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顯示，新加坡人對本國應對新冠疫情措施的滿意度在23個國家和地區當中排名第九，在亞洲地區則排第七。不同國家的受訪者也看好新加坡和中韓等國，認爲這些國家在擺脫疫情後會變得更強大。
4月3日至19日，商業與公共政策研究公司黑箱研究（Blackbox Research）與民調公司Toluna，先後對來自多個國家和地區共1萬2592名年齡介于18歲至80歲的公衆進行問卷調查，從國家政治領導力、企業領導力、社區以及媒體四個方面，測量民衆對各國、各地區處理冠病危機的觀感。
結果顯示，新加坡以48分滿意度與印度尼西亞並列第九，高于平均的45分。排在前八位的依序是中國大陸（85分）、越南（77分）、印度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59分）、馬來西亞（58分）、新西蘭（56分）、中國台灣（50分）、菲律賓（49分）。詳情請參閱：
此外，各國民衆普遍看好亞洲國家在疫情結束後占據更有利地位，歐美等國和伊朗的地位則會相對減弱。新加坡在這一環節獲得的信心投票多達42％。
各國民衆也希望在疫情結束後，六個月內實現全面經濟複蘇，推行醫療改革，並更加善用科技，追蹤接觸者。
爲何中韓新三國被看好
疫情最先緩和：中韓新三國采取嚴格管制
亞洲是疫情爆發最早的地區，中國在1月份爆發疫情後，韓國、新加坡等國家也在2月相繼出現了疫情。然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韓國的疫情已經基本穩定，盡管新加坡出現了勞工群體的暴增，但其本土社區感染人群依舊未出現大規模增長，域內快速和有效的防疫手段，成爲歐美等疫情嚴重地區參鑒的對象。
在防疫模式上，中國采取了較爲強硬的做法，除了對感染病例實行強制隔離之外，中國政府封鎖了武漢等重要疫區城市、實行企業和工廠全面停工的舉措，以犧牲經濟的巨大代價控制疫情的蔓延。
與中國不同，韓國、新加坡在國內防疫的措施顯得較爲溫和，對于境外輸入管制較爲嚴格。
新冠肺炎全球蔓延，新加坡的累計確診病例已經達到兩萬例，也到了防疫抗疫最爲關鍵的時期。疫情爆發以來，新加坡的醫療資源一直備受大家的關注，面對日益緊張的形勢，新加坡的醫院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很多人擔心，新加坡的醫療系統會不堪重負。
其實早在3月中旬，新加坡衛生部長顔金勇就表示，如果患者增加會將輕症患者送至隔離地點進行隔離治療。顔金勇說，新加坡的新冠肺炎感染者中有80%的患者爲輕微感染，之所以把他們全部留院，一方面是因爲病毒爆發初期，大家對這個病毒都不是很了解。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不希望患者四處亂跑，造成社區感染。
而隨著疫情的發展，新加坡衛生部門對于建立社區隔離設施的要求也更爲迫切。4月疫情發生第二階段暴發後，新加坡更是直接建起了“方艙醫院”。
圖片來源：Facebook
新加坡政府先是把位于新加坡東部的白沙職總D’Resort度假村改造成第一個社區隔離設施，並于3月24日開始運作。之後在短短10天內，已將原本住在醫院隔離，但病情早已經好轉，無需接受更多治療的386名病患轉往這一社區隔離設施。
隨著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增加，新加坡博覽中心（EXPO）被改建成第二個社區隔離設施，讓病情已經好轉，但體內還有病毒的輕症患者出院後在此繼續隔離，直到完全康複才回家。這也是EXPO有史以來第一次用作展覽以外的醫療用途。
此後新加坡勞工群體發生疫情暴發，政府將健康的勞工轉移到海上浮動宿舍，以保障他們的安全。此後更是在六天內，將占地超過四個足球場的新加坡樟宜展覽中心室內展廳改造爲擁有2700個床位和近290個隔間的第三個社區隔離設施，並已于4月25日接收首批病患。
對于出入境，新加坡則采取了較爲嚴格的管制，比如即將實行的任何國籍的短期訪客禁止入境新加坡或在本地轉機，已經實行的停止所有郵輪停靠本國港口，要求所有入境新加坡並出現呼吸道疾病症狀的旅客，不論近期行程如何都必須在關卡接受病毒檢測，並進行14天的“居家隔離”。
由于韓國疫情出現了爆發期，其在國內的防疫舉措上並不像新加坡如此“佛系”，但即便如此韓國也沒有采取大規模的封城的舉措，大部分企業和工廠依舊照常務工，部分地區和企業出現停工狀態。韓國總統文在寅更是對民衆作出承諾，會在兩周之內控制疫情。
在防控疫情的舉措上，三根本毫無可比性，主要原因是各國人口基數和國家民族性的並不相同，這也直接導致他們防疫措施上的差異。
中國是人口大國，僅湖北省人口便爲5,890萬人，較韓國全國人口還多了六分之一。作爲最先爆發疫情的國家，疫情爆發期又正好是中國春節期間。春運客流是中國人口流動性最大的周期，大城市前往各地的人潮是造成疫情擴散的重要途徑。龐大的人員流動量決定著中國防疫壓力是其他三國無法比擬的。
所以，采取封城、停工、停學是中國防止疫情進一步擴散最有效果的措施，但這一手段卻未必適用于日韓新三國。
與中國不同，韓新過去數月人流量不如中國之大、牽涉面積之廣，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疫情擴散的風險。
以新加坡爲例，在中國疫情爆發後，考慮到疫情並非是在新加坡本土內爆發，只要該國對出現較爲嚴重疫情的國家實行嚴格的出入境管制，不讓外界的病例有大規模的輸入本國的機會，並及時地在國內采取有效的醫療防護措施，這樣的手段一定程度上便可有效防止病毒大規模擴散的可能。事實上，新加坡的舉措與韓國大邱市嚴辦關口的舉措有著異曲同工之處。
而韓國經濟體量和人口基數較新加坡多，新加坡“一城模式”的防疫顯然是不夠的，所以在防疫之上也作出了更多舉措，例如擴大了對市民進行核酸檢測，利用手機APP和GPS定位系統及時監控隔離信息，並封鎖了部分地區關卡。
引入高科技防疫：中韓新三國的大數據防疫技術
中國在2月中旬推出健康碼，一周內很快在全國廣泛推廣。這一健康碼通過個人填報和政府後台信息對比，産生紅黃綠三個健康碼：
綠碼者可以通行，紅碼和黃碼者需要自我隔離。
依據中國政府制定的標准，用戶在健康打卡申報信息後，將各自領取到一張碼，該碼隨著用戶每天的狀況提交，也會隨著用戶所處位置區域和健康狀況的變化而變化。在中國的疫情防控過程中，健康碼成爲比身份證更加重要的通行證。
具備高密度的視頻攝像機，當中某些具有面部視別技術，除了較易追蹤公民的移動軌迹、出入場所外，面部數據還能綁定其他個人信息：手機、身份證、銀行卡等，爲管理部門所用。ka不僅得以追蹤確診患者的足迹，也能透過數據偵測其旅遊史，更能透過攝像機畫面，識別曾與確者患者接觸的其他人員，並借數據共享系統，傳訊告知其曾與確診患者同處一室，有必要進行居家隔離或篩檢。
不僅中國，韓國也在此次防疫中采用了大數據防疫的策略。與中國類似，韓國有著高密度的監控攝像頭，管理部門因此可借數據庫中的移動與錄像數據，生成受感染者的完整移動軌迹，交由政府公布。倘若人民曾到過確診患者出沒的場所，便會在手機上的新冠應用程序收到警訊，同時被通知篩檢。
而在新加坡，疫情暴發後政府嚴格追蹤接觸者，將國家監控與大數據相結合。一旦一個人的檢測結果呈陽性，新加坡衛生部的工作人員就開始詳細追蹤患者最近的活動，他們曾去過哪裏，接觸過誰。
政府官員會給那些人打電話，詢問並確認他們是否有任何症狀，以及他們又與誰有過接觸。
爲了追蹤接觸者，新加坡還推出了一款名爲“共同追蹤”（TraceTogether）的App，並鼓勵全體新加坡人安裝這款應用程序。當該App的用戶彼此靠近或互動時，應用程序會向彼此發送藍牙信號，記錄下相遇的距離和持續時間。該App將這些數據存儲21天，如果用戶受到感染，相關部門可以回訪這些數據。
此外，新加坡還推出了SafeEntry訪客登記系統，自5月12日起，全島所有複工場所都得采用SafeEntry訪客登記系統。
亞洲各國國民的民族性的差異也是各國防疫模式異同的因素
中國政府和人民之間強大的配合度是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這也讓中國政府的封城、停工措施較快得到了全國人民的理解，並迅速地在各地開展的一大原因。
與中國不同，由于受到歐美國家的影響，韓國與新加坡的部分價值觀與歐美國家一致，所以在制定防疫模式上，兩國既對強硬手段的有所顧慮，而他們各自的民族的特點也對其防疫模式起到了調適。
例如韓國，該國一開始也如歐美國家一般並沒有非常在意，不少民衆也沒有聽從建議戴上口罩。但在大邱疫情爆發後，韓國全國上下表現出了非常大的團結性，無論是在野黨、還是教會，都與政府比較配合，一致對抗疫情，民衆也主動戴口罩，聽從政府的建議和安排，整個國家的價值觀達到了空前一致。也正是這樣的團結性爲韓國政府的防疫工作提供了較大的助力，在不需要強硬手段的情況下，僅用兩周的時間便控制了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