方面主導地位的滑落，美國保持了其軍事方面壓倒性的支配地位，在這樣一個世界，對想像中的威脅反應過激的誘惑將愈發強烈——與此同時，承受隨之發生的錯誤所造成代價的誤差幅度將收縮。不論人們對目前的競選都說了些什麼，美國所處的全球環境都決不能說是極度危機重重。但也不能說美國的地位固若金湯，乃至於下一位總統不負責任的政策也不會造成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