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光澤世
承前啓後
李光前逝世50年紀念特輯
文／謝燕燕
李光前對文化的
貢獻是多方面的，
他曾捐贈大筆錢
倡議成立
免費公共圖書館，
又從陳嘉庚手中
接辦《南洋商報》，通過設立圖書館
和辦報普及閱讀，
提升國人的
文化素養和
知識水平。
李光前具備獨到的曆史觀，曾和中華總商會另外五名董事聯手搶救晚晴園，爲新加坡保住一座重要的曆史古迹。他所創立的李氏基金在他辭世後繼續扶持本地的文化事業，包括搶救日益式微的傳統藝術。
新加坡的公共圖書館是世人非常羨慕的一種公共服務機制，任何人隨時可以走進分布在全島各處的27座現代化公共圖書館，免費借閱書籍，增長知識。但很少人知道這一切源自李光前的真知灼見和公益精神。
國家圖書館的曆史可追溯到1823年。英殖民地政府設立本地的第一所學府新加坡書院（今萊佛士書院）時，便開設了本地首個圖書館。不過當時圖書館只讓書院師生使用，公衆想借閱書籍，必須每月繳付25分錢會費。
1845年，書院屬下的圖書館正式升格爲新加坡圖書館，但只有那些有能力每月支付2元5角費用的公衆，才有資格使用這座付費圖書館。1849年，圖書館的功能擴大，增設博物館，並于1874年7月16日易名爲萊佛士圖書館和博物館。
出資興建公共圖書館
立條件須供免費使用
二戰時期，日軍接管萊佛士圖書館，直到1945年12月才重新開放。戰後，人們對圖書館有了新的期許，有人建議設立分館讓更多人受惠，免費公共圖書館的概念也首次被提了出來。
讓這一概念開花結果的正是李光前。這位樹膠大王和慈善家在1953年捐出37萬5000元給國家圖書館，條件是圖書館必須免費開放給所有人使用借閱。
1957年8月16日，李光前爲史丹福路的國家圖書館舉行奠基儀式。這棟紅磚建築完成後褒貶不一，但它的面積卻比原來的圖書館大四倍，並成爲建國一代的共同記憶。國家圖書館大門口，曾立了一塊石碑，上面寫著“李光前先生奠此基石，這棟建築是由其慷慨捐獻所促成”。
1958年4月1日，萊佛士國家圖書館法令（Raffles National Library Ordinance）生效，標志著本地圖書館史的新裏程碑，免費公共圖書館從此成爲國人生活的一部分。
位于史丹福路的原國家圖書館，在2004年3月31日關上大門，過後被拆除，但那棟紅磚建築始終留在一代人的記憶裏。
在李光前捐巨資推動我國的免費公共圖書館的半個世紀後，李光前的長子李成義以李氏基金主席身份，延續父親推動公共圖書館的精神，于2003年捐出6000萬元支持興建現代化的新國家圖書館。這在當時是本地曆來最大筆的私人機構捐款。李成義當時曾說，捐款給圖書館是要延續他父親在世時推動教育的使命。
位于維多利亞街的新國家圖書館，把七樓至13樓的參考圖書館命名爲李光前參考圖書館，以紀念他的偉大貢獻。這個藏書超過60萬冊的參考圖書館，是研究我國和本區域最重要的資料庫之一。
接辦《南洋商報》
增派通訊員報道抗戰局勢
在推動文化方面，李光前還曾涉足辦報這一塊，于上世紀30年代接管他嶽父陳嘉庚所創辦的《南洋商報》。
陳嘉庚1923年所創辦的《南洋商報》，是本地曆史最悠久的華文報之一。靠樹膠發迹的陳嘉庚，當時生産各種樹膠制品，他最初辦報，部分原因是爲了宣傳旗下商品，節省廣告費。
當陳嘉庚龐大的商業王國在30年代的世界經濟大蕭條中受挫，面臨破産困境時，李光前所創立的南益公司剛起步不久，因規模小又沒有向銀行貸款，加上李光前善于經營，得以安然度過危機。當時新加坡的46家樹膠廠中有43家倒閉，南益是當中的幸存者。
南益在1933年把注冊資本增加到100萬叻幣。當時的合股人有李光前、李丕樹、林忠國（李光前的連襟兄弟）、葉玉堆、陳愛禮（李光前的妻子）、李玉榮（李光前的弟弟）等，李光前的家族占了72％的股份。加股後，李光前決定收購陳嘉庚在巨港的樹膠公司，之後與弟弟李玉榮一起接管陳嘉庚的餅幹廠和《南洋商報》。
他在1933年改組《南洋商報》，讓這份華文報正式脫離陳嘉庚有限公司，轉而由李光前、林慶年、李玉榮、侯西反等人承辦，並注冊爲有限公司。
根據鄭文輝所撰寫的《新加坡華文報業史1881—1972》，李家在1937年爲《南洋商報》增資，並由李玉榮接手打理業務，李光前親自出任南洋商報的董事主席，李玉榮則擔任社長兼總經理。
在李光前和李玉榮的領導下，《南洋商報》有了很大改進。他們在1938年收購《新國民日報》，把公司改組爲“南洋報業有限公司”並讓兩報同時發行。
這時期，《南洋商報》除了報道中國方面的新聞，還增加本地新聞，報道世界各地經貿情況，幫助華人經商，還增添副刊，讓報章內容更豐富多彩。
根據世界華文媒體研究中心主任程曼麗博士的研究，《南洋商報》在華北局勢吃緊之際，于1933年1月20日宣布在滬、港、粵、京、平、津等地加派通訊員，分赴各地采訪，並在1934年1月在上海設立《南洋商報》駐滬辦事處，加強中國新聞的采訪工作。
1937年爆發“七七事變”後，中國進入全面抗戰階段，新馬華人如火如荼地展開籌赈救亡運動，《南洋商報》此時的電訊版、中國新聞和本坡新聞，把最新的抗戰消息轉達給關注時局的讀者。
1940年底，正值國際局勢詭谲多變之際，《南洋商報》把中國著名報人、政論家、國際事務專家胡愈之請來主持編務工作。當時的時局混亂，社會環境異常複雜，胡愈之主持下的《南洋商報》卻有著鮮明觀點，經常在社論中撥亂反正，解惑釋疑。
其實，李光前沒當報章老板之前，就已經和報業結過一段緣。年少時立志當工程師的李光前，因袁世凱在1912年查封唐山路礦專門學校和緝拿同盟會會員被迫辍學。他回新加坡後在道南學校和崇正學校執教，同時兼任《叻報》電訊翻譯。
從拯救到發揚 傳統南音登國際舞台
李光前所創立的李氏基金，1980年至2000年之間，曾經常出手扶持戰前創立的湘靈音樂社，對拯救日益式微的傳統藝術不遺余力。
古典曲藝南音源自福建泉州地區，那也是李光前的家鄉。
1977年出任湘靈音樂社社長的丁馬成，在本地和國際南音界是位響當當的人物，他曾以不屈不撓的精神，挽狂瀾于既倒，對即將銷聲匿迹的古南音進行大膽改革，把南音帶上世界舞台，帶動中國、台灣、香港、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及馬來西亞的南音發展。
丁馬成當年積極促進南音的發展，曾得到李氏基金很大的助力。在政府還未撥款扶持本地傳統藝術的年代，李氏基金的捐助對湘靈的生存，以及對南音的發展至關重要。
那時候如果沒有李氏基金和其他支持者出手扶持，就不會有今日備受看好的湘靈。
12歲便跟隨丁馬成研習南音的湘靈音樂社副社長王碧玉（51歲）曾親眼目睹李氏基金，特別是已故李氏基金主席李成義對湘靈的幫助，對此心懷感激。
李光前去世後，李氏基金由他的長子李成義掌管。李成義和丁馬成是朋友，受丁馬成對南音那份熾熱之心所感動，李成義經常毫不遲疑出手扶持湘靈。
王碧玉記得1985年左右，丁馬成帶她去見李成義。湘靈音樂社當時正准備組織一團43人到台灣巡回演出10天，在台北、台南、基隆、鹿港等地呈獻13場演出。
她記得丁馬成當時向李成義介紹了湘靈的台灣巡演計劃，李成義聽後問他需要多少錢，丁馬成表示希望能得到3萬元贊助，李成義二話不說便答應了。
王碧玉說，李氏基金在上世紀80年代是湘靈音樂社最大的贊助者之一，每次湘靈有演出，特別是出國巡演或參加比賽，李氏基金都贊助一部分費用，減輕湘靈的負擔。
她第二次會見李成義，是丁馬成患癌病重之後的事。丁馬成當時感覺到自己時日不多，決定帶著25歲的王碧玉去見李成義，一來讓李成義知道王碧玉是他選定的接班人，二來希望李氏基金的這位掌舵人在他離世後繼續支持湘靈。
丁馬成在1992年底去世後，李成義沒有忘記朋友的囑托，李氏基金在下來整10年時間裏，一直給予湘靈音樂社各種經濟上的扶持，一年至少贊助2萬元。
另一方面，湘靈曾到李光前的家鄉梅山演出至少三回，其中一次是在1984年。當時中國剛對外開放，王碧玉記得他們飛到香港後再乘船到廈門，之後到同安、南安等地巡演，到梅山演出時還住在李光前家鄉的別墅裏。
六君子及時搶救
革命遺址晚晴園
曾經是同盟會會員的李光前，1937年3月16日和中華總商會的另五位董事周獻瑞、李俊承、陳延謙、李振殿和楊吉兆，一起以5200元買下見證了孫中山成立同盟會新加坡分會的晚晴園。
當時的晚晴園在曆盡滄桑後已破敗不堪，若不是李光前等六人具備曆史文化眼光，及時出手搶救，新加坡恐怕早已失去這麽一個具有厚重曆史感的珍貴文化遺址。
原名“明珍廬”的晚晴園，有一段充滿吊詭的曆史。這棟維多利亞式別墅，由保皇派粵商梅泉寶所建，後來卻成爲孫中山、張永福和陳楚楠等人秘密策劃革命的基地。
孫中山在晚晴園成立中國同盟會新加坡分會，起草同盟會章程，並在此策劃黃花崗起義（1907年5月）、鎮南關起義（1907年12月）及河口起義（1908年4月）。晚晴園可說是孫中山推翻滿清皇朝的重要曆史遺址。
不過晚晴園作爲革命基地只有五年時間。辛亥革命前一年，即1910年8月，張永福和弟弟張華丹便以5300元把晚晴園賣掉。
從張永福兄弟賣掉晚晴園，到中華總商會的六君子買下破敗不堪的老宅，這棟曆盡滄桑的房子前後易手12次，當中有一年還易手兩次。晚晴園在這段坎坷歲月裏，也曾被迫公開拍賣，或被人拿去抵債。
盡管曆史曲折迂回，晚晴園這棟有故事、有記憶的百年老宅，始終是早期本地華人直接參與辛亥革命的最有力佐證。百多年來，世界風起雲湧，經曆了數不盡的變遷後，晚晴園依舊矗立原地，在飽受滄桑和歲月磨砺後越發有魅力。
1937年至1951年，晚晴園曾是中國國民黨支部的辦公室，之後成爲中華總商會的産業，2009年交由國家文物局管理，成爲孫中山南洋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