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年，本刊策劃推出了由知名作家劉檸執筆的書評欄目“中日短長書”，主要介紹與日本、日本文化以及中日關系有關的書籍。第一期介紹的是文彙出版社今年10月出版的《巨浪下的小學》。該書記錄了8年前日本“3•11”大地震中，宮城縣石卷市大川小學84名師生殒命的事故及後續故事，從中可以窺見日本社會鮮爲人知的一面。
巨浪下的小學
(英)理查德·劳埃德·帕里 /著
尹楠(譯)
文彙出版社
2019年10月第1版
8年前發生的“3.11”巨震，是日本史上的最大地震，也是地震學史上烈度排第四的強震。這次地震改變了日本和世界的地圖：地軸偏離了2.5英寸，日本列島向美洲大陸方向移動了13英尺。隨之而來的海嘯，最高時達16英尺，綿延400英裏的海岸地帶化作人間地獄：“令人想起1945年8月的廣島和長崎，只不過水代替了火，淤泥代替了灰燼，魚和淤泥的腥臭代替了燒焦的木頭和滾滾濃煙。”
“3·11”大地震後的宮城縣鳥取市附近
地震、海嘯和核泄漏並發的“三位一體”複合型災難，吞噬了2.2萬條生命，導致近50萬人流離失所，之後被日媒定位爲與戰敗、“泡沫經濟”崩潰並列的戰後日本第三次危機。在這場危機中，位于宮城縣石卷市釜谷山腳下的大川小學校84名師生的殒命，從表面看，是僅占1/260的“局部”問題，但這個局部卻微妙地折射了包括司法制度在內的日本社會堅硬的現實，以及國民的文化心理結構，它不僅是整個災難的縮影，同時也是一個如假包換的文化人類學“標本”。這個“標本”提醒人們：“在日本富有和秩序性的美麗外表下，仍然存在我們看不見的力量，統治著這片土地。”（《紐約時報》書評語）
震災過後的石卷市立大川小學校
2011年3月11日下午，巨震發生後，大川小學校的78名學童，在副校長石坂俊哉、教務主任遠藤純二、校秘書和護士等12個“大人”的帶領下，集中在教學樓前的操場上“避難”。正如我們在絕大多數日本地震中所看到的那樣，小學校的教學樓在裏氏9級的巨震中完好無損（後被海嘯沖毀），樓前的操場是地方政府指定的避難場所。學校離追波川的入海口約5公裏，而教學樓背後，就是釜谷山，上山只需5分鍾。從巨震發生，到海嘯襲來，有50分鍾的間隔。如果大人們做出了正確決策的話，應該有足夠充分的逃生時間。但現場的最高責任者石坂副校長，根據不久前修訂過的防災應急手冊中的規定，要求全體師生在操場上“待命”……悲劇發生，84名師生在海嘯中喪生，也包括指揮者石坂自己。雖然地震與海嘯是天災，但84名師生遭巨浪吞噬的結果卻是明擺著的人禍。
《巨浪下的小學》的作者、英國記者理查德·劳埃德·帕里，是《泰晤士报》亚洲主编、东京分社社长。作为旅日逾二十年的“日本人民的老朋友”，有西方和日本的双重视野。在对事件的调查过程中，他发现并非所有的受害者亲属，都有求真相、讨说法的诉求，这一点令他感到困惑。事实上，在50多個失去孩子的家庭中，真正站出來，以法律武器追究校方及其上級教育行政主管部門責任的，只有19個家庭。且即使這19個家庭，也是百般糾結，最終趕在到達民事訴訟法律時效前的最後一刻，才向仙台地方法院提交了訴訟狀。
在進入訴訟程序後的調查取證階段，“舊世界的最後一小時”內所發生的種種，開始浮出水面，“人禍”屬性昭然若揭。原告方在真相呈現的基礎上，試圖追究校長柏葉照幸及其上級行政機關的“過失”（kashitsu）責任，而不僅僅是“怠慢”（taiman）的問題。可被告方卻百般辯白，拒不認賬。一如在新聞媒體中常見的那樣，校長和教育委員會的官員道歉時態度特別誠懇，鞠躬到位，但涉及關鍵問題時，則措辭謹嚴，僅承認工作中存在“粗心大意”（taiman）問題，而力拒在此之上的各種質疑。
訴訟戰一直打到仙台高等法院。在國內外輿論的支持下，原告方終于勝訴——電視新聞中，三位遇難學童的父親打著的標語上寫著：“我們贏了”“孩子的聲音被聽到了！”但就訴訟結果而言，只能說是一種別有滋味的“勝利”：原告方所要求的23億日元賠償標的，被砍到14.3億日元（每個受害家庭約獲6000萬日元賠償）；沒有人對應急手冊的漏洞承擔責任；對教育委員會當局的逃避責任、破壞證據，及唯一從現場逃生的教務主任遠藤純二的作僞證等問題，“法院選擇了保持沉默”。事件後，“石卷市政府或教育委員會中沒有一名雇員因此被解雇、處罰或正式批評。毀壞了幸存孩子采訪記錄者，反而在第二年被提升爲石卷市另一所小學的校長”。
仙台高裁前宣布判決結果的受害者家屬
對此，深谙日本法律體系、並擁有西方坐標系統的作者寫道：“日本的民事司法體系與民主一樣，從表面上看無可非議。法官都是獨立的，鮮有人聽說賄賂和恐嚇。但是，這一體系的核心偏向維持現狀以及支持它的私人和公共機構。”正如受害者對真相尋求並沒有那麽“較真”一樣，法庭則更傾向于“調整”，以平衡訴訟雙方的利益訴求。
《巨浪下的小學》作者理查德·劳埃德·帕里
其實，早在半個世紀前，學者丸山真男便洞察到日本社會結構中的所謂“無責任體系”問題，指出在近代主體意義上，也就是作爲有自由和獨立判斷的個體，對自己的行爲後果承擔起責任的意識的缺失。而這種主體意識恰恰是近代國民形成的精神基礎。“無責任體系”造成的後果之一，就是“壓抑的轉移”，即將自上而來的壓迫感，肆意向下發泄，依次形成轉移，由此來維持整個系統的平衡。現代日本的一系列問題，從策動戰爭，到“3·11”巨震中的核泄漏，或多或少，都存在這種隱性的邏輯鏈條。
某種意義上說，“大川小學事件”也是類似的“無頭案”，是一種被巨浪擊碎後的現實呈現而已。
劉檸：作家，譯者。北京人。大學時代放浪東瀛，後服務日企有年。
獨立後，碼字療饑，賣文買書。日本博物館、美術館、文豪故居，欄杆拍遍。
先後在兩岸三地出版著譯十余種。
編輯：陳蘊青
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