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正街的東南向，夾在清芬與黃陂街之間的，是大興路。
武漢有著“買衣服去漢正街，買鞋子去大興路”的說法。圍繞著這一圈是鞋類批發交易的區域，而區域的中心，就是大興路 37 號的銀河鞋城，一棟擁有 20 多年曆史的老牌商場。
趙來民的辦公室在商場的頂層， 13 年前他買下了這棟樓，如今仍每天都來這裏上班。辦公室走進去，一間套著一間，擺放著各種各樣的雕塑玉石盆栽，最裏面是一個茶室。
在漢正街的很多地方都能看到溫州人的痕迹，溫州餐館，溫州城，浙商大廈……但最密集的仍是在鞋類批發産業，連大興路上的熱幹面店老板都知道，“銀河的大樓裏都是溫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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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來民是溫州樂清人。16 歲他就開始全國亂跑，內蒙古北京天津上海，學服裝，做裁縫，收廢鐵，做過各式各樣的工作。
百貨公司的時代，包櫃台一度非常流行，親戚廠裏生産的衣服，他再拿到商場裏包個櫃台挂上直接賣，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銷售鏈條。他在北京也就做過一段時間的櫃台生意。
“溫州人是水中劃，劃到哪裏就是哪裏，聽說朋友在這裏，聽說哪個親戚在這裏就來了。”
那時，他聽說有一個親戚在武漢開服裝廠當老板，就跟著去了武漢幫他打工。說是老板，其實一共就三台縫紉機，腳踩的。那時他剛剛 18 歲，每天穿梭在六角亭的服裝廠和武漢商場之間幫親戚送貨。
這樣做了兩年，親戚感覺沒有賺到錢，決定放棄不做了，打工的趙來民則順勢接手了這個小服裝廠。“咱們其實沒有選擇的，一步一步走，就先接了再說呗。”
趙來民出生于一個漁民的家庭，父親是當地頗受尊敬的船老大。但打漁的生活非常辛苦，“而且海裏面隨時會死人的好不好？”又苦又累又凍，他覺得自己不能一輩子幹這個。帶著家裏給的一萬塊，他就跑出來了。
“出來打工嘛，但打工其實是爲了某一天當老板。”
20 歲的年齡，當老板的機會突然就這樣出現了。而趙來民接手後，服裝廠的生意也一下子火爆起來，半年的時間內他賺了 20 多萬。
原因歸根結底，他承認，是原來的老板太過老實本分，進多少皮和料就生産多少衣服。他接過服裝廠之後，很快發現市場上對服裝供不應求，而三台機子的産量怎麽樣都跟不上了，他就直接跑到馬路上，中山大道的店裏，看中什麽款式就買下來，“把商標一換，明天拿出去，價格標高一點自己賣。根本不用經過工廠這一步。”
這樣的倒賣讓他的銷售量一下子大了許多，在款式上也比原來更有競爭力。服裝也做，時裝皮服也做，包了兩個櫃台，有時候一天就能賣出一兩萬塊的銷售額。
半年賺 20 萬是一種不太真切的感覺——那時能賺一萬兩萬塊錢就算是很不錯的。也沒有所謂的“大老板”。“溫州有句話，‘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白天在台子上縫紉，晚上台子下面隨便一鋪就可以睡了。這是他再熟悉不過的場景，現在他翻出大拇指內側，仍有一個不明顯的疤痕，是十幾歲在內蒙古當學徒的時候，做工時太困了被縫紉釘砸的。
那時還正時興“萬元戶”的說法，在老家做船老大的父親，也算是當地很有名氣的“萬元戶”，受到村民的尊敬。現在想想，趙來民笑笑，“我當時才應該是家裏最有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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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飛機有，但銀行互相不通點，這還蠻奇怪的，是這樣的一個社會。”
服裝生意做起來了，全國各地進貨的趙來民，時常要帶著幾十萬塊錢到處跑。沒有銀行也沒有彙票的時代，他就把現金綁在身上，上上下下塞著，時常提防著被人搶劫。
他記憶中最驚險的經曆是有一次趕飛機。火車把路給堵了，只得叫輛摩的繞路到機場。當時他身上帶著 10 萬塊的進貨錢，裝在一個紙袋裏，還塞了一件當時最流行的，夢特嬌的衣服。一上車趙來民就感覺有些不安，便故意說自己是記者，“廣東的記者”。
開了一會兒，他猛地發現前後都沒車了，幾個人把他夾在偏僻的田間小道上。“沒辦法了， 10 萬塊錢是要命的。”他一面回憶，一面聲調提起來，“那個時代誰見過 10 萬塊錢？”
被圍住之後，他試圖冷靜下來，下車和幾個搶劫的人周旋，還故意把紙袋的口開得大大的，丟在了車上，裝作自己沒帶錢的樣子。最後真的給他糊弄過去，在交出身上備用的 500 塊之後，得以脫身。“有個人還挺好，拿走 400 還打算留 100 給我。”
實際上，那個時代奇怪的點還有很多，一切都不甚明朗，商人以及經商這件事本身，都無法在社會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25 年前，我們住賓館要開介紹信，那是要單位開的，所以做個體的都不可能。外面覺得，你們經商老板都是沒職業的人。”
小時候調皮搗蛋，家裏的大人就會罵道，“再不讀書就送你當老板去”。那時最讓人羨慕的職業是公務員，但老家這樣的崗位非常稀缺。農村的孩子在地裏插秧，戴著公文包騎著自行車的人過去，叮當叮當按著鈴，“都是兩只眼睛發綠地看著他”。
事實是，沿海地區連可以種的地都沒有多少。溫州人就開始尋找各樣的出路，走私和偷渡一度非常盛行；而 80 年代開始，更是大批地往外跑，離開封閉的小農村。他也是其中的一員。
即便市場已經開放，趙來民也沒有權力辦服裝廠，他要挂靠在國有的樂清農機廠下，才能去工商局注冊；待到90年代自己可以辦廠的時候，他仍要印很多介紹信，“嘣嘣”蓋一下買一張飛機票，蓋一下住一下賓館。
“社會上有一段時間是很仇富的，也就是這十年，就是這屆政府開始搞反腐之後，可能真正不仇富了。再往前中國人都覺得，老板是腦袋削尖了詐騙人錢一樣的。人誰有這麽強大的呢？人真的不要社會認可嗎？沒這麽強大的，只不過你必須接受。”
有了第一桶金的基礎，他的生意迅速地擴展開來。
第二年他就辦了一個廠，機子從原來的 4 台增加到 20 多台，第三年翻成 100 台。三年的時間內，他靠服裝廠一共賺了 300 多萬。廠子也遷到了寶豐路，整整齊齊的廠房裏一兩百號員工日夜加工縫紉，服裝款式主要是向廣州看齊。也是那時，原本集中于二批貨倒賣的武漢服裝市場，開始出現了所謂的“漢派”服飾——即在武漢本地設計生産的一批貨。
他也第一次感到，自己可能“算是真正的老板了”。
志得意滿的趙來民作出了一個極爲大膽的決定——開商場。盡管溫州人開市場這個模式後來在全國遍地開花，但當時還很少有人做這樣的事情。
他記得當時自己在報紙上看到，有一個叫阿忠（音）的年輕人，在天津開了一個叫黃河道鞋城的商場，幾萬平方的面積，生意特別好。他就也想依樣畫瓢得也開一個，“溫州人嘛，就喜歡模仿”。
服裝廠 3 年和十幾歲開始在外闖蕩，前後十年攢下的所有錢，再加上借貸，趙來民在武漢橋西，繁華的六渡橋附近花 700 多萬投資了一個一萬多平的鞋類市場，選址是江漢區同益大廈，當時“武漢建得最漂亮的房子”。
與此同時，服裝廠也同時在持續運作，一並兩個公司， 400 多職工—— 25 歲趙來民達到了人生的第一個高峰。
但也只用半年，他就把 700 萬全部虧完了。
如果反思的話，他覺得自己當時是因爲太年輕，不知天高地厚；另一方面，他也不滿足于現狀，覺得一定要做得更大才可以。“企業不做大，蠻容易關門，今年不賺錢，明年不賺錢，後年不賺錢，發不起工資，三年就下去了。對于企業來說，錢就是血液。”
“你比如說我們還有辦法坐在這裏可以喝喝茶，幹個工作，這其實你要幹到一定的規模才能這樣。”
但這也意味著更大的風險。市場失敗不僅讓他本金全部虧完，他還欠了一身的債務，服裝廠因爲欠錢打官司也被法院勒令停業。他一度面臨要坐牢的風險。“第一個高峰咚地砸下來，就是一年不到的時間。”
當時的趙來民感到，自己已經對武漢死心。他跑回浙江，再向親戚朋友借錢，去杭州開了一個 100 台車的服裝廠，投資 100 萬。不過因爲生意環境水土不服，仍是半年不到又虧光了。
一番大起大落之後， 1988 年，身無分文的趙來民只得重新開始打工。他在以紡織工業聞名的浙江柯橋打工了一年，主要工作是給別人送布料，出攤，幫人每天開店關店。這也沒有延續多久，他的老板第二年也不幹了。他再次失業。
那年的新年，正月十五過後，家裏的人都走光了，只剩他一個，“多丟人，你混了一輩子，還好意思在家裏呆著？”
沒有地方可去，也沒錢租房的趙來民，只得投靠正在做服裝生意的弟弟。就這樣，他又回到了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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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人像泥鳅一樣，這讓他一開始感到很不習慣。在他看來，正是因爲從前繁盛的碼頭文化，五湖四海各樣的人見多了，這裏的人變得江湖習氣很重。一個武漢人向他口頭保證了什麽，他是絕對不敢相信的。
“他們說話方式就是這樣，‘我來噻！幹嘛不早點告訴我？’其實這話千萬別聽，他就是說一說，如果你有長輩在這裏，他們肯定跟你說，‘桌子上的話也算？’桌子上不是兩個人說話，兩個人說話還打折扣呢。”
“而且武漢這個城市，他特別欺負外地人……武漢人是這樣，‘個粑粑的，鄉裏人給老子滾去！’武漢人還打你，上海他不打你，消滅你肉體是最痛苦的，知道麽？”
他笑起來，說溫州人也不是好欺負的，抱團和武漢人打群架的事情是常有的。
弟弟的生意並不大，主要是在商場裏銷售 10 塊，30 塊的廉價的衣服。但這樣的鋪面他們開了很多，趙來民加入之後，開始在江漢路、航空路等地段租門店，統一挂上“真絲百彙廣場”的牌子，讓人留有印象，感覺這是一個頗具規模的連鎖品牌。
其中的一個店鋪開在武漢的老牌批發商城白馬商場。“白馬那時候很稀爛的，我在裏面租攤位賣衣服，倒攤位。”他看准了市場的淡旺季節，從中賺取差價，“這個攤位去倒，轉讓費 1 萬塊，2萬塊，把鋪面轉過來，再轉給別人，把那個鋪面再轉過來，再轉給別人，慢慢地做起來。就這樣子幹了十年，一直在白馬。”
90 年代的漢正街正處于上升期，經曆了兩輪大的開發改造和規劃建設，形成 69 個專業市場，年貨物吞吐量 150 萬噸，成爲華中地區最大的商品集散地。門面租金瘋漲，一鋪難求。
十年的鋪面倒手買賣，讓趙來民賺了五、六千萬，再加上一些押金貸款，他用一個多億的價格買下了白馬商場的兩層樓。
他在經營白馬鋪面的同時，2002 年，又租下了位于大興路的銀河大廈的一層地下室，在那裏開了一個床上用品市場，“這讓我真正走上開市場的道路”。然後一點一點，在 2006 年正式買下這個大樓，將銀河鞋城市場升級爲“世紀銀河品牌鞋業交易中心”。
“買鞋不用東奔西走，銀河鞋城應有盡有。”打著這樣的廣告語，銀河成爲了大興路的標志性建築，也給人留下了來漢正街批發鞋類就要來這裏的印象。
鞋城發展得很好。直到 2013 年，此時已經是幾億的身家的趙來民又作出了一個野心勃勃的投資決策。他與幾個溫州老鄉一同投資了武漢的海甯皮革城。幾人一共在這個項目上投資 10 億現金，趙來民自己則投入了 3 個多億。
正式開業前，他還作爲武漢海甯皮革城總裁接受過媒體采訪。身穿一件黑色的皮夾克，他說道，“我記得以前武漢人說起皮服就叫‘皮簍子’，就是一種取暖用品，‘簍子’是比較傳統比較呆板一點的皮衣。皮衣的觀念爲什麽在海甯皮革城發展得這麽好，規模這麽大，其實就是跟皮衣文化關系。”他還介紹，試營業當天就迎來兩三萬人，“超過我們廠家的的期望值”，看起來信心滿滿，一切都正在向好的方向發展。
然而，雖然在此前已經擴張到四個城市，這個在全國範圍內知名的品牌在武漢卻水土不服。
《中國經營報》2016 年報道，武漢作爲南方地區，冬季時間較短，對海甯皮革城銷售的皮衣皮草和羽絨服等冬季服飾難以形成全年的購買需求。
而隨著國家經濟形勢整體下行和皮革行業出現回落，加之湖北省內，特別是武漢當地存在多家冠以“海甯皮革城”的皮革市場無序競爭，武漢海甯皮革城開業一年就陷入巨大的危機和困難。
2013 年 10 月正式對外營業，曆經多次經營主體變更，皮革城一直未能走出虧損困境。2015 年 8 月，海甯皮革城公司正式接手武漢海甯皮革城的管理經營，但持續虧損的商場經營情況並未出現好轉，鋪位實際出租率反而從此前的 93% 下降到了 65% 。
對于趙來民來說，也意味著這個項目也徹底失敗，資金鏈斷裂，他所有的投資都打了水漂。比起合夥的幾個老鄉，他的損失還更嚴重些，因爲別人的資金大部分是自己的，而他則借了大量的外債。
在 40 歲的年齡，趙來民又一次破産了。四處舉債，“欠銀行一個多億，欠社會也一個多億”，他甚至想過讓在外國讀書的女兒休學回來。最壞的情況，他做好了入獄的打算。“這東西太殘酷，它是生死邊緣，就在地獄邊遊行——心態到財富都一樣，因爲有句話叫‘財命相連’”。
整個市場也在那時到達一個低谷，“銀行不貸款了，整個房地産市場波動很大。國企沒關系，遇到困難另一個把它一收就好，但民企很容易就死了。”
“然後中國的政策是不延續的，這屆中央上來一個政策，新的武漢市委書記上來又是一個政策……貸出來的錢款，下段時間就可以突然把錢拿走，說國家有政策，覺得民營企業風險太大，房地産的風險太大，就要拿走，你拿不出來就破産。”
這更將他逼入了絕境，2013 到 2015 年這幾年是他最低谷的時候，“徹底奔潰，在家呆了幾年沒出來。出來每天到這裏（辦公室）來一下就走了，回家睡覺去。”
這時他手上只剩下銀河鞋城的産權，雖然押給了銀行，但因爲海甯皮革城最終得以轉手，沒有變成死債，銀行允許他繼續經營，並用經營所得的租金來償還債務。而借由鞋城的生意，溫州人的關系網裏仍然有人願意借他一些錢，讓他能繼續做一些投資。
“蠻搞笑的，就是 20 年前，我開鞋城失敗了，破産。 20 年後真正讓我起來的還是這些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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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距離武漢海甯項目破産已經過去六年。如今擁有 500 多家店鋪的銀河鞋城是華中地區規模最大的鞋類市場，“它就是整個湖北省唯一的一個龍頭企業”。
趙來民陸續又投資了一些房地産和物流産業，後者是與中通合作——“中通第二大股東是我們樂清的”，共同運營倉儲管理的服務。後來的這一系列投資都比較順利。趙來民感覺自己終于算是慢慢地走出了當年的困境。
想起這些事，他只是覺得自己幸運。作爲在武漢時間最長的一批溫州人，他看到 90% 的人都落得很悲慘，“你看我這種人，十年賺來的錢，一年把它虧掉。每次都這樣，但能重新回來的又有幾個？回家回不去的大有人在，因爲他有幾十萬人在外面經商，你看不出來，都淹沒下去了，一代一代。”
爲了佐證自己的觀點，他指出，溫州在武漢做得最大的幾個老板，都在這兩年陸續倒閉，做了幾十年生意做到了監獄裏，“有個老朋友這個月剛放出來，上百億的，也是因爲虧損，也是銀行貸款還不出來，也是社會矛盾爆發。”
“瑩瑩你過來一下。”講到這裏，他往屏風後面叫了一句。趙瑩是他的女兒。“我平時和丫頭也不可能，也沒有氛圍聊到這些。”
趙瑩從外面走進來，她今年 24 歲，留著短發。她從小在武漢長大，幾年前從加拿大讀書回來，現在幫家裏的企業做事。
“我跟你說的兩個溫州人在這裏是巨頭，沒有人不知道。那也是爸爸的同一代人啊。”他說道，“我也沒辦法教孩子怎麽避開，我看到的就是規律……”
“那麽我就看到了什麽？別貸款。已經有了就珍惜，別貸款，少貸。”溫州人本喜歡拿著 一塊錢做一百塊的生意，但現在，他說自己再也不會做這樣的事了。這是他心態上的最大變化，“因爲我搞不過政策和規律。我不見得有那麽聰明，人性都認爲自己聰明，自信滿滿，其實是最大的陷阱。”
在他看來，溫州人是中國開放的先鋒，最終下場卻大多都這樣。
在市場開放之前，溫州人就已經開始了“投機倒把”的生意，“因爲我們會出海，做走私對不對？海上交易，台灣過來就沒人抓。”
“在物資匮乏的年代，是他們到處把這裏的物資賣到這個城市，再把這個城市的物資賣到另一個。我家生産，我兄弟就買我的衣服到外面去買，然後廠子才能做大，形成了一個生物鏈。”
“但以前說起溫州是個恥辱，是挖國家牆角的人，是擾亂國家市場。”
講到溫州人的創業史，趙瑩接過一句，“我覺得很奇怪，每次回去都覺得溫州很破。”她是土生土長的武漢人，每年只有在過年的時候會回溫州一趟。
她戲稱自己住在老家的“土豪村”，因爲一路過去都是破破的，但是房子修得很好，每一家都是別墅，後面緊挨著的就是農田。周邊這樣的村子很多。在田地不那麽充裕的村子，則蓋滿了自建的電梯小樓，各自靠得很近，可以從窗戶伸出手碰到鄰居家的外牆。
這些都是自家的土地，一棟樓不管蓋得多高通常就是同一家子人，樓上樓下都是親戚。在過去十年的時間裏，它們像竹筍一樣瘋狂冒尖生長，瓜分著溫州鄉下的立體空間。也能看到有些樓房蓋到一半就停工了，鋼筋結構都露在外面——這些往往是因爲這家生意周轉出了問題，拿不出裝修款，直到主人再想方設法賺到錢；有的則無限期地停止下去……
“溫州人沒把溫州搞好，在我眼中很可惜。”趙來民說，“ 79 年之前，我們這些人做走私的時候，國家就抓我們。溫州人抓溫州人很嚴格。比如我在外面賣服裝，服裝要離開溫州，稅務局的就要設關卡查你，發票呢？沒有發票就沒收，有發票又要問你，上稅了沒有？”
于是溫州人就逃離本地，把廠子搬走，去周邊的地區做生意，比如上海、義烏，“本來全中國最大的面料市場在虹橋，結果他又抓，這些人就跑到了紹興，現在變成了全世界的輕紡城。”至今，溫州仍沒有成規模的大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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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商永遠 99% 死，趙來民覺得自己也沒有機會功成身退。即便是抱著這樣的想法，他仍然希望下一代人繼續經商。
但他又覺得下一代人肯定守不住上一代的財富，“人都是犧牲在條件裏面，環境有空調，誰願意站在太陽底下去辛苦？”
這樣複雜的期待投射在趙瑩的身上，像是一個困局。
“溫州人家庭有一個很神奇的東西，從小也沒有人跟你說過你長大要做生意，但也沒跟你說你長大以後不做生意；然後你再選專業的時候，你壓根就沒考慮過我學個什麽專業，你直接就選了經濟。”
她記事的時候起，家裏就是在漢正街，住在旁邊很近的民權路上。但家裏生意什麽情況她並不知道。從幼兒園到小學到中學，她一直都是住讀，讀完就出國了。童年最深刻的記憶還是在寄宿老師的家裏，“就記得我當時被老師家的狗咬了一口，從那之後還挺怕狗的。”
對漢正街和家裏，她都只有一個疏遠的印象。她很習慣獨自的生活，她在一個地方做自己的事情，而父母在忙他們的事情。
但兩年前大學畢業之後，父母很快就讓她回來，先是挑了家律所讓她實習了三個月，“所謂要被社會揉捏一番”。現在則在公司裏給父親做助理，協調工作上的一些安排的事情。
家庭的影響讓她覺得自己也沒有什麽別的選擇，“我肯定對上班不感興趣，對做生意再不感興趣，就沒有事情可做了，對吧？總歸比朝九晚五要好一些，主要是比較自由。”
不過老一輩的經營想法，和她差別很大。在國外的時候，她覺得可以看到規範的東西特別多，一切都是有道理可循的；但當她回到國內，發現這裏的民營企業並不是這樣，“比如他說今天要開會，可是開會的主題是什麽，目標是什麽呢？他沒有一個提綱，就是想到哪裏說哪裏，一個小時的會變成了四個小時。”
“後來在公司呆的時間久了以後就會理解。也跟做的這個行業有關，這是一個市場批發市場，對吧？然後在漢正街，它本來就是一個非常市井的地方。包括公司的很多員工，因爲比如像樓管這些，人家本來就沒有太高的學曆，所以他的工作模式和習慣就是這個樣子。”
在她看來，父母那一代就是一幫人拉拉扯扯就把一個公司開起來了，野生又武莽。趙來民直到現在也常常需要去和商戶親自談判，“你沒法坐下來這樣好好說，你要把桌子一拍！然後這個事情就就解決了。”
但對于自己想做的事情，她卻感到了各方面的阻力。一方面是父親不斷向她灌輸的“規律”，“大老板也倒閉了，幾百億的也一夜之間垮掉了，那我還不如在家裏躺著，反正都是要倒對不對？既然這個樣子我還怎麽創業，我還不如乖乖的在家裏躺著。”
另一方面，她也深刻地感到，似乎不論怎樣，都無法做得比上一代更好。之前她考慮要加盟 LVMH 旗下的高端餐飲品牌 Cova ，也認識其在大陸地區的總代理，這是她的興趣所在，“我當時很想做這個東西”。
結果父親卻認爲這不是一個好主意，他和公司裏其他的“智囊團”開了個會，給她坐起來分析，一步一步地在一塊白板上給她演示，“意思就是我虧給你看”。信息、經驗和資源的絕對不對等，讓她感到很無力。
事情的後續也證明了趙來民是對的，做 Cova 總代理的公司過沒有半年，就進入破産清算，那個朋友也破産了，這更在趙瑩心裏加深了這個印象。
趙來民接受了商業的規律，可以面不改色的提到過去的那些失敗，只是在談及“在地獄邊緣”的體驗時，顯得有些含糊其辭；趙瑩面臨的則是另外一種無可奈何，她接受自己無法超越父輩的事實，就像父親接受做生意必有一死。
“本來我是一個有夢想的人，然後就被他弄得很現實，真是一件不好的事情。”現在她親戚全裏的妹妹也陸續畢業，長輩希望她能幫忙去遊說她們，“我就非常猶豫。”
“比如我有個妹妹，她想做服裝，搞個服裝廠這種東西，在我爸看來，這就是個沒有前途的東西。是我們二三十年前在做的事情，我們從那裏起家了，到了今天你爲什麽要回去做那個事情？”
在漢正街立足又在這裏生長，他已經覺得自己是一個武漢人了，但如今，趙來民卻很希望女兒能離開這裏，“我爸覺得武漢環境不太好，他比較想我去深圳搞金融。”
白馬那樣的批發市場早已成爲被淘汰的一代的記憶，銀河這樣商場型的市場接棒成爲主流；到了近幾年，武漢市政府意欲打造更高端的品牌市場，招商引入了漢正街所有市場都視爲威脅的雲尚購物中心，高聳的玻璃寫字樓在今年開業，而銀河鞋城所在的大興路，卻被列入了拆遷規劃之中。
“郭廣昌來了，哪還有我們的份？”郭廣昌是雲尚開發商複星國際的董事長。趙來民說：“我們只能做好自己的事情，盡量造大一點的船，寄希望在下一波浪潮過來的時候，不會被掀翻。”
題圖爲老銀河鞋城；及文內配圖均來源于：張依依/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