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真正的母語到底怎麽了？”
最近翻閱《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在今年2月22日一則專欄，看到一行這樣的標題“Whatever happened to Singapore’s real mother tongue？”其實是副題，大標題卻是“Mandarins for Mandarin”。一時不很清楚是什麽意思，大概是“官員們支持華語”。往下讀文章的內容，原來要說的是：新加坡在政府推行華文爲母語的語文政策與教育體制下，真正的母語如今卻命運如何？
專欄指出新加坡當年所制訂的語文政策下，規定從1987年起所有學校用英語做爲教學媒介語，學生自己的母語（華文、馬來文及淡米爾文）爲第二語文，結果造成了華族家庭祖孫兩代之間語言的隔閡，而至無法溝通。因此，許多年輕人爲了跟祖父母交談，紛紛上專以英文教授福建話、潮州話和廣東話的網站，學習方言來彌補這個沒有共同語言的缺陷。
文章作者說：華文爲母語的政策配合了每年一度的講華語運動，導致新加坡華族原有的方言被中國北方通用的語言取代，而至消失了。如今，以一對年輕夫妻檔李慶耀（Eugene Lee）與姚寶蓮（Ski Yeo）所設的網上教學平台LearnDialect.sg、視頻網站Youtube、以及社交網站Instagram受歡迎的程度，可見新生代的新加坡人正熱衷于他們“ 以往的母語”（former mother tongues）。
專欄突出新生代新加坡華族借助先進網絡科技解決華社的這個老問題，同時也托出另一個新加坡語言教育“始料未及”的新局面，那就是英語應用的發展格外迅速，根據最新統計：英語已成爲70%各族小學一年級學生的家庭用語。
很意外的，《經濟學人》雖將焦點放在“方言才是新加坡華族真正的母語”的論點上，卻沒觸及新近（之前一個月）英文與華文媒體上熱議“英文已成爲新加坡人的母語”，相對來說更重大的課題。文中也沒提及退休教授陳美英1月2日在《海峽時報》言論版發表的《英語、母語和新加坡身份認同》（English, Mother Tongue and Singapore Identity），經《聯合早報》翻譯後轉載，在華文圈子裏引起一陣強烈的反應與議論，都不認同她的看法。（沈裕尼：《新加坡人特質與母語定位的迷思》《聯合早報》1月8日；李正名：《英語是新加坡人的身份認同，是主流偏見還是事實？》https://www.redants.sg/perspective/story20200108-3535，1月8日；胡林生：《共通語和母族語文的定位問題》《聯合早報》1月11日；嚴孟達：《李光耀不一定會高興》《聯合早報》1月12日。）
陳美英提出英語爲新加坡人的母語這說法，是根據南洋理工大學副教授陳穎芸2014 年的一篇題爲《英語爲新加坡母語之一》（English As a Mother Tongue in Singapore）學術論文所得的結論，同時也用了教育部公布的報告：從1999年到2019年， 各種族小一新生在家裏講英語的比率高達71%。陳美英曾是本地著名英語話劇演員，文章富于感性的筆鋒中流露出一股興奮、欣慰，對英語已成爲絕大多數國人家庭裏的通用語，深感鼓舞的情緒溢于言表，覺得我們的人民正“奔向新加坡獨特性”（rushing towards Singaporeanness）。呼之欲出的是：當所有的新加坡家庭都說英語的時候，我們建構新加坡身份認同之大業就功德圓滿了。
我從網上尋索到陳穎芸的論文，細讀之後覺得她論述中有一定的學理根據。自認不常用華語的陳穎芸綜合了幾種語言學家給“母語”所下的定義，加以調整修改，列出了以下四項界定母語的准則：一，語言的繼承；二，語言的專長；三，語言的功用；四，語言的認同。
一，語言的繼承：指一個人生長時所繼承的一種或多種語言，而他有權利不接受所繼承的。二，語言的專長：指對一種語言說話、書寫與理解方面的駕馭能力。三，語言的功用：是指在個人領域裏，那可自行選擇的語言中最常應用的，其功用可以通過四個方面表現出來：家居語言——跟一起相處生活的人（但未必是家人）所用的語言；消閑語言——消遣、娛樂活動如電影、電視、遊戲時所選用的語言；親密語言——與知交朋友和伴侶之間溝通用的語言；自我語言——是人自言自語、跟自己說話，例如數數時用的語言。四，語言的認同：指個人族群、國族、文化或自我身份認同的方式，而這方式不需要外在的承認和肯定，或者以任何文化傳統爲根據。
這位語言學及多語言研究的教授用以上的原則，設計了一項調查，搜集了436 份各族年齡各異的新加坡人完成的問卷，做了深入數據統計與分析後，所得到的結果是：在新加坡尤其是年輕人當中，英語已符合上述的四個准則，有足夠條件成爲新加坡人的母語。
李顯龍總理去年10月在講華語運動40周年慶典上，引用了教育部的資料，指出越來越多華族家庭裏的主要語言已轉向英語，新加坡的雙語優勢正在相對減弱。同時強調必須加倍努力，鼓勵國人把華語融入日常生活中。
面對這樣大勢所趨的局面，我們能做什麽呢？我們盡管堅稱華語爲母語，無論如何加倍努力，也很難扭轉乾坤，改變新加坡華文水平低落的趨勢。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長期以來，華語、華文母語、方言、英文、身份認同一直成爲熱議的課題，問題似乎總是越辯越糊塗，至今還無法厘清。
陳穎芸教授的調查結果與李總理表達的憂慮，對很多人來說，一點兒也不意外。這些年來，我自己也曾經在華文與英文媒體論壇上參與過議論，所以對各方面的看法有一定的認識。記所得有一回，《海峽時報》（1992年2月23日） 評論員蔡美芬，曾是英國頂尖大學的高材生，在一專欄裏開宗明義宣稱：華語不是她的母語，潮州話才是。盡管政府不斷強調華語爲繼承傳統價值觀最佳的語文，對她來說，有了潮州話與英語已綽綽有余。其中的潛台詞似乎是：別來煩我說非學華文不可。當時，我回應了一文（1992年3月1日）指出：不用華文而用潮州話是非常個人化的選擇，無是非對錯，但因兩者都以中文書寫形式爲本，就不能當作毫不相幹的東西，更不可用來作議論的依據，離開這個基本原則就無從議論了。
雖然新加坡教育政策將各種族自己的語文定爲“母語”，但這分類法用到華族群體，似乎跟實際情況有相當的出入。許多華族，尤其是不谙華文的群體，對教育部以華語爲母語的定位，非常不以爲然，不滿當局將他們不承認是母語的華語強加于他們身上，覺得本地最通用的閩、潮、粵三種方言才是真正的母語。有人甚至抗議學校該教的是方言而不是華語。這種強烈的情緒相當普遍， 曾有一次以大型專輯的篇幅見于《海峽時報》副刊（1999 年6 月12 日）。專輯封面用了大標題Chinese box，一個耐人尋味的詞語，令人想起“潘朵拉魔盒”（Pandora box）——希臘神話裏那個裝滿災難和禍害的盒子。封面還加上一行小標題：《新加坡式英語是母語》，翻開裏面有橫跨兩頁的顯眼標題：《其實華文未必是母語》（Actually Chinese may not be mother tongue），貫徹全版特輯的基調是：無論如何，把華語當作新加坡華族的母語是錯誤的。
那時，我寫了一篇短文回應了報館（1999年7月5日），指出：在新加坡確實有許多人不能把華語，甚至父輩、祖輩的方言當母語看待，因爲他們缺乏華文書寫的能力，而且這場辯論完全是由華文學不好或不願意學華語的人所引起的。事有湊巧，此刻美國哈佛大學中文教授李歐梵正好在新訪問，《海峽時報》記者便請他對這場辯論發表意見。他說：“ 母語必須具備講話和書寫的形式。若只從口語的形式來認識母語的話，定義就太狹窄了。當我們說某人通雙語，意思就是他通曉兩種語文講話與書寫的形式。”（1999年7月24日）。
後來，李教授在香港《信報》發表了《新加坡的語言問題》一文（1999年8月11日），這樣寫道：“ 到底母語值不值得爭論？ 某種方言作爲某地區華人的母語，當然是天經地義的事。問題還是在于是否要考慮書寫語言， 如果不考慮， 新加坡的母語又是什麽？ 方言拼音？ 或幹脆承認是英語。……只是爭方言的地位並不能解決問題，因爲方言的背後仍然是文化——地方文化。”
接著，我寫了《母語值得爭論嗎？》評論文章，發表在1999 年11月的《源》。文章分析了“反對華語爲母語陣營”堅持母語不包括書寫部分的偏差。顯然，對于始終堅決否定書寫爲母語須具備的形式的“華語非母語論者”，要跟他們理論是枉費心機，不會有結果的。
那是20多年前的事，當時李歐梵教授和我認爲不值得爭論的母語問題，如今也許真的無需再爭論了。從1987年的教育政策實行至今，根據陳穎芸教授所得的結論：英文在大多數國人的生活中，已從“第一語文”提升至“母語”的地位，取代了華語。另一方面，華文並不如當初所期望的那樣，讓華族學生成爲雙語、並在國際舞台上具有雙語優勢的人才。很可能，我們原有的雙語優勢如今不僅是“相對減弱”，而實際上是降低到不值一提了。華族精英者多不精華，更令人擔憂的是既不精英亦不精華者，人數似有增無減。顯然，多年來的雙語教育，加上已持續了40年、耗盡龐大資源的講華語運動，並未曾提高我們的華語的水平，更不用說保住本來應該有的優勢，所獲得的成果卻是讓新生代的新加坡華人失去用方言與祖輩溝通的能力。
對《經濟學人》“新加坡真正的母語到底怎麽了？”的提問，答案很簡單：已經是英語了。
（作者爲資深文化工作者、曾任《海峽時報》雙語版編輯兼翻譯組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