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就要過年了。
對于大多數中國人、尤其是北方人而言,過年總是跟“餃子”這種食物脫不了關系。比如最近我就時不時的接到老媽的電話,說今天又是某個千奇百怪的日子,需要吃餃子。
我只是到了年節才偶爾吃頓餃子。而中國海軍就不一樣了,他們一年四季都在忙著“下餃子”,而且不亦樂乎的下了將近10年,至今也沒見有“吃膩”的迹象。
據公開資料顯示,就在剛剛過去的2019年,中國海軍新下水了24艘水面艦艇,其中僅“盾艦”(裝備有源相控陣雷達的防空驅逐艦)就有10艘——這是個什麽概念?除了中美以外,世界上其他國家海軍裝備的盾艦就沒有超過6艘的。
在甲午海戰的炮聲消逝不到百三十年、在八十多年前日本人的炮艦還橫行無忌于長江中遊、在我們爲“銀河號”事件憤懑屈辱不過二十余年後,重新強大起來的中國海軍已經足以捍衛祖國的萬裏海疆,而且必將不斷的挺進到更深更藍的大洋。
不過近現代史不是我的菜,我也沒有撈過界的想法,所以還是回到熟悉的領域——在中國古代沒有海軍的說法,而是叫做“舟師”或是“水師”。作爲傳統的陸權國家,其實中國很早就發現了海(水)路及相關軍事力量的重要性,《周易》中就有“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的記載,到了春秋時期更是直接在水上開戰。公元前549年,“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左傳·襄公·襄公二十四年》)这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场水战;而在64年後,則爆發了中國曆史上的第一次海戰——吳齊海戰,“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左傳·哀公·哀公十年》)
吳齊海戰比第一次布匿戰爭中,羅馬與迦太基間爆發的那場著名的海戰,還要早200多年。
在此後的2千多年裏,華夏大地上不知燃起了多少次戰火。但說實話其中絕大多數與水戰、尤其是海戰不沾邊,但唯獨兩個區域是例外,那就是遼東(包括朝鮮)和東南地區。只要這兩個地方發生戰爭,海陸並進是常規操作套路,因此在海上掐起來也就不奇怪了。像是著名的白江口之戰、露梁海戰就發生在朝鮮海域,而崖山海戰、澎湖海戰則分別發生在南海和東海。
與之相比,唐島海戰的名氣就差多了。其實這也沒啥奇怪的,像白江口之戰是中日兩國間的第一次交手、露梁海戰被宇宙國吹上了天,名氣自然要大些;崖山海戰則亡了南宋、澎湖海戰在事實上打垮了鄭經,意義也更加重大;而唐島海戰雖然在參戰規模、戰術應用以及戰果等方面毫不遜色,甚至猶有勝之,但在戰略角度只能算是一場局部勝利。即便是在後世被稱爲金主完顔亮四路伐宋一戰轉折點的采石之戰(這是一場發生在長江上的水戰),其實也有過譽之嫌——其實真正打敗女真人的,是金國的內讧。
更何況相比領導了唐島海戰、出身潑皮悍匪的李寶,幾乎在同期打響的采石之戰的指揮者虞允文,那可是個根紅苗正的儒生、文官,在史書中理所當然的享有“親兒子”待遇。相比之下,李寶和唐島海戰就算沒被刻意雪藏,也沒法跟人家搶風頭。
但是作爲火器應用到軍事領域以後,世界上爆發的第一場大規模海戰,唐島海戰還是非常值得一說的。
背景:鮮爲人知的金國水師,其實沒我們想象的那麽差勁。
提起當年曾經縱橫中原、一時無敵的女真人,我們可能會想到凶神惡煞的武士、陷陣無數的拐子馬、只能用天靈蓋應付的狼牙棒,或者是戲台上金兀術揮舞的那把大斧頭?反正應該沒人會想到舟船、水師。
其實女真人與其他的北方蠻族還是有著一定區別的,比如他們的生産方式就兼有漁獵、農耕、畜牧等多種形式。因此女真人並非是完全的旱鴨子,對舟船也不是全然陌生,只不過生産和應用水平較低而已:
“黑水發源於此(長白山),舊雲粟末河。契丹德光破晉,改爲混同江。其(女真人)刳木爲舟,長可八尺,形如梭,曰梭船。上施以槳,止以捕魚;至渡車則方舟或三舟。後(完顔)悟室得南人,始造船如國運糧者,多自國往五國城載魚。”(《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二十一》宋·徐梦莘)
在完顔部統一女真、滅遼以及與高麗的戰鬥中,水軍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天會初年,女真烏底改部叛亂,齊王完顔宴“乃潛以舟師浮江而下,直搗其營,遂大破之。”(《金史·卷七十三·列传第十一》);比如在镇压辽东半岛的契丹、奚人反抗时,金将斜卯阿里便与敌交战于海上,“敌船已入于王家岛,即夜取海路追及之……竟破之,尽获其舟。”(《金史·卷八十·列传第十八》);比如金国在攻打高丽陀吉城时,“阿徒罕率众三十人夜渡,焚其营栅、战舰,大破之,遂下陀吉城。”(《金史·卷八十一·列傳第十九》)
這樣的戰例還不少,可以說當時女真人的水師在北中國幾乎是無敵的,基本沒有過敗績。即便是在後來滅掉北宋的戰爭中,由于宋軍的戰鬥力和戰鬥意志極其低下,金軍數渡黃河如入無人之境,乃有“南朝可謂無人矣”(《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十七》)的慨叹。不过自从女真人的铁蹄踏上淮河、长江流域以后,这样的好日子就算到头了。比如说著名的黄天荡之战就是金国与南宋之间的一场水战,虽然最后靠着汉奸给力,金国大胜宋将韩世忠,但其中颇多挫折,再不敢如前般骄狂。
不過此時金國實際上沒有占領江南的企圖,所以對于水軍的發展並不重視。直到好大喜功的金廢帝完顔亮執政時期,開始積極謀劃滅亡南宋。而要在河湖密布的江南作戰,建設一支能與南宋水師相匹敵的水上力量就成了當務之急。
由于僞齊劉豫向金國獻上木作戰船的制造技術,所以完顔亮此次造船在規模和技術上有了很大的進步,達到了金國造船史的最高水平——金正隆四年,完顔亮遣工部尚書蘇保衡、侍郎韓錫、郎中張參預在通州潞河(今通州北運河)大規模造船,水軍老將斜卯阿裏、都統制徐文也奉命監造。同時,金國還想辦法從造船技術先進的南宋招募了大量的人員:“淮、浙奸民倪詢、梁簡等教金造舟,且爲鄉導。”(《宋史·卷三百七十·列传第一百二十九》)种种措施使得金国所造战船的质量和性能都有了很大提高,自认为拥有了与南宋水军一较高下的能力。
到了完顔亮四路伐宋時,作爲其中一路的浙東道水軍已經擁有700多艘戰船、水軍7萬余衆。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船只在內陸河湖伴隨陸軍行動,比如在正隆三十一年金軍北渡淮河時,于“泗州淮河岸下擺泊舟船數千只”,再後來被迫撤軍時大量焚毀船只,但仍有“燒不盡橋腳船二千余只”(以上均引自《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百九十五》宋·李心传),其水师力量之雄厚由此可见一斑。
國難出良將——親手導演唐島海戰大捷的名將李寶,其功不在虞允文之下。
紹興十九年,金國平章政事、海陵王完顔亮發動兵變,殺金熙宗並自立爲帝。完顔亮好大喜功,一門心思想滅亡南宋,成就不世之功。
到了紹興三十一年,完顔亮自覺准備已經充分,便兵分四路大舉攻宋,史稱“海陵伐宋”。不過所謂的四路攻宋,其實進攻川陝的西路軍和攻打荊襄的中路軍兵力並不多,目的上更多的也是拉開架勢嚇唬人,同時起到牽制南宋兵力的作用;而完顔亮真正打算用來亡宋的主力,則是由他親自率領的、由壽春攻擊淮南,之後渡江直插江南的東路17萬大軍,同時由浙東道水軍都統蘇保衡率領的水軍將由海路迂回包圍臨安——完顔亮顯然吸取了30多年前金國南下江南“搜山撿海”,結果讓宋高宗泛海乘舟逃過一劫的教訓,這回搞了一手“海路合圍”,看這個長了副兔子膽的宋人皇帝還往哪兒跑?
在南宋方面,趙構雖然聽說金兵的消息後又想逃跑,但是此時秦桧已死,其余黨萬俟卨、湯思退等又不成氣候,朝廷中的抗金派占據了上風。趙構被迫罷黜湯思退,啓用張浚,開始全面備戰。
此時的宋軍已非靖康年間那般不堪一擊。先是名將吳璘痛擊金國西路軍,並乘勢相繼收複秦、洮等16州;荊襄戰區雖然初戰不利,但大將成闵很快率3萬援軍趕到江夏,穩定住了長江中遊防線。不過在決定性的東部戰場,宋軍卻是一潰千裏,和州、廬州、揚州等重鎮相繼失陷,完顔亮兵臨長江,與滅亡南宋只有一江之隔。
國難出良將——除了因一場“采石大捷”而被譽爲“戰伐之奇,妙算之策,忠烈義勇,爲南宋第一”的虞允文以外,時任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的名將李寶,實際上也曾挽狂瀾于既倒,拯救了南宋的覆亡。
李寶,乘氏(今山東菏澤)人,出身貧寒,原是市井間一潑皮。靖康之變後聚衆抗金,失敗後南下,後投奔嶽飛:
李寶,興仁府乘氏人也。少無賴,尚氣節,鄉人號爲潑李三。京中陷僞地,金人爲濮州知州,寶聚三十馀人,謀殺積壓州。歸南不捷,脫身走濠州,知州寇宏接引,差人伴送往行在。朝廷以方議和不用寶,欲送於韓世忠軍中,寶不願。會嶽飛來朝,寶以鄉曲之故往見飛,願歸飛。遂令寶同歸鄂州,以爲馬軍。(《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
後來嶽飛被害,李寶因非其嫡系,故而未受牽連。至海陵伐宋時,因偵知金國欲海陸夾攻,趙構爲保證海路安全,便授李寶以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之職,令其率水師駐紮在京師臨安周邊海域——名義上是讓李寶保衛海疆,但以趙構的德性,我估計他是爲了給自己留條後路。一旦事有不諧、臨安有傾覆之危,這貨必會效建炎故事,再度借李寶把守的海路逃之夭夭。
不過或許是身上的潑皮悍匪氣質使然,或許是深受故主嶽飛的影響,李寶絕非安分守己之輩,剛剛上任便向趙構請戰,要求主動出擊,將金國水師殲滅于國門之外。
當時南宋已經得知蘇保衡所率領的浙東道水軍有戰船700余艘、兵力7萬余人,而且完顔亮對其下達的“十月十八日到海門山入錢塘江幹了大事”(《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三》)的命令,对于宋人也不是秘密。在这种情况下,宋军主动迎战并非一个意外的选择,只是李宝能拿得出手的实力,甚至有些丢人现眼:
“高宗問:‘舟幾何?’(李寶)曰:‘堅全可涉風濤者,百二十艘。’‘兵幾何?’曰:‘僅三千,皆閩、浙弓弩手,非正兵也。旗幟甲仗亦粗備。事急矣,臣願亟發。’”(《宋史·卷三百七十·列传第一百二十九》)
除了戰艦比是1:5、兵員比是1:20的大劣勢外,李寶還對10月18日前金國水師躲在何處一頭霧水,只能去碰運氣。在這種極端不利的情況下主動出擊,要麽是莽撞無腦,要麽就是大智大勇——李寶當時的心態已經無從知曉,只是以結果論,他顯然屬于後者。
更古怪的是,趙構居然批准了李寶的請戰,還“賜寶衣帶、鞍馬、尚方弓刀、戈甲及銀絹萬數”。
當年8月,李寶率軍沿近海北上,途徑海州(今江蘇連雲港)時,正趕上完顔亮10萬大軍圍城。受守將魏勝所邀,李寶率水軍登陸,在新橋一帶兩次大敗金兵,解了海州之圍。而更妙的是,李寶在此聯系上了山東義軍,得知了金國水師正靠泊在膠西海域這一珍貴情報。
于是李寶繼續起航北上,並在10月下旬靠泊石臼島(今山東日照附近),並搞到了金國水師停泊地點的具體地點,即唐島(今山東青島附近)。
在戰前,李寶“遣(曹)洋與裨將黃端禱于石臼神,祈風助順”(《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百九十三》)——在那个年代的海战中,运气无疑是最重要的制胜因素。而不管这种战前的封建迷信活动是否灵验,此时的李宝显然拥有着让女真人无法企及的运气。
10月27日清晨,終于刮起了李寶期盼已久的南風,他當機立斷下令出擊,全速駛向唐島。而金軍因爲事先沒有准備,數百艘艦船都靠泊在唐島灣中,加上風向、訓練等原因,根本來不及出港迎戰。李寶趁機下令用火箭(箭支上附著火藥或火油)集火向上風頭的敵船船帆射擊,于是金國艦隊的那些延綿數裏的、刷滿桐油的船帆燒成了一片火海,再加上風勢的助力,徹底使金兵陷入了混亂,或被燒或被淹,死者不計其數。
隨後宋軍又使用霹雳炮(裝有火藥、石灰的紙管炮)近距離轟擊敵船,並跳幫進行白刃戰,最終大敗金國水師。
此戰中,金國水師主帥蘇保衡雖然逃脫,但他的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等均被繳獲,水軍副統制完顔鄭家奴等將領也被殺死,俘虜達3000人,還活捉了倪詢等三名漢奸。唐島灣裏的大火,足足燃燒了4個晝夜才告熄滅,足見戰況之激烈。
不過關于唐島海戰的戰果,宋金雙方的說法顯然不一致。
按照宋人的說法,唐島一戰全殲金國浙東道水師7萬余人,焚毀戰船700余艘。而在金國方面的記載,水師戰船的損失大概在半數左右:
“時蘇保衡爲水軍都統制,趨杭州,俾錫部船三百會廣陵。適保衡敗還,喪船過半,令錫補足之。時水淺,船不得進。”(《金史·卷九十七·列传第三十五》)
但不管怎麽說,金國水師都無力再戰,解除了對南宋的威脅。所以在戰後,宋高宗聞報大喜,對李寶大加賞賜:
“上喜曰:‘朕獨用李寶,果立功,爲天下倡矣。’诏獎谕,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幟。除靜海軍節度使、沿海制置使,賜金器、玉帶。”(《宋史·卷三百七十·列传第一百二十九》)
而與唐島海戰幾乎同時爆發的還有采石之戰,正是這連續兩場的大敗徹底摧毀了女真人滅亡南宋的信心。不久後金國爆發內讧,完顔亮被弑,金軍被迫北撤,南宋轉危爲安。
唐島海戰——對于金國而言,這是一場偶然中的必然失敗。
唐島海戰是一場典型的以弱勝強的戰鬥。表面上看,金國水師在戰艦性能、數量以及兵員都占據絕對優勢的情況下,輸在了情報、氣象以及戰前准備不足等問題上——這些因素其實都帶有一定的運氣成分,所以金國水師的失敗更像是一種偶然:“此天之亡我也,非戰之罪。”(《史記·项羽本纪》)
正是如此嗎?其實不然。
從金國浙東道水師有戰艦700余艘、水軍7萬余衆和李寶麾下艦隊有船120艘、兵3千人推斷,前者不但占據著數量優勢,而且還有質量優勢——相較于南宋水師,金國的船顯然要大得多。而無論古今海戰,大船巨艦的優勢都是顯而易見。事實上,在李寶戰後向趙構獻俘時,“因陳俘獲與所得百尺舟”(《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百九十五》),即金国战舰的长度能达到31米以上;而李寶所使用的海船“皆舊例所用防秋者”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百九十》)。所谓“防秋”,是指南宋官府招募沿海民船出戍海防要地,在当时的“防秋海船”中,鱽鱼船是最为普遍的一种,想必也是李宝也是主要依靠这种民间渔船,打赢了唐岛海战。
現在軍事理論上有“30年陸軍,50年空軍,100年海軍”的說法,意喻海軍的發展與建設更需要積累和傳承,也是在強調建設一支海軍的艱難。古代的水師固然與現代海軍的技術含量相距甚遠,完顔亮也不惜投入大量的人、財、物,在短期內使金國水師形成了一定的規模,但若想在情況較之陸戰複雜得多的海戰中取得勝利,這些仍然還是遠遠不夠的。
相比一輩子都洗不上幾次澡的蒙古人、吐蕃人,女真人與水的淵源要深厚得多,但是跟與江河舟楫打了幾千年交道的漢人相比,他們在水(海)上的造詣還是顯得過于鮮嫩。
比如雖然完顔亮招募了一大票漢奸和出身漢族的技、戰人員,使得金國水師的造船技術、航海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在一些致命的細節上卻依舊懵然無知。
而細節往往才是魔鬼,細節往往才決定成敗。
比如金國水師“皆獨桅,用夾油絹爲帆”(《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七》),而南宋海船却普遍使用双主桅,兼用布帆、利篷,使得后者的机动性远强于前者:
“風正則張布帆五十幅,稍偏則用利篷,左右翼張,以便風勢……大抵難得正風,故布帆之用,不若利篷翕張之能順人意也。”(《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四·客舟》宋·徐競)
除了機動性的差距,夾油絹更易燃燒,這也是個嚴重的設計缺陷,並最終導致金國水師在唐島海戰中吃盡了苦頭。
在風帆動力時代的海戰,風向的順逆對于戰爭的結果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順風一方的戰船具有更高的速度,武器的射程和威力也更大,而逆風一方則正相反,甚至可能處于被動挨打卻無法還手的境地。
而在秋冬季節,我國的東南地區通常刮北風、偏北風的幾率更大,這無疑對于來自北方的金國水師是更爲有利的一個自然條件。而李寶的船隊就因爲風向的不利一度被迫停航,直到9月23日,才得以“以舟師發明州關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百九十二》)。
但顯然,女真人因爲航海技術和經驗的不足,完全沒有重視風向這一至關重要的優勢——他們在7月中旬左右即抵達山東海域,但直到10月初,仍未利用有利的風向迅速南下。所謂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所以到了10月中下旬,磨磨蹭蹭的金國水師終于打算南下時,又非常倒黴的遇上了南風,只好又縮回了唐島灣。
而李寶正是乘著這股從南邊吹來的“神風”,一舉將其擊垮。
再者,在現代通訊技術出現之前,水軍一旦出航幾乎就意味著信息斷絕,因此極端依賴戰前情報支持。在這方面李寶簡直就是給金國水師作出了最好的示範——戰前他就已經摸清了對手的基本動向;8、9月間,“邊士甯自密州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百九十二》),也就是说他派出的侦察兵已经在山东沿海转一圈之后,跑回来汇报了;在海州登陆作战期间,“伪知县高敞及前知县支邦荣降”(《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三十一》),高敞以及山东义军向李宝提供了关于金国水师最详细的情报,并使他下定了突袭唐岛的决心。
而金國水師自從得到了皇帝“十月十八日到海門山入錢塘江幹了大事”的命令之後,就躲在唐島混日子,對李寶來襲一無所知。
這樣一來,金國水師若是不敗,簡直就沒天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