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光澤世 承前啓後
李光前逝世50年紀念特輯
早期華人漂洋過海
到東南亞討生活，
爲著希望有朝一日衣錦還鄉，
落葉歸根。
李光前在南洋發迹，
最後在此落地生根。
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
李光前一生在國家認同方面的轉變，
對後世極富教育意義。
新加坡國立大學曆史系副教授黃堅立接受《聯合早報》訪問時認爲，李光前以及南來先輩在戰後對國家認同的轉變，不能以簡單二元化的角度來看待；後人也應該了解到，現今新加坡的華族社群之認同，其實也是多元化、多層面的。
生在19世紀末晚清時代的中國福建南安鄉下，李光前10歲來到新加坡，15歲又去了南京念書，18歲再赴北京和唐山求學，又加入同盟會。因爲學校被關閉，不得已在19歲那年告別剛剛成立的中華民國，從上海乘船回到新加坡。
這幾年的曆練大大開拓了李光前的眼界，也鍛煉了他的家國思維。這時期的李光前，和許許多多從中國來到東南亞的移民一樣，心目中所認同的國家就是中國，即便從清朝經曆革命成爲民國，那都是自己和家人的祖國。作爲英國殖民地的新馬地區，雖然是國際都會，機會多，可以安居樂業，學習東西方先進的商業知識，但並不能寄托國家意識。
直到二戰之前，南洋華人的主流思維依然是中國人的身份。
黃堅立的研究指出，李光前和許多華商與知識分子一樣，都積極參加了與中國有關的南洋反日救國運動，領導新馬地區華人參加抗日。在日軍入侵新加坡的前夕，李氏與大部分家人剛好去了美國開會旅居，巧合地避開了當前的災難。直到1943年至1944年間，他預見戰爭即將結束，便開始和嶽父陳嘉庚等華商著手在福建進行投資，然而國共戰爭緊隨而來，那些投資都沒有成功。
撰文〈未來的馬來亞〉
倡議成立東南亞聯邦國
李光前大力投資故鄉南安的“國光教育村”，在馬來亞買下的第一塊橡膠種植園借用老家芙蓉村的名字取名“芙蓉園”，都顯示他在二戰之前一貫的國家意識之所系。
然而二戰結束前夕的1945年7月12日，李光前在《泰晤士報》發表〈未來的馬來亞〉一文，卻開始提出各種馬來亞建設的構想，甚至根據人種、地理和經濟的屬性，建議婆羅洲、印尼、馬來亞和泰南聯合起來，組成東南亞聯邦國。這一超前的觀念，令人聯想起後來的亞細安。
而依據這一文章所提出的構想，學者崔貴強認爲李光前的國家認同感“開始顯露了轉移的端倪”。他說：“李氏不僅認爲華僑應在此地落地生根，而且爲了生存與發展，還應與其他各民族……攜手創建一個聯邦國家。”
以僑領身份
籲華僑舍棄中國政治
黃堅立對《聯合早報》指出：“李光前人生最大轉折點應該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後，整個東南亞區域快步結束了歐洲殖民帝國的統治，陸續成立多個新興民族國家。在地的華社族群，也就棄離了以前共認的‘華僑’身份，而領取了新興民族國的國籍。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的成立及其周恩來總理參加1955年在印尼萬隆舉行的會議，也成全了這個新的趨向和局面，鼓勵一般的東南亞華人認同與效忠于他們各自在地的新國家和新政府。立足于新加坡的李光前當時也挺身而出，帶領了戰後的華商和社會團體，走向去殖民化的道路，向英殖民地政府爭取到了大衆渴望的新加坡公民權和更多的華文教育資助。”
雖然在戰前積極參加中國抗戰活動，李光前後來也充分意識到東南亞華人參與中國政治，對本身在當地的處境不利，甚至會造成新馬一帶華人之間出現分裂，因此他以商界和僑界領袖的身份，公開呼籲華僑舍棄中國政治，一心一意參與當地各方面的建設。爲此，他甚至認爲當時中國國民政府在新加坡選舉國民大會代表和立法委員的做法非常不妥，後來英國政府果真禁止這一活動。
但李光前在福建方面的教育投資仍然繼續，甚至在中國大陸政權易手後，他持續資助陳嘉庚的集美教育村和自己的國光教育村，顯見他對教育與政治並不混淆。
抗議英政府聯邦計劃
號召全馬休業
決心投入當地社會，讓李光前的國家意識與認同感轉向更加關注新馬政治體制的轉變。作爲華社領袖，他領導中華總商會積極奔走新馬各地，聯絡各地中華商會與社團，抗議各種不合理與不利于華人的政策和政制改變，包括1947年10月20日，他號召舉行全馬休業一天，抗議英國政府有意推行充滿狹隘種族主義色彩的馬來亞聯邦計劃，企圖延續殖民地統治權。
李光前不僅在商業上獨具慧眼，在政治意識上也比很多人都更有前瞻眼光和開闊的胸襟。他在強調立足本土的當兒，大力資助華社教育與文化，包括一次支出十分之一，即100萬元作爲南洋大學創建經費。但黃堅立指出，他一再拒絕南洋大學的領導職務，卻在1962年至1967年出任新加坡大學第一位本土校長，顯示他並不是單純的“華人語言和文化忠實維護者”那麽簡單。
通曉多語
跨越華教英教兩世界
黃堅立在〈身份認同的轉移——南洋企業家李光前三種形象的建構〉一文中指出：“李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商業成功和崇高的社會地位，其根本原因並非他在華人世界中的領袖角色，而是因爲他能運用通曉多種語言的能力和策略，跨越了受華文教育者和受英文教育者的兩個世界。”
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李光前一生在國家認同的轉變方面，對後世充滿教育意義。
黃堅立指出：“雖然李光前和他同代的華族人士在戰後國家認同轉變方面是一項事實，我們卻不能以簡單二元化的角度來看待，認同感是可以有多元化、多層面的顯露。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在1948年、1957年、1963年、1965年幾度的政治體系演變後爭取到和建立起兩個新民族國家，在地的華人族群都變爲馬來西亞公民或新加坡公民，但他們的國民意識形態之灌輸與建立還是需要一段時間來教育、培養。在參與政治的範圍內可以較爲容易割切，但在文化認同和意識感情上，他們還是多少保留著部分的中國鄉情和祖籍概念，並沒有完全隔離。”
黃堅立因此認爲：“我們後人也應該了解到現今新加坡的華族社群之認同，其實也是多元化、多層面的。國籍和政治效忠不一定要與文化和經濟交織混雜在一起，應該各自給予空間去發展。尤其有華文語言能力的一部分年輕新加坡公民，我們更應該鼓勵他們去接觸和接受中國文化與曆史的感染，他們就是我們未來兩國在東亞和東南亞兩個不同區域之間的橋梁。”
提攜後輩創業
日收一塊錢租金
李光前是一代大慈善家，在教育、經濟、文化和醫藥等方面都有顯著的貢獻，但有幾件事卻鮮爲人知。這些事情對他來說也許微不足道，但從中卻可探視到李光前的度量、用人和處世態度，是高尚人格的一種體現。
李光前樂善好施，受過他恩惠者不計其數，包括南安藝文社社長、道南學校校友會學術主任李成利的父輩。
上世紀50年代末，李成利的伯父李瑞金和父親李瑞文從馬六甲南來，向李光前租用南益樹膠廠屬地“柑仔園”創設瑞成碩莪粉制造廠，生産碩莪粉。李瑞金和李瑞文租用柑仔園兩三畝地，李光前每年只向他們收取365元，也就是一天一塊錢租費！
李光前和李瑞金、李瑞文是中國福建省南安縣梅山鎮同鄉，屬五服內關系，李光前是兩人疏堂伯父。聽說後輩要創業便盡力扶助，還讓他們利用擱置在樹膠廠裏的建材來蓋廠房節約開支，表現了長輩對小輩的關愛提攜。
李成利說，父親和伯父南來時只帶了一些積蓄，但要開碩莪粉廠經費還是有限。李光前的慷慨使李成利的父親和伯父沒有地租的後顧之慮，可以把更多的時間和精神投注在碩莪粉生意上。他們的碩莪粉主要供應印度尼西亞廠家制造爽身粉，生意做得不錯，員工由起初的十幾二十人增加到後來的百多人。
二戰後，整個東南亞在極左風潮的影響下，工潮不斷，到了1960年代情況仍然很糟糕。這對社會秩序及經濟發展造成了很大的沖擊。當時的瑞成碩莪粉制造廠和南益樹膠廠也不能幸免。每回南益樹膠廠發生工潮時，李光前或其長子李成義總叫廠裏的木昌伯請李瑞金協助談判調停工潮。這件事反映了李光前懂得用人之道，知道什麽人合適做什麽事，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對李光前的恩惠，李瑞金感念在心。
1963年，印馬對抗，政治局勢緊張，新加坡和印尼之間的貿易都停頓下來。瑞成碩莪粉制造廠遭受池魚之殃，到了1967年便完全停産關閉。
促有能力者多做公益
工廠結束營業後，李瑞金和李瑞文一度把空置的廠房分租給人，以維持生計。分租廠房賺了錢，有人便向李成義告狀，寄黑函抹黑，提議李家提高地租。李成利說，在業務上全權協助父親的李成義不置可否，只是私下告訴他的伯父李瑞金，希望他在有能力之時做些慈善公益。而直到80年代末柑仔園被政府征用爲止，租金仍只是一天一塊錢。足見李光前父子的度量。
也許感念李光前的恩德，李成利說，只要能力所及他的父親和伯父都會主動協助李光前父子。比如柑仔園被收回時，李瑞金就時常出面勸說租用者早點搬離。受李光前樂于助人的情操感召，60年代到80年代，李瑞金也經常爲退休的南益員工、升學有經濟困難的人，執筆寄函向李光前創立的李氏基金求助，而李光前或李成義也總是慷慨答應，然後由李瑞文代爲把支票交給受惠者。
李成利全家于1962年落戶新加坡，那時年僅七歲的李成利便經常聽父輩談起李光前，李光前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一天天高大。1987年李成利加入南安會館後，對李光前有了進一步認識，萌發用文字記錄李光前事迹的想法，但因爲資料不足一直沒有行動。
李成利多次出席中國舉辦的李光前紀念會後，看到中國對李光前的敬重，非常感慨，90年代末決定提筆書寫李光前，讓他成爲後人學習的榜樣。他的文章〈李光前，南安人的驕傲〉，也收錄在2012年出版的《南安精神與南安人》一書。
李家子嗣 薪火傳承澤惠民生
李光前育有三子三女，長子成義和次子成智先後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畢業，三子成偉于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工程系畢業，過後都在南益集團繼承父業。李成義掌管李氏基金和南益集團，李成智掌管種植業和其他投資，幼子李成偉掌管華僑銀行。
三兄弟向來處事低調，不喜曝光，卻也和父親、外祖父陳嘉庚一樣熱心公益。三個女兒中長女淑瓊曾留學英國學醫，次女淑珍畢業于馬來亞大學教育系，三女淑志曾留學美國攻讀美術。她們畢業後均先後回到新加坡服務。
李氏基金
四分三捐款用于教育
李光前在1952年把原來爲紀念其父親而成立的“李國專助學金”，易名爲“李氏基金”，並將南益集團公司的部分股份充作基金資産，專門用于資助教育、文化、醫藥、社會福利以及學業優良的清貧學生，促進社會的發展與進步。
1960年，李氏基金分別在新、馬兩地設立，以照顧不同層次的慈善需求。
1964年，李光前又將其名下的南益股權（占總股份的48%）悉數捐獻給李氏基金，使李氏基金成爲南益集團最大的股東，每年所得的股息則全部作爲永久的慈善公益用途。
運作超過半世紀的李氏基金已經爲各項慈善事業累計捐贈了數億新元的善款。所有受惠人不分種族、語言、宗教、國籍和區域的差別，一律平等對待。教育事業更是占了全部捐款總額的75%，可見李氏家族對教育的重視。
2008年，國家圖書館舉行爲期五個月的“承前啓後 繼往開來：陳嘉庚與李光前”展覽，李顯龍總理在緬懷這兩名先驅人物時指出，他們待人以誠和不屈不撓的風範至今仍具影響力，“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精神更值得現代人追思和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